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一位阿姨辗转找到我,她说是代人捎个口信给我,我在北京的姑姑病重,希望我务必去一趟北京,……,话中暗示着北京姑姑的生命也许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看到我似乎没有什么反应,阿姨强调说,托她带话的人是郝建秀部长(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全国妇联主席),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我被一种巨大的恐惧所笼罩,不知道如何再次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一年来,家里灾难不断,外公去世,外婆病重,父亲刚刚从文革的迫害中被解放出来,而他的所谓历史问题,也即将列入重新甄别的日程中。父亲是1927年的党员,在上世纪30年代初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是严重的叛党行为是不能被原谅的罪行,济南军区为此在1957年对父亲做了不公正的处分:开除军籍党籍,行政降2级,到地方工作,一顶叛徒的帽子压得我们全家都抬不起头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党对过去的很多事情进行拨乱反正,父亲看到了希望,期待着自己的问题解决后能重新回到部队。然而在这关键的时刻,父亲却突然离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一夜之间家道巨变,我这一直躲在父亲翅膀底下的不谙世事的娇娇女,失去了庇护,也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什么叫做世态炎凉。很快,我被安排进了工厂,做了一名学徒工。从此之后要自食其力,要自己面对一切难题,随后我们搬了家。
在这样的时候忽又听到姑姑病重,不啻是晴天霹雳,我一下子蒙了。巨大的悲哀压的我几乎无法呼吸。这个家已经风雨飘摇,再也经不起打击了。我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我深知学徒工不能请假的规矩,我不敢请假,能说是因为姑姑病重前往北京去照顾她吗?那会被人骂死——陈少敏的侄女有什么了不起,张狂什么呀?这是那个年代我常听到的一句话。身为高官的侄女,在别人是一种荣耀,而在我则是一种负担,从小我们被告知不得在档案里填写姑姑的情况,不得在外面炫耀自己是谁的亲属,还得时时牢记自己是陈少敏的侄女,因而凡事不能给姑姑脸上摸黑。姑姑的光环并没有照耀我们这些亲属,反而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少敏因为反对开除刘少奇党籍投下的那张唯一的反对票直接导致了对父亲制裁的升级,他的问题已经由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父亲被作为刑事犯监视居住,我们家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这样的形势,我根本不想做什么人的侄女,更谈不上去炫耀。倒是文革中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泄露了这个家庭的秘密,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理所当然的被划进了“可以改造好的黑五类分子子女”之列。我不过就是一个人人皆知的狗崽子而已。
正当我为不知怎么请假而犯难时,几天后,车间书记叫我到办公室,把已经签好字的请假条递给我,时间是一个月,我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书记面无表情地说:这次去北京是代表我们纺织工人和纺织局领导去照顾你姑姑的,要好好干不要给我们丢脸。车间里的师傅们得知我的北京之行,投来的并不是羡慕的目光,而是不屑:到底是高干子弟,学徒工去北京玩,搬来局里领导给她请假,……我无言以对,又不能说出此行的目的,唯有暗自落泪而已。
到了北京方知,并不是姑姑出面向组织上提出了请求,而是哥哥嫂嫂向全总提出的,亲侄女来照料姑姑再好不过,全总领导很快与青岛纺织局领导取得联系,周鲁局长亲自致电厂领导,为我办了请假手续,三十年后说出当年北京之行的真相,也是向我当年的那些师傅们作出解释,求得他们的谅解。
姑姑家住西城区的一条小胡同里,是一座前后带院的二层小楼,姑姑家住东半边。我的到来让哥嫂喜出望外,正好家里缺一个保姆,姑姑又24小时不能离开人照顾,我顶了一个保姆的缺,跟另一个保姆12小时换班照顾姑姑。而我是如何到来的,姑姑则全然不知。
都以为高干家庭过的日子还不知道得有多大的排场呢?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在姑姑家住的那二个月里,我常常挨饿。姑姑工资不低,大约相当于那时一个二级工工资的10倍吧。可姑姑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坚决不肯让机关为她负担房租水电费、保姆工资、厨师和保姆的三餐费用,不但如此,门卫那边的房租水电取暖费等也全算在一起,从姑姑的工资里扣除。姑姑在文革中遭受了严重的冲击,脑溢血导致偏瘫,四人帮横行时竟不允许各大医院为她治疗,因而落下了终身残废,卧床不起。她需要的一些营养品也不肯让国家负担。我的二个哥哥作为养子在姑姑身边长大,他们也没有得到姑姑的多少庇护,照样要下乡接受再教育,那时哥哥们的户口还没回来,这一大家子只有姑姑一个人的户口和供应生活必需品的副食本,其他人都得吃议价粮,高价菜,这样一来,姑姑家的生活不说捉襟见肘也是相当的艰难。厨师闫师傅再精打细算,我们也还是要天天吃粗粮。闫师傅最拿手的主食是玉米面发糕,把玉米面发酵了,放些糖精,使劲搅打,直打到筷子能立在里面了,马上上锅蒸,蒸出来的发糕又暄又软,甜甜的,个头很大,吃完很快又饿了。我时常半夜里到厨房里偷吃的,第二天又挨闫师傅的骂。菜的油水很少,一人也就一小碗,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等你去吃,在姑姑家最不期待的就是吃饭,反正也没什么好吃的。不过比起66年除夕,姑姑在山海关路5号宴请省市领导时的那顿忆苦饭上给我吃的糠窝窝头来还是好吃多了。
我接晚7点的班,早上换班后还得上楼去帮着哥哥照料刚刚生产的嫂嫂,下午才能抓紧时间睡会儿觉。因为是自家侄女的关系,姑姑很多事情不愿意多麻烦请来的保姆,我时常在睡梦中被铃声催醒,我就得赶快起身飞奔下楼去看看姑姑有什么需要,很累,可我愿意!某个下午郝建秀阿姨来看望过姑姑,晚上闫师傅给姑姑的小餐桌上端上了一盘大虾,我馋的眼睛都绿了。姑姑叫来哥哥询问虾是哪里来的?语气很严厉,大家面面相觑不敢作声,也没人敢动那盘大虾。后来听说郝建秀办公室打来电话,解释说那二斤大虾是郝阿姨从潍坊回京时自己掏腰包买来送姑姑吃的,郝阿姨与姑姑交往多年,知道姑姑的脾气,姑姑绝不吃嗟来之食,更不接受贿赂,大虾的来历弄清楚了,一场虚惊才算过去。
在姑姑身边生活的那二个月,物质上是匮乏的,而在精神上,姑姑的清贫、姑姑的正直、姑姑的原则性和姑姑公私分明的处世态度让我终生受益!按照姑姑的级别,她享有很多特权,后院车库里就停着机关为她配置的高档轿车,在她生病后,这两辆专车就一直停在了车库里,姑姑说那是工作用车,她无权私用,专职司机也被她劝回机关不要再专为她一人服务。每次去医院,都是给机关打电话,从机关车队叫车,姑姑坐上这样的普通轿车她心里才踏实。某日午后,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阿姨牵着小外孙女来头发胡同看望姑姑,因为面生并且来人没有报上姓名,被传达室的阿姨挡了,没有进来,职务很高又是当朝副总理夫人的林佳楣阿姨并没有当即亮明身份,斥责门卫,而是转身离去了。事后林佳楣阿姨打来电话询问下午不在家是否看病去了,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姑姑不让批评传达室的阿姨,因为保护首长安全,闲人免进,也是他们的职责呀。其实如此高的身份不带警卫、不坐轿车、布衣平头、牵个孩子步行走到胡同深处探望老友,在别人看来真的是匪夷所思,而在他们之间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驰骋疆场、生死与共的战友情深,那忧国忧民、勇于担责的共事之谊,是不会被那些身外之物所影响的。头发胡同深处那扇绿色的大门,尽管在不知情时曾经阻挡过姑姑的政要好友的到访,但对于姑姑的平民朋友来说它永远都是敞开的。某日下午,我在睡梦中被一阵阵笑声吵醒,循着笑声来到会客室,发现会客室东面的那扇通向露天平台的大门敞开了,透过纱门我惊诧地看到:一直卧床的姑姑竟然坐在轮椅上开怀地大笑着,周围或坐或立着5、6位伯伯,严厉的家教让我从小就知道,当姑姑身边有人时,不可以过去打搅,我打算离去却被姑姑叫住,她把我介绍给了那些伯伯们,原来他们都是曾经为姑姑工作过的工人:种树的、栽花的、烧暖气的、帮忙打理过园中那些果树的工人们,“我侄女,原来是大小姐,现在也是工人了”,姑姑这样介绍我,语气中透着骄傲,为我这个当工人的侄女骄傲。那个下午,我静静地坐在姑姑身边,听姑姑跟伯伯们交谈着,如何剪枝、如何治虫,果树怎样打理等等,细细的叙说,娓娓的道来,海棠树下满脸病容非常赢弱的姑姑,声音竟那么洪亮,笑的竟那么爽朗,我惊叹长期的领导职位竟没有让她忘记那些个细碎繁琐的劳动细节,我感慨曾经叱诧风云曾经枪林弹雨曾经刚正不阿的姑姑竟也有这么温情这么细腻这么有生活气息的一面。她是很多普通工人的朋友,也是很多普通百姓心中的大姐,人们叫她“陈大姐”,叫的那么自然那么贴心。我终于明白,会客室里挂的那幅何香凝老人写给姑姑的条幅是多么符合姑姑的心意——劳动万岁!
姑姑于当年12月14日溘然长逝,她的悼词中有这样一句话:“陈少敏,是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
遗憾的是,那时为姑姑的健康着想,我们一直没有把我父亲已过世的消息透露给她,怕她受不了刺激,直到姑姑去世,她老人家也不知道她亲爱的弟弟已先于她1年前辞世了,这对姑姑来说确实有些残忍,可她不会想到每个陪护她的夜晚,每当姑姑提起父亲时,在我笑容的背后却是一地的泪水!
半年后,我通过自身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尽管此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但我从没忘记自己曾经是一名工人并为此感到自豪。借此文,我也向那些教会我劳动技能和做人做事的当年的那些是师傅们说声谢谢。我会记住姑姑的那句话:说真话,办实事,做一个堂堂正正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作者/孙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