受影响 入组织 参加革命活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已经占领了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牟平、文登等地,其余的地区被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阀,还有土匪恶霸所割据。在我家乡周围地区就有自称“司令”的丁福亭、秦玉堂等地方势力派各占一方,他们对当地的群众横征暴敛,无恶不作,胶东的父老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为了拯救胶东人民,积极组织革命力量,开展地下斗争活动。
我的亲娘舅王廷显,在1937年～1940年期间,任中国共产党牟平县第十一区的区委书记。他和我大伯于长保,还有大叔刘汉民等共产党员,以我们村为中心开展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安排我父亲担任村长,表面上应付敌人和顽固派的“公事”,暗地里保护我党顺利开展工作。我大叔刘汉民以小学校长的身份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我们村也就成为我党地下组织的中心行政村,我们村的小学扩大成为乡中心小学。
在我舅舅的影响下,革命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扎根发芽,我向往成为舅舅那样的人。九岁那年我就当了中心行政村的儿童团团长,组织全村和学校的儿童团员为地下党站岗、放哨、送信。1939年春天的一天,相邻的神童庙村儿童团员张振英同学告诉我,他在祠母院后山达拉崮上发现一个石洞,里面有两筐手榴弹。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同儿童团员于会年、王克焕、张振英商量后,趁中午去山洞,每人拿了一个手榴弹回来。从那以后,我们站岗放哨就有了真正的武器。但是,我们在白天不敢拿出来,怕大人看见要去,只能在晚上带。后来被母亲发现了,我们才把手榴弹交给了校长刘汉民。1940年秋的一天上午,刘汉民校长交给我一封信,叫我送到离我们村二十多里路的口子村,亲手交给一个姓宫的地下党员。我中午就赶到了那个村,找到那个姓宫的人家,门却锁着,人不在家。我就坐在他家的门口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姓宫的人才回来。对过暗号,我把信交给他,他从衣服兜里摸了个铜扣子交给我,并嘱咐千万别掉了。回来的路上我老是用手握着铜扣子,惟恐丢失。当走到口子村东山口时,天已经全黑了,四周是黑压压的大山,耳边仿佛响着虎叫狼嚎的声音,吓得我心中怦怦直跳。那时我越害怕走的就越快,简直就是一路小跑,心里想着快点到家,好把那个扣子交给刘校长,表示我完成了任务。当我跑到离家还有三里路的招民庄村北头时,那里是葬死人的坟地,吓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出了一身冷汗。当跑到我们村头看到父亲在路上等我时,我都急得哭了。父亲亲切地安慰我说:“你今天一个人干了件好事,说明你已经长大了,应该高兴才对啊!”。这是我参加革命活动独立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那年我才9岁。
1940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由于坏蛋伪乡长的告密,土匪头子丁福亭派兵来抓住在我村和铁山村的共产党员。刘汉民等人在我舅舅的掩护下从后窗逃走了,而舅舅却未来得及逃脱而被捕。被捕的还有我同宗大伯于长保。我舅舅被捕后,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工作。我们儿童团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儿童团员,进行募捐活动,筹款供营救之用。舅舅和大伯在狱中虽然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强不屈。舅舅王廷显于1941年春,被国民党顽固派残无人道地活埋在腾甲庄南沙河里,大伯于长保被打死在狱中。这是在我心里深深埋下的另一颗复仇的种子。
受培养 穿戎装 立志从军建功
我家接二连三的遭到不幸,报仇的念头,在我心中像潮水般的涌动,几次想去当八路军报仇。可我才11岁,家里也因年龄太小,不同意我去当兵,结果未能去成。刘汉民校长多次教导我,不能只为个人报仇,现在你做好儿童团长的工作,也是在为革命工作。努力做好革命工作,就是为群众报仇。
1942年8月,我进了党创办的以培养干部为宗旨的全脱产军事化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整整待了一年的时间,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通过学习,我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我感到自己成熟多了。1943年6月份,我被调到牟海县[2]“各救会”[3]当干事。这期间,我直接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工作队。我所在的伊家工作队进村后,首先进行了访贫问苦和广泛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又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并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诉苦教育。组织群众与恶霸、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牟海县各救会冯牧会长为了培养我能够更好的工作,在1943年的10月又送我到东海地委训练班学习。1944年春节期间,我们训练班的同学和群众联合演出了紧密结合当时斗争形势的活报剧,形式生动活泼,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称赞,我也成了宣传活动的骨干。1944年6月份,我被东海军分区政治部文工团选中。从此,我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开始从事军队的文化宣传工作。
参加革命队伍后,在那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里,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作战。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文登、威海、牟平、烟台等地的战斗。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从渤海之滨打到长江以南。参加了著名的歼灭国民党五大主力之冠——张灵甫整编第74师的孟良崮战役,还参加了济南战役、潍县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等战役。先后荣立大小战功十余次。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怕牺牲、勇猛顽强、英勇善战,个人击落敌机四架,荣立一、二等功各一次,三等功两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一枚,军功章一枚,我带领的飞行作战中队荣获“余开良中队”的光荣称号。
[1] 现山东省乳山市诸往镇孙家夼村。
[2] 现在的乳山市
[3] 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群众组织的领导总会。
为革命 别慈母 忠孝难能两全
在谈到我战斗的童年,争做革命者的同时,不能不想到敬爱的母亲。
我的母亲勤劳、善良,富有同情心。她很同情穷苦人,有时在家吃饭,门口来了讨饭的穷苦人,她宁肯将自己的那份饭不吃,也要送给讨饭的人。有时我就问妈妈,你都吃不饱,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呢?妈妈把我叫到一旁,怕让管家严厉的爷爷听道,小声地告诉我说:“人是需要帮助的,他们穷才出来讨饭,肚子饿的滋味不好受啊!”她富有正义感,支持我干革命。
从我9岁当儿童团长,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她从不阻拦。在我舅舅的影响下,她知道我走的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正道。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我随解放大军南征北战,与家里断绝音信长达四年之久。当时我的家乡有传言说:“开良牺牲了。”村里的人怕我妈妈知道后过于悲伤,都对我家保密。但时间久了,慢慢地被我母亲觉察。开始那段时间,母亲不相信,但心中总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惴惴不安,可是她几年不见儿子来信,想念的心情就越来越急切,竟然整夜睁着眼睛不能入眠,以致发展到精神恍惚,甚至一天到晚疯疯癫癫地站在村口的大路上,看到有当兵的过来,就急切地向前细细端详,当看出不是自己的儿子时就痛哭一场,整天是泪水洗面。1947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在海阳县蟹子湾战斗中,我舅舅的儿子牺牲了,她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相信自己的儿子是真的牺牲了。为此,母亲得了一场大病,还在心口窝处积聚起一个大疙瘩,一发作,疼痛剧烈,就会昏死过去。父亲和叔叔用门板抬着她,走东村窜西村,到处求医问药。最后在往水村找到一位姓隋的医生,他给开了一副中药,并嘱咐说:“先吃这副药试试看,如果有好转再来看看,如果没有好转,就不要再来了。”天无绝人之路,吃了这位医生开的两副药,果真有好转,又吃了几副药,就慢慢的好了,命是保住了,但那块硬疙瘩仍然未消。此后,母亲对我活着的可能也就不抱希望了。1947年过春节时,母亲硬是叫爸爸为我做了一个牌位,说:“活着时回不了家,过年了叫他回家过个年。”直到1950年春,我被调到嘉兴市第27军教导团学习时,才得空闲写封家信,可是父母怎么会相信我还活着。恰巧当时与我同村的于克珊同志也在嘉兴野战医院工作,父母便写信,请他到我所在的部队查一查,亲自看看是不是我。克珊同志到我们团,说了我父母将信将疑的心情,于是我和于克珊同志一起照了相,捎回家中,在附信中又详细地介绍了我这几年因为战斗生活紧张而没有写家信的情况,请他们谅解。这样,家中才真正相信我还活着,这回,母亲是高兴得大哭一场。
1951年春,我被调到空军,在济南第五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时,父母不顾身体虚弱多病,相扶来济南看望我。这是我与父母分别7年多才得到的相聚机会。母亲见到我,抱着我边哭边述说分别这7年的不寻常经历和想念之苦。母亲的述说,使我潸然泪下,泪如泉涌,泣不成声。面对我敬爱的父母,我内心感到非常痛苦、非常内疚。那时,我深深体会到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这一古训的真正含义。
父母来济团聚后,他们亲眼见到了自己的儿子一切都好,就放心了,母亲的心病消除了,她前胸长的那块硬疙瘩竟奇迹般地逐渐减小了。在相聚的日子里,母亲的脸上总是挂满笑容,整天有说不完的话,她还风趣地把从乡下来济南一路上发生的故事讲给我听。她说道:“我问你爹,火车刚跑的时候,怎么吭吭地响,还喘粗气。你爹说,它拉不动呗!”我听后笑得前俯后仰,眼泪都笑了出来。为了减轻父母对我的挂念,从那以后我总是按时往家中写信。
我的母亲是在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中,做出重大奉献的千千万万个伟大母亲中的一个,在此,我也向千千万万个为中国革命做出奉献和牺牲的伟大母亲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