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爱的陈少敏姑姑,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在这四年中,全国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完成了拔乱反正的任务,祖国大地到处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当着全国人民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建设精神文明的时刻,不禁使我想起了姑姑的二言一行。她那对党忠贞不渝,坚持革命原则的崇高思想,她那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她那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严于责己的高尚情操,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我第一次见到姑姑,是在一九四八年秋后,那是我三祖母去世的时候。我三祖母就是我陈少敏姑姑的母亲。听父亲说,三祖父是孙万庆,早年与本县斟灌赵化溥参加过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国,他回到家乡范于,办起了范于第一所小学,自己当了校长。同时教育子女学文化,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在五十岁上因病去世,只剩下三祖母和姑姑姊弟五人。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姑姑家更是贫困。她的大哥、大姐、三妹相继死去。姑姑先后在本县黄家庄、潍坊文华中学上教会学校,于二十几岁到青岛纱厂,后来参加了革命,从未回家过。姑姑原名孙肇修,后来为了革命的需要才改名陈少敏。姑姑的弟弟孙益修也早年入党,寿光八支队起义后,他跟部队走上抗日前线,后来成了部队领导干部。姑姑和益修叔叔走后,三祖母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一九四八年寿光解放了,家乡人民欢天喜地,可是三祖母却因多年贫病交加而离开了人间。陈少敏姑姑得知母亲病逝,从部队回到家乡范于,我有机会见到了姑姑。
那时,我刚刚十六岁,还不太懂事,只听别人讲,姑姑是个八路军的大干部,曾带领几万大军在中原地区和日本侵略军打过仗,和国民党反动派打过仗,是个威震中原的女将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想:姑姑一定是花木兰一样的人物,穿戴阔绰,威风凛凛。可是当我和家里人见到她时,却几乎认不出谁是姑姑,只见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在和大伙打着招呼,父亲说那就是姑姑。我详细地打量着,她身材魁梧,长四方脸,腰杆挺直,走路目不斜视,行动落落大方。戴一顶黄土布军帽把头发盖得严严的,穿一身黄粗布军装,已经褪色,腰扎皮带,和跟她一块来的战士一个样子。根本看不出是个大干部,更看不出是个妇女。我有点失望,问父亲: “姑姑怎么一点不象大干部的样子?”父亲说: “八路军的干部和士兵一样,艰苦朴素,不搞特殊。”我听了很受教育。我看着姑姑在街上走着,态度很严肃庄重,说话很少;可是一遇上乡亲们却很客气,口里称呼着“大爷”、“叔叔”,亲切地握着手,身子向前微微倾着,面带笑容,表现出很恭谨的样子。我想,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好,艰苦朴素,待人和气,这和我见到的国民党的小头头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相比,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一九五九年秋后,我第二次见到了姑姑。那时我已跟着我的三姑迁到南刘村居住,并且担任了南刘村的生产大队长,名字也由原来的孙长华改为王梅芳。姑姑那时在北京,是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干部。为了深入了解农村情况,她又回到了老家。当时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破坏,人民生活发生困难。
一天,我正在干活.范于来人叫我,说姑姑来看家了。
我知道姑姑对家里的人要求严格,就穿着干活的脏衣服赶到 范于。在姑姑的家中见到她。她笑着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这去人叫我来的。”她说: “听说你当了生产队长,那可要带领大伙好好生产,不能光指手划脚。”我说: “天天领着干活,你看这两只手。”我说着伸出一双带茧的手。她看了一眼,又打量了一下我那连汗带土的衣服,笑着说:“应该这样。但只领着干活不行,还要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解决困难。——群众当前有什么困难?”,那时正是“反右倾”搞浮夸的时候,我怕说实话惹她不高兴,便含糊地说: “形势很好,群众干劲大,没有什么困难。”她收起笑
容,严肃地说:“要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困难也不用瞒着,我来就是要了解个真实情况。”我说: “困难也有点,群众粮食不够吃,也没有穿的,每人三尺三寸布票,至今未发下来。”她听了皱了一下眉,问旁边省里陪着来的干部:“布票没发? ”那个同志说:“没有发。”她说:“回去研究研究发下来。”那个同志答应着。她继续说: “粮食问题一下子解决不了。国家也有困难,要靠你们搞好生产,多产粮食。当前先吃粗吃饱,确实吃不上饭的要调剂一下。”我答应着。这次谈话我受到很大教益。懂得了当干部既要抓生产,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反映情况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浮夸说谎。
一九六一年秋后,我又见到了姑姑,那时在农村已经纠正了工作中的“左”倾路线,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业生产象重病初愈,开始恢复、发展,群众生活刚刚有所好转。姑姑又回到寿光老家了解情况。那次我见到她,是在前杨公社党委办公室里。姑姑正在和农村干部们开座谈会,我认得在座的有县委张敬业书记,有公社王寿丰书记和刘新斋社长。姑姑坐在北边偏西一些的地方,正在听别人讲些什么。身体很健康,面色红润,穿得仍很朴素,上身穿一件黑色条绒褂子,已经很旧了,呈灰白色,拐肘上打着补钉,下穿古铜色条绒裤子,膝盖上也有补钉。很不象个中央来的干部。她一见我就问:“你们南刘怎么样?”我说:“生产好转了,社员吃饭问题也解决了。”她问:“每人分多少口粮?”我说:“完成征购任务,每人平均口粮五百斤。”她有些惊喜的样子,站起来说:“五百斤!没有虚夸? ”我说:“确实数。”她问:“一般的队,口粮在三百斤左右,你们怎么到了五百斤? ”我说:“主要是地瓜面积大了些,九百亩粮田,种了三百二十多亩地瓜,产量一下子上去了,口粮也多分了些。”她沉思了一下,以商量的口吻向在座的人说:“我看这是个办法,我们寿光过去虽没有大面积种地瓜的习惯,可是种地瓜能增产,能解决吃饭问题。是否扩大一下地瓜面积,把产量拿上去,让社员吃粗吃饱,以后情况好转,再多种高杆作物? ”在座的人都说正在这样办。有的干部还补充了些种地瓜增产的例子。她又对我说:“当前国家也有困难,大部分地区口粮紧,你们队吃五百斤不算少,是否再卖给国家些? ”我说:“回去商量一下,完全可以。”事后我们队多卖给国家一万斤粮食。最后,她问:“当前生产上有什么困难? ”我说:“劳力紧一些。”她说:“想法把妇女劳力解放出来,现在多数妇女还都在家里推磨拉碾,摊煎饼,是否养几头驴拉磨拉碾,替出妇女来上坡干活? ”我说:“现在集体化,不能私养牲畜。”她说:“也可以嘛,对集体生产有利,为什么不能养?”我也没说什么。
午饭是在后面房子里吃的。公社里为了招待客人,特地把室内整理得焕然一新,摆上了新桌凳,床上也放上了新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她看了一眼,说:“这是摆出来装样子的。平时不会这样吧?不要闹排场,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我要看的是真样子。”大伙笑着说:“招待客人嘛!。”
午饭准备得很丰盛,有八个大盘,炒肉、煎鱼、炖鸡…样样俱全。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谁见了这样的菜都有些馋涎欲滴,可是她一看很不高兴,说:“弄这些东西干什么?我是来走娘家的,有什么吃什么就行,不要多花费钱。”大家说: “既然准备了,就吃点吧!”她说: “准备了我也不吃,我想吃咱家乡的特产,扁豆炒辣椒,大葱卷煎饼。”大家不好勉强她,只好撤了酒菜,按她的要求准备了。她用煎饼卷上大葱,就着扁豆辣椒吃了一卷,吃得那么自然,那么有滋味。座谈会结束后,我在回家的路上想:姑姑这种关心生产、关心群众生活的好思想和艰苦朴素的好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后来,我又多次见到姑姑,每次见面,都受到教育。
一次,我和孙长令哥哥到北京看望姑姑,长令哥想买辆新自行车,当时在农村买车子很难,他便要求姑姑给他要个车子票。可是我们一提这件事,她就问:“在农村不好好干活,买新车子干啥?村里的社员都有新车子吗?”长令兄说;“村内新车很少。”她说:“你们不能搞特殊,一车子票有也不给,群众大部分有了,再买不迟。”通过这件事我又想到父亲跟姑姑要钱盖屋的事。我父亲是姑姑最亲近的人,因为三祖母十几年孤身一人在家,多由父亲供养,现在父亲住的屋子已破得不能再住,家中又困难,所以想向姑姑借点钱盖几间象样的房子。父亲想:姑姑一月三百元工资,又是孤身一人,一定寄几百元来,可是结果只寄来七十元钱,并且来信说: “房子要盖得简陋些,比一般群众的差以点,千万不要搞特殊。”她并不是没有钱,有一次我见到她—个匣子里有一大批建设公债票,都过了期,她都不兑换,她说:一 “支援了国家建设吧!”看来,她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都用于国家建设,而不是用来叫自己家里的人搞特殊。
农忙季节,我们是不敢去看她的,因为一见面她就说: “农村大忙,你们来城里干什么?”马上就把我们赶回来。所以我们都是在春节前后农闲时间去看她。一次我和二弟孙长武一块去看她。二弟长武是个荣军,抗美援朝时受过重伤成了一等残废。后来转业在沈阳五金厂工作。因为他自恃残废,所以对自己要求不严,有时请假回家,就误假,领导上因他是残废也常原谅他。我们这次去看姑姑,他已是误假了。一见到姑姑,姑姑便问二弟:“你什么时候请假的?在家住了几天?”二弟知道姑姑对家里的人要求严,就撒谎说: “请假一个月,在家住了十天。”她说: “可不能超,假,在工作上误工,就和在战场上开小差一样,当过战士的人更应带头遵守纪律。”姑姑在处理家庭私事上总是先 “国”后“家”。就是对家里有点好处,也是把功劳记在国家和人民的上。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曾打电报给她,并请她寄点钱来。可是等父亲的丧事结束了也没接到她的汇款。幸亏公社救济了三百元,才把丧事办完了。事后我们总埋怨姑姑吝啬无情,深深感激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可是过了很长时间公社里的人才偷着告诉我们,那三百元是姑姑汇来的,她不让说是她的钱,只叫说是公社救济的。我们听了才恍然大悟。姑姑总是处处为国家着想。
十年动乱期间,我去看她,她身体越来越坏,老是沉默不语,好象憋了一肚子气。有一次,她说:“刘少奇是个好同志,好党员。开除他出党我不同意。康生是个叛徒,是个坏蛋,是个坏东西。”那时正是“四害”横行的时候,她说这些话,我为她捏一把汗,劝她别说这些,不然惹出祸来。她说:“怕什么,做一个对党忠诚的人,就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开除刘少奇我没举手,批斗刘少奇我没发言,没喊过口号,也不过丢了个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敢多说,怕惹她生气。她说: “颠倒了的是非,以后总会颠倒过来,等着看吧!”历史是不留情的,十年后的今天,她的预言实、现了,一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了。姑姑亲自看到了猖獗一对的“四人帮”彻底垮台,她兴奋地把躺了几年的病体翻动了一下,可是她没有来得及看到给刘少奇同志平反,没有看到对康生的彻底揭露,也没有看到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就离开了人间。她虽然离开我们四年多了。但她的一言一行犹历历在目。她那崇高的品德,她那优良的作风却象阳光和雨露一样,永远哺育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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