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吴、邱两人挟持着我走进城西门口北边一处院落。刚进大门，有个女人尖叫一声：“哎哟，我们股长唉，你怎么来了！”我循声望去，见是张兰，手中洗净的衣服掉在地上，张着嘴巴好久没有合拢。张兰是泗水人，曾参加过我们举办的敌工训练班，敌人扫荡时被俘。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变节？我来不及细想，吴、邱两人已带我走进了堂屋。进屋一看，迎门一张长案桌，桌两旁站了一溜荷枪实弹的特务。一个镶金牙的家伙把我让到桌子一头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我环视一下，心中暗暗吃惊，看来敌人打我的主意早就下了功夫了，屋里这一大溜特务我大部分都认识：夏传章，中共曲泗县委书记夏风的弟弟，行署主任周蓝田的通讯员，夏风被捕后，日寇把夏风的父母抓到兖州，夏传章到兖州探望被扣；孔震，曾经是曲泗宁中心县委的干部；白秋，在115师当过参谋；特务队长强伟民，以后知道曾经是我鱼台县独立营营长；还有张启光、廖德堂等，都是叛变投敌的共产党的干部，鬼子把这些败类全弄到这里来，就等于告诉我，对我的情况他们是非常了解和清楚的。这时，随着众人“嗨”地一声，从东间屋走出一个戴金丝眼镜，光头，矮个，穿一身发光的深兰色绸夹袄，略宽松便夹裤的人，从特务身后转到长桌的另一边，坐在我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开口就说：“没想到吧，没见面的老朋友！”一口流利的北方话。我想大概是个特务头子，就试探着问：“请问阁下，素不相识，怎么是老朋友？”一个特务抢先回答：“这是泰君滨沙！”现在我明白已经落到了日本宪兵队手里，就从容地说：“噢，原来是对头，不是老朋友！”不料滨沙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说的不错，咱们是对头，不过，对头也可以成朋友啊！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嘛’！我问你，在八路军干什么工作？”我说：“当过连长，干过参谋。”滨沙脸上挂着矜持的笑，又问：“那敌工股长、除奸股长呢？”我扫视了一下站班的特务说：“他们不早就告诉你了吗？”滨沙停顿了一下，鹰隼似的目光盯着我：“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是谁说的？”看来昨天晚上和吴萱三、邱治臣的谈话，他们都及时向滨沙作了汇报。我用目光寻找吴、邱时，却看不到他们，原来他俩完成诱捕我的任务，把我交给了宪兵队后早已偷偷地溜走了。我当即严正回答：“是毛主席说的！”滨沙说：“可我们已打到太平洋去啦！”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唇枪舌战了一通，最后滨沙打了个呵欠，伸伸懒腰说：“该休息了。”然后朝特务们摆了摆手，特务队长强伟民把我带到了与宪兵队相连的后院警察所的一间小屋里，里边已经摆好了饭菜香烟茶水什么的，敌人对我真是破格“招待”。
一连几天，敌人按时送饭送菜送烟送茶，殷勤招待。我心里明白，这是敌人实行的软化政策，企图动摇我的信念，瓦解我的斗志。一天，我正回想这几天的经过以及考虑如何同敌人周旋的时候，张兰走了进来，她对我说：“滨沙叫我来告诉你，叫你放心，不难为你，要给你大官做。”然后又说了她被捕的经过。并告诉我和她一同被捕的孙民、王瑞分别给特务谬德堂、张启光当了姘头，又说特务中最坏的要数张启光、谬德堂和强伟民，要我当心一点。以后孔震也对我说：“不知滨沙卖的什么药，叫我们不要惹你。”他们的话越发使我心绪不宁，滨沙诡计多端，究竟对我会耍什么花招？应该从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
一天，强伟民、谬德堂来带我，我以为要审讯了，谁知却出西门到了火车站，见滨沙、张启光、白秋等都在。上了火车，见这节车厢里空无一人，除滨沙、特务们和我以外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后来知道这个青年是从尼山根据地抓捕来的，因为根据地群众都认得我，滨沙有意安排这个青年一同乘坐这个车厢，让他看到我同特务坐在一起，然后放回这个青年，以便在根据地内传播我叛变投敌的消息。车到兖州，特务们带我住到车站下边一个旅馆里，让我单独住一间，特务们两人一间住在我周围的房间里。
夜里，特务们在打麻将，旅馆里除了打麻将的吆喝声、洗牌声和阵阵风声外，非常寂静。我假装上厕所，看到有个茶房打扮的人蹲在楼梯的拐角处，狼狗一样的眼光在我身上瞟来瞟去。我回到房间，百感交集，无法入睡，只身陷入敌穴，多么渴望得到领导的指示，同时也倍加怀念亲如手足的同志和战友。千言万语要向党诉说，我坐起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碎玻璃片，抽出香烟盒里的包装纸，然后用小玻璃片朝小腿一划，用火柴捧蘸着淌出的血在香烟纸上写下：“绝不叛党，死时也要拉上一个”的血书，向党表明宁死不屈的决心，写好后藏进夹袄缝里。第二天一早，特务张启光把我带到一个叫“二叶食堂”的饭馆里吃早饭，饭后即带我到兖州宪兵司令部。进了院子，看到滨沙和宪兵司令清水正站在楼门口咿哩哇喇地说着日本话。清水看到我后，盯住我不住地微笑点头，也没审问，做了个手势，张启光就把我带出了宪兵司令部。当天，这一伙特务又把我押上火车，回到了邹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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