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山家住沂河东岸埠前店村，距临沂城十三华里，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个村属临沭县沂滨区。王童年家贫如洗，父亲当道士，在邻村茅家屯看庙，全家依靠几亩瘠薄庙地，收获殊不足糊口之需，辅以化缘所得补助生活。王自幼养成讲义气、善应酬的作风。青年时期曾在本村小学当工友．日军侵占临沂城后王干了伪军，后来当了小队长，驻临沂老桥头九曲路碉中，一九四四年底反正。
一九四四年滨海地区抗战形势发展迅速，对敌斗争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这年秋季前，沂沭两河之间的黄家庙、醋大庄、大哨、林宅子、马石河、肖堰等伪军据点已先后拔除，在沂滨区境内只剩下九曲店伪据点和九曲路碉了。敌人陷入重重包围中。我们在沂滨区前沿地带许多村庄已有初步工作基础，不少村庄开始建立民兵组织，向敌人持续开展攻势。白天，沂滨独立营配合民兵经常活跃在黄山南北；夜间，我武工队围着据点转、贴标语、撒传单，对碉堡喊话，教训敌人。伪军政人员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都各自考虑前途和命运。正是在这种形势推动下，王春山接受了我们的争取，痛下决心，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反正。
我和王春山认识较早，并曾有过交往。一九三四年，我和临沂乡师几名同学到马石河小学实习半年。埠前店小学是乡师实验区的中心小学。我们或因开会，或因观摩教学，时常来往于埠前店小学。此时王春山在该校任工友，对我们十分热情，彬彬有礼，从此即建初交。后来我任教师，又多次接触，彼此多以朋友相待。直到一九三八年临沂城失守才失掉联系，从此不知他的去向。一九四四年秋，我和一些同志来沂滨区开展宣传活动，当区委介绍敌情时，始知王春山在九曲路碉当伪军小队长（率伪军三十余名，武器精良）。 通过进一步了解，认为有争取他反正的可能。经县委同意，在区委的支持下，就利用故交关系开始了对王的争取工作。
争取王春山反正的工作进行了近三个月。先取得王春山的内弟杜氏兄弟二人的支持。杜氏兄弟是芝麻墩人，都是贫农，初具朴素的阶级觉悟。为了利用这个关系，我独自进芝麻墩，住在杜家。在发动组织群众的过程中，杜氏兄弟主动靠拢我，表现热情、积极、坚决，并倾吐肺腑之言，主动说出他和王春山的关系，介绍王春山的思想动态，并要求挽救他，争取他反正过夹。于是我便和杜氏兄弟研究争取王春山的办法。杜氏兄弟推荐董振寰为联络人。董也是埠前店人，家赤贫，和王的关系一直很好，并充当王的密探，出入碉堡方便。董对形势的变化和我党对反正敌军的政策都有所了解，情愿做联络工作，从此便通过他和王春山联系。双方都通过他传递口信。
通过联系，对王春山反复进行抗日形势的教育，指出抗战最后胜利已为期不远，并说明共产党、人民政府对反正伪军政人员的政策，弃暗投明是唯一出路，继续与人民为敌是死路一条；同时转告其亲属和友人对他的期望。经过一段工作收到显著效果，王向董表示：八路军白天在黄山，黑夜围着碉堡转，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包炸药就送上西天啦！又说鬼子倒了号，咱如别想活。咱是穷光蛋，共产党来了对咱没坏处。咱是中国人，越想越不能再干汉奸兵了，看来只有投八路军是最好的出路。但过了一段时间，王又在酒后对董说：虽说弃暗投明是唯一出路，谁知钟某说的话算不算数，能不能担保到底？针对他的顾虑，我们又列举了一些实例进一步交待政策，并说明钟某的话是按党的政策说的，并非个人意见，因而是绝对算数的。从而坚定了王春山反正的决心，主动提出和我单独面商行动计划。
经与区委周密研究，议定时间、地点。一个晚上九点，在埠前店王的家中进行了单独的会晤，除进一步讲明政策外，着重分析了当前敌人的动态，决定了行动的具体时间和暗记、暗号，以及接应地点和注意事项。我要求他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带出人和枪。为防止发生意外，会晤进行了半小时即匆匆结束。
按照议定的时间，区委和独立营都做好了接应的准备和军事布署。这天黎明前我和县独立团的几位侦察员分别隐蔽在黄山北的巩家村西部和北部，监视路碉方面的动态。上午九时许，王春山率领三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沿公路两侧佯作搜查状，缓步由北向南走来。他们的衣着和动作完全符合预定的要求。当到我们近前时，我先挥手示意，他们也招手作答，然后我们挺身而出，握手欢迎。王即转身对准碉堡连发三手炮，以示与敌伪彻底决裂。接着我们快步走到黄山顶和区委及独立营的同志一一相见，互相握手，共祝胜利。后即前往区委驻地王家桥参加欢迎大会，并设宴招待。王等深受感动，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挽救。
当日下午区委护送王等四人到黄家庙临沭独立团团部，受到铁瑛政委和县委宣传部长石鳌等同志热情接待，征求他们或去或留的意见。最后批准他们回家探亲和参加生产的请求。他们将带出的短枪一枝、手炮一门、步枪三枝、子弹一部悉数交给团部。团部按照政策规定发给巨额奖金和有关证件，并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进行了妥善安排。董振寰在争取王春山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反正后在本村住不下去了。经抗日民主政府安排迁居钟家贺城，现已在该村落户。
刊登于《临沭文史资料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