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青岛人力车夫斗争的原因,一个是人力车行增加车租,另一个是汽车公司增加班次,汽车在路上乘客一招手即可停,致使人力车夫无营业可做。1930年7月下半月,那时我到东镇去,既无交通汽车可坐,人力车也没有棉花坐垫了。
这次人力车夫斗争的结果是:车租增至4角,车价经伪市政府统一规定,车到何处多少钱,钱也有增加,不过这笔钱是加到乘客身上了。汽车行驶时,招手也不停了,改为按站次停车。
对人力车夫的斗争,党是通过职工运动委员会来领导的。职工委员会是市委的一个部门,简称“工委”,对外则名“互济会”,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孙同志(真姓),名字记不得了。当时,我是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孙同志个人分工,是领导市区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在斗争过程中,孙同志曾在野外召集人力车夫开会,并且作了讲演。这次被捕者达130多人,孙同志跑了,听说以后他到淄博矿上工作,现在下落不明。
砸汽车,有的乘客被石头打破头一事,那是1929年的事,那时我还未去青岛。
1930年,董汝勤、李文美(即李逸秋,又名李毅)和我组成党的街道支部,组织人力车夫家属去请愿。对此事,省市委均无指示。我们晚上开会研究,白天由李文美通过院内住户串联,在德平路以南一个一个地发动家属,组织请愿。这次斗争,发动家属请愿是起了作用的。请愿时,伪市长的代表(可能是秘书长)出来讲话。他讲的大意是:为照顾你们的生活,被捕的人很快就放出去。最后他答应,在人放出来以前,一天一户发4角钱。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婆,经动员参加斗争后,说:“还得联合起来。一天还给我们发4角钱。”在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对这次家属请愿警察局没有镇压。
对家属请愿一事,省委当时有过报告,那是任国桢写的,任国桢还分析了斗争胜利的几个原因:
1.捕去的人力车夫还得管饭;
2.家属请愿,每户每日还得发四角钱(发了一周左右);
3.租车的人多,其中老人力车夫力量不小,车行得依靠他们租赁人力车。
1930年8月20日苏维埃运动日,原定游行示威,因未组织起来,故只在大英烟公司门口举行“飞行集会”,其他市区没有活动。这次运动,由游行指挥部领导,指挥部由14人组成,总指挥为张麓亭(学生出身,公开活动,但无职业,中等个子,白脸,化装为中学教员,联络社会上层,中央档案馆材料中所写张玉亭,是写错了,应为路亭。再,报告中提到的中学校长可能就是他。他也是互济会的负责人,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我们的名字,据说又去台湾)。
这次,原是由董汝勤到大英烟公司门口送文件,市委允许我到现场看看,要工人装束,文件就由我带去了。我到达大英烟公司,见无人接文件,只好将传单撒开,并讲了几句话。这时,大个子老张过来拿文件撒开。大个子老张,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可能就是张子颖。他于1930年8月22日被捕,于1931年8月19日与徐子兴一起牺牲了。
当时省委驻青岛,任国桢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张若臣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苏维埃运动日,任国桢未到现场,可能在外打听情况,但未告诉我。张若臣代表山东省委去参加1930年6月的中央会议,回来作的传达,内容是贯彻“左”倾路线,致有苏维埃运动日发生。张若臣,可能就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龚饮冰,对外称张,当时我们以老范呼之。他是1930年5月到青岛的,在青岛时间不长即调往中央,是年9月底,我回青岛时他就走了。
8月21日,我在尧沟下车,回了寿光老家。8月29日回青岛,机关遭破坏。去李文美家,碰到董汝勤及当时市委书记汤汝贤。8月31日,我化装由青岛一小站上车离开青岛。9月底又回青岛。12月初与任国桢一同离开青岛。到寿光老家住了几天,20日到达天津(北方局驻地)。关于省委迁徙的情况是:王天生叛变后,省委迁至青岛。打死王复元,省委又迁回济南。1929年9月间,省委书记刘谦初到济不久被捕,机关遭破坏。1930年3月以后,省委书记为任国桢。1930年12月,薄一波继任书记。1931年1月,省委机关又遭破坏。1932年春,我路过济南时,见到王永升,这时省委又迁至济南。
关于左倾影响问题:当时,中央布置就是“从厂的一部分暴动,可引起全厂的暴动,全厂的暴动可引起全市的暴动,全市可以引起全省,全省可引起全国,于是全国革命就可成功”。不仅青岛如此,天津也有过苏维埃运动日,有80多学生被捕。“八二O”运动日,是左倾顶峰,此后共产国际反对这样做。这次飞行集会,发展了3名党员。
徐子兴打人敌人内部,1930年的事迹主要是搞情报。由郭晋祥(非党员,只是个
人关系,尧沟人,已死)搞到情报告诉徐,徐再向党汇报。当时,多系任国桢及市委董汝勤去徐家联系。郭不是我们派进去的。
汤汝贤,原姓唐,我们以“老唐”呼之。由青岛调走后,在别处自首。他走后,由韩良慧代理市委书记,但时间不长。我们当时与小马接头,小马很好。
(张云汉、张伯荧1960年访问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根据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亲历者忆》第一辑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