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就在林彪、江青一伙炮制了一个把刘少奇同志永久开除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时,有一个人硬是没有举手,她扑在桌子上,以特殊的方式投了反对的一票。就因为这一票,灾祸接踵降临到她的头上,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她虽然目睹了“四人帮"的末日,却没来得及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继续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位刚毅不屈的老同志,就是我在鄂豫皖解放区工作时的老上级,老大姐陈少敏同志。
陈大姐离开我们,虽然已有五年了,但是,她对党坚贞不渝,对革命无限忠诚,对人民由衷热爱的崇高品德和情操,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使我终生难忘。
在我党的女干部中,陈少敏同志是一位长期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直接领导过武装斗争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作为鄂豫皖解放区的创始人之一,敌人曾经悬赏光洋十万元通缉她、反动派竟以如此巨额的赏格捉拿一个共产党的女干部,这实际上是给我党,我军大壮了声威,陈少敏从此名驰中原,威震遐迩。 。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九日,为庆祝八路军南下支队与新四军五师胜利会师而举行的庆祝大会上。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我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全体指战员和新四军五师十三旅的战友,还有鄂豫皖解放区的负责同志以及边区各界人士、人民群众近两万人,兴高采烈地汇集在湖北省大悟县(今礼山县)陈家湾村外广场上,举行胜利会师大会。在一片欢呼声中,陈大姐跳上搭在广场中央的讲演台。她穿一身半旧的灰色军装,横系腰间的武装带上别着一支手枪,比中分头稍长一些的短发压在军帽下面,显得格外英武,干练。只见她左手叉腰,右手高高扬起,朗声说道: “战友们、同志们!过去,日、伪、顽军欺侮我们是孤军,我们憋了一肚子怨气!今天,该是把它吐出来的时候了。我们两幸会师后,力量壮大了,但是,我们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壮大起来。战友们,在中原,老百姓只有在生伢(生孩子)的时候才送红蛋。你们看——”,她指着周围一担担红鸡蛋继续说, “今天,老百姓挑来这么多红蛋慰劳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多多地生伢,大大地发展呀!?她那风趣的讲话,顿时在全场军民中引起了一片欢笑。我从解放区人民慰劳我们的慰问袋中,取出那包解放区自产的“女将军”牌香烟, 久久凝视着印在烟盒上的跃马举枪的新四军女将军形象,禁不住想:讲台上这位貌不惊人的女同志,竟是在中原人民中享有盛名的陈少敏同志!
不久,王震,王首道同志率领部队继续南下,我被留在鄂豫皖中原中央局。从此,我在陈大姐直接领导下工作,对陈大姐逐渐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也更增加了对她的敬仰之情。
陈少敏同志出身于一个贫寒之家。她十三岁时就进青岛纱厂当了童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军阀的腐败,使她逐渐认识到:改造中华、振兴民族的重任,只有共产党才能承担。一九二七年,当蒋介石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时,她毅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在白色恐怖下,她先后在青岛纱厂参加过工运,在河北省磁县主持过我党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在天津市、洛阳市当过妇女部长和市委书记,以后又搞过妇女运动……。在此期间,她的丈夫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不久,唯一的爱子又不章夭折。对于一个仅二十多岁的女同志,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然而,陈少敏同志并没有因为自己频遭不幸而久沉溺子悲痛之中,失去自己的“小家”以后,她便终生以革命为“家”,使自己融入革命整体之中。
一九三八年,她奉命从河南竹沟来到鄂北地区组织挺进纵队,恢复工作。这里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老根据地,红军北上以后,敌人抢占了这块地方。抗日战争中,特别是武汉沦陷以后,这里便成为血与火洗劫的地区。
陈大姐来到这里,首先与我党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集合红军留下的游击队和部分伤、病,掉队人员,拉起了抗日武装。她深入发动群众,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和随后到来的李先念、郑位三等同志一起,在日、伪统治的腹地,建立起_块方圆七万五千平方公里土地、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陈少敏同志是李先念、郑位三同志的最好助手和战友,是我们的好领导。她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心头。一九四二年夏,我鄂豫皖解放区遭受了一场严重旱灾,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我们。为了战胜自然灾害并粉碎敌人阴谋,当时正在大悟县检查工作的陈少敏同志,立即动员群众,组织一百二十部龙骨水车,把小河沟里的水抽进半山腰的塘堰,再把塘堰里的冰抽到山那边的田地里灌溉干旱的禾苗。陈大姐和农民们一样打着赤脚,把裤脚挽到膝盖上面,泥一腿、水一身。那一年秋天,群众望着场院里堆积如山的粮食,无限深情地说:“这是陈大姐领我们夺来的呀! ”
为着动员一切力量抗日;陈大姐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她经常在边区和各县的参议会上大讲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那些开明绅士和参议员听了她的讲话都深受感动,纷纷表示:一定要为抗日救国努力作出贡献。很多人主动实行减租减息,使党的统一战线得以顺利贯彻。由于边区一千多万军民齐心协力,共赴国难,虽然我们的总部有时距日军占据的武汉只有百余公里,但在抗战八年中,鄂豫皖抗日解放区和新四军却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
当时,鄂豫皖解放区与各解放区的联系非常困难,环境极为恶劣。然而,解放区人民却以最大可能来支援我们:他们宁愿自己吃粗粮、穿土布,节食盐,也要把细粮、细布,食盐一批批送到人民军队的驻地。陈大姐永远不忘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援。全国解放后,一次我到她家里去,她一再满怀深情地提起,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对人民负责!又对我说:你比我年轻,要更好地为党多做工作。
陈大姐热爱战士,无微不至地关心战士。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时,她总是记挂着战士们的温饱冷暖,常常在他们还未回来时,就亲自布置做好休整的一切准备工作,甚至连军鞋、军袜准备了多少,每个战士能分几双这样的细节,也要一一过问。我军在中原突围时,部队进到鄂、豫、陕三省交界的荆紫关,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加上雄关险隘,形势对我十分险恶。陈大姐这时由于连日行军作战,积劳成疾,病倒了。战士们用脸盆烧了一点水,凑了仅有一小把炒米煮给她吃,她推开小碗说:“留给伤员同志吧!”饥疲交困的战士们要抬着她冲出敌军包围圈,她挣扎着伸出一支手说:“给我一支手枪,你们走吧!你们年轻,要留下来继续革命,不要让我连累了你们”。战士们听了,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在鄂豫皖解放区,陈少敏同志虽然身兼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副政委和边区抗日人民政府委员等多种职务,但是党员从不喊她“书记”,战士从不叫她“政委”,群众从不称她“委员”。鄂豫皖边区的男女老少,每当提起她,总是亲切地叫一声: “我们的陈大姐……。”
陈少敏同志爱护干部,尽心尽力培养干部,一大批干部在他的关怀下成长起来。她对干部要求严格,批评干部的缺点不留情,但只要干部有了进步,就热情予以肯定和鼓励。有一个政工协理员,是从城市来的女学生,她虽然具有一定工作能力,却存在着一般小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虚荣心理。平日,她不深入连队,有时还讲究穿戴打扮。陈大姐毫不客气地向她提出: “一个部队政治工作人员,爱虚荣,华丽不实,脱离群众,这些就是非无产阶级作风!”后来,这个政工协理员改正了缺点,但是有一段时间,见到陈大姐总是惭愧地绕开走。陈大姐察觉以后,特地找到她诚恳地说:“我们政治工作者要跟战士群众打成一片。你过去这方面做得不够,我批评过你,现在你改了,这就很好,为什么一定要躲着我? ”这个同志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中层领导干部,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陈大姐要求我们作“称职”的干部。记得我到“中原局组织部工作不久,在鄂西北战役时,有一天傍晚宿营后,陈大姐要我汇报一下中原局招待所和干部队的人数和干部情况。由于事先没有准备,我没有立刻回答出来。她当即很严肃地批评了我。但是,第二天早上,当我把连夜赶制出来的干部情况表送到她面前时,她满、意地笑了。她说:“我们搞干部工作的,必须随时掌握干部情况。做人的工作,决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我从那次以后,一直牢记着她的话,历久不忘。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十个正规军、十几个保安团,计三十余万人马,将我集结在鄂东宣化店地区的中原部队团团包围,阴谋制造第二个“皖南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全国性内战。根据党中央决定;我中原解放军主力必须作战略性转移以粉碎敌人围歼阴谋。我主力部队六万人,按计划分三路实行突围。当时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有县、团以上地方干部两千余人,还有部分眷属,要随同军区司令部一起转移。面对三十余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精,锐部队,我们如不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大批干部难以突出重围,甚至成为主力部队作战之累。陈大姐对此早就成竹在胸,及时提出了一个“沿途化装疏散不直接参加作战的干部,减轻部队压力”的建议。在突出重围,即将打过京汉铁路、横渡丹江,强攻荆紫关时,一场闯关斩将的恶战迫在眉睫。陈大姐又建议把剩下的近两干名干部编组成两个干部团(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和司令部警卫团组成十四旅,即干部旅。闯关时,一让王震同志所率主力三五九旅打先锋;李先念同志所率主力二纵队为后盾,保护干部旅突围;以王树声同志所率主力一纵队从侧翼制敌。陈大姐的这些建议,在关键时刻为党保存了一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
然而,谁能想到,在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险恶目的,竟诬陷这些同意是“叛徒”妄图把他们打成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叛徒集团”。案情报到中央,陈大姐震怒了。她不顾体弱多病的身体和阴谋家随时可能报复的危险,毅然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驳斥他们:“中原突围,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是中原局具体实行的,我是当时的组织部长,我也是化装成串江湖的医生回到延安的。每一个活下来的同志都可以证明:突围出来的干部,是经过生死考验,对党无限忠诚的好同志!”
陈少敏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可是,她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却是鼓舞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赵晓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