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奸出卖,鬼子把周振苍绑到小枣树上,拿刺刀刺死。方兰亭毅然接替丈夫传递党的情报,并担任了四县边联动委会妇女会长。1940年冬,四县遭灾,方兰亭看到战士吃糠咽菜,心里难受。“俺娘就打听到一家人很富有,但是没孩子,就把我抱到她家,要了20斤谷子。回家轧好谷子,做好小米稀饭,给战士们吃。”当年被“卖”的周庆兰回忆说,战士们知道真相后抱头痛哭,凑钱把她赎了回来。
8月1日,在兰陵县县城北15里外的东盘石沟村,大蒜收获时的特殊味道弥漫开来。几位老者坐在路边闲谈,当记者问起“是否认识方兰亭”时,他们摇头说不知。等记者再问,“是否认识打鬼子的‘周大娘’或‘周会长’”时,老人们纷纷站起,凑过来,谈起“周大娘”的各种传奇故事。
孩子是革命的火种
其实,这“周大娘”“周会长”都是一个人,她叫“方兰亭”。她的旧居遗址在东盘石沟村北部。旧居西邻,是一条小溪,其中横卧数块磐石。每年雨季来临时,溪满沟平,黄水拍石,百年不变。
如果没有日寇引燃的战争,方兰亭的人生次序,会在这个鲁南小乡村次第展开。
生于1891年的方兰亭,家中兄弟姊妹8个,家境清贫。自幼懂事的她,陪爷爷在蜂园里养蜂。母亲给她裹脚,干活时她嫌疼,就悄悄解开,等回家再缠起来。爷爷很疼爱她,割了蜂蜜先给她吃。她在前面拉着小木轮车,陪爷爷去50里外的沂州府卖蜂蜜,看城里的风土人情。
“三寸金莲”没缠住,直到21岁时,方兰亭才嫁给东盘石沟的周振苍。这周家本来家境富裕,周振苍的爷爷带六个儿子在山上开荒,开出一篓子银元宝。一个暴富的周家人,不忘行善,给村里修庙、修桥、修学校,之后开始置地,每个儿子二三十亩。结果,富不过三代,到周振苍时,家中仅有两亩薄地。
清末民初的鲁南地区,旱涝、蝗灾连年不断,土匪多如牛毛,兵匪猖獗,鱼肉乡里。在这种情况下,周振苍夫妇勤劳吃苦,还有了一个男孩,日子趔趔趄趄地朝前走着。
天有不测风云。周家这男孩,不到三岁就夭折了。这时恰巧土匪来周家打劫,将家中农具、粮食、被子统统抢走,连周振苍也掳走了。方兰亭别无他法,去找周家的兄弟凑钱,将丈夫赎回。
一气之下,心负丧子之痛的周振苍闯东北去了。他在东北挖煤、砍树,待了五年,勉强温饱。周振苍牵挂家中亲人,就坐上拉煤的火车返乡。路上遇到一个教书先生叫郭云舫。在半个月的路途中,郭云舫见周振苍是老实厚道的穷苦农民,便向他讲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新鲜事。
1931年,周振苍回家后,把路上的见闻讲给妻子方兰亭。郭云舫也经常来周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方兰亭最开始以为,共产党是一个人,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人为咱穷人说话。
在郭云舫润物无声的教育下,周振苍和方兰亭的思想逐渐开悟。1933年春,中国共产党在鲁南地区的党组织,计划以苍山作为立足之地,迅速聚集千余人的武装队伍,然后转移到抱犊崮山区建立根据地。
暴动前夕,郭云舫叫人制作暴动大旗、红旗白字,当中是锄头、镰刀黄色插图。他还到周振苍家,嘱咐道:“带几个人去苍山!”周振苍带上妻子,背上干粮,匆匆向苍山赶去。等走到半路,见有些人神色紧张向回跑。机警的方兰亭劝丈夫打听一下再走,不多时,一个熟人跑着对他们说；“暴动失败了,现在国民党到处抓人,赶快藏起来。”
方兰亭和丈夫匆匆撤回家中。由于身份没有暴露,方兰亭家仍是共产党秘密交通站,她常常帮助丈夫完成交通站的工作任务。那时的情报传递,都是单线联系,党组织经常传递给周振苍一张卷起的小纸条。
周振苍装作赶集去卖糠,一般买糠人会问“你这个糠多少钱”,而情报接收人却以“你下一次逢集还来不?”为暗号。一旦对上号,周振苍便从烟袋锅里拿出纸条,放到糠里,那人伸手去试探糠,趁机将纸条拿走。
工作时间长了,党组织信任他们夫妻。1937年,党组织通知周振苍夫妇,说他们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当时,这对夫妻除了种地,还做些小买卖。周振苍种菜、打火烧,方兰亭做鞋、做豆腐。他们虽然都不识字,但心肠好,做买卖朝外赊账也不记,走街串巷,熟悉了周围村镇的地理环境,在村庄百姓中也颇有口碑。
1937年底,46岁的方兰亭生了第三个孩子。“当时俺娘年纪很大了,在农村这个岁数还生孩子,她觉得很丢人。俺爹很喜欢孩子,说这是革命的火种,就留了下来。”方兰亭所生的孩子是个姑娘,小名“小兰”,大名周庆兰,7月28日,记者辗转联系上她。
跟共产党干才是出路
1938年春,日军进逼临沂。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成立办事处,方兰亭参加了民运部工作,成为当时促进会的主要负责人。
当时,方兰亭主要在车辋一带活动。当地民众抗日热情很高,她带领四个年轻党员去一个地主家,宣传抗日。“当天晚上就住在地主后院的柴房里,我母亲守在门口。快天亮时,她看到墙上一个个黑影在晃动,原来是被人出卖了。她迅速把年轻同志喊起来,让他们赶紧跑。其中一位小王同志,才十六七岁,好几天没睡过好觉,就脱了衣服睡。等到他穿好衣服,已经晚了,被汉奸抓住。最后,被挖眼,割舌头,挖心脏。太惨了。”周庆兰年轻时常听到母亲回忆旧事。
1938年12月,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部队相继挺进山东,打开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1939年秋,老地下党马瑞图将一个写有重要情报的纸条,让周振苍送给115师的首长罗荣桓。“俺爹那时候犯了疟疾,就让俺娘去送。她不分白天黑夜地跑,过了一条大河,整个裹腿湿透了,等见到罗荣桓时,已经全干了。”周庆兰说。
正当方兰亭匆匆赶路时,汉奸把周振苍出卖了。“日本鬼子带着汉奸闯到俺家里,把俺爹抓起来,逼问纸条的下落。俺爹骨头硬,啥也不说。最后,敌人把他绑到小枣树上。敌人用炮弹壳、枪壳子打俺爹,还威胁道,不说就割下他的头。最后,鬼子拿刺刀将他刺死。当时俺爹穿了一件白粗布褂子,被血水染成红色。”说起记忆中模糊的父亲,周庆兰依然哽咽。
“叔叔大爷把俺爹身上的血擦干,把尸体放在堂屋的床上。俺娘回来一看,二话不说,就把父亲安葬了,抱着我,领着二姐,走出了这个村子。”周庆兰介绍道。
丈夫牺牲后,方兰亭的革命信念更坚决了。她接替丈夫未竟的事业,每每把党的情报藏在发髻里,躲过敌人搜查,一次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此后,她担任了四县边联动委会妇女会长、县妇救会长等职。
1939年初冬,四县边联县委决定整编石邦杰部武装。经过数次研究,认为还是让方兰亭去最好。
“石邦杰是我母亲第一个干儿子。俺爹赶集卖火烧。石邦杰是个孤儿,俺爹就给他个烧饼吃。有一年,青黄不接时,石邦杰去地主家偷东西被发现,遭人围堵。天刚蒙蒙亮,俺娘在家摊煎饼。石邦杰跑到俺家,让俺娘救他。后面有人喊抓贼,俺娘就明白了。俺娘让他躲在柴火里,上面又盖上席笼子。地主家的人来了,问看到小孩没有,俺娘就说朝东跑了。家丁就朝东追了去。危险过去,俺娘说,孩子,我给你些煎饼,你逃命去吧。石邦杰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说你就是我亲娘,转身就走了。”周庆兰回忆道。
时隔五年,方兰亭家来了个小伙子,手中拿了一块布,一对白鳞鱼,一对点心盒子。“俺娘才认出来,之前救的小孩,成了黑黑高大的小伙子。直到组织上找俺娘谈话,她才知道,石邦杰那时候就当了专抢地主的土匪,手下有300多人,很多枪炮。”周庆兰说道。
彼时,组织要求方兰亭把石邦杰瓦解过来,壮大抗日力量。方兰亭很痛快地接下了任务。“她到俺大姨家,借了大姨的衣服鞋子,打扮成富家太太,组织上又给弄头小驴,就去了。”周庆兰说道。
方兰亭还未到土匪的围墙外,守卫就问她“来干什么的”。她大声说,“我是来找我儿的啊。”
守卫问她找谁,她大喊“找石邦杰”,故意让石听见。正在屋里抽大烟的石邦杰听闻后,赶紧把她迎进堂屋,弄饭吃。“俺娘支走其他人,单独跟石邦杰说:邦杰,你是穷人的孩子,不能总是在外面东抢西杀的,跟共产党干才是出路。”周庆兰说道。
方兰亭当时不敢透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石邦杰也很仗义,愿听娘的话。方兰亭说:“听我的就跟我一起走。”石邦杰说,暂时不能跟你一起走。方兰亭说:“你召集一下你的弟兄们,去东盘石沟找我。三天以后,如果你不去,那你就是不听娘的话。”
方兰亭回家后,告诉东盘石沟村长:这三天不管谁来找我,你不要害怕。不出所料,第二天拂晓时,村外来了好多人。打更的看到后,速报村长和方兰亭。当时村南的场院里,好多人扛着枪。“俺娘上了村里的城楼问,是邦杰来了吗?对方回答是。俺娘说,你们把枪放在离人三步的地方,人靠在城墙根,我找人去给你们弄饭吃。俺娘赶紧找到村里人,准备煎饼、豆腐、粉皮、白菜、萝卜,开始攒饭,好不热闹。”周庆兰介绍道。
第二天,在方兰亭的带领下,石邦杰率部奔赴115师,壮大了抗日力量。“石邦杰打仗有勇有谋,只可惜在1940年打枣庄时,被叛徒出卖,抓起来活埋了。”周庆兰说道。
吃水不忘挖井人
“俺娘还有一个干儿子,是115师的连长周宝荣。他大高个子,黑黑的,骑着大马,跟我母亲接头。我母亲问他家是哪里的,他说家是山西的。我母亲还卖了一亩地,给他买了派克钢笔,教育他要学习,以后胜利了,必须有文化。后来,又把我父亲当年下东北买的被面,给他套了一床被。周宝荣跟我母亲说:娘,革命胜利了,我不让你吃一粒粗粮,光让你喝面条吃馒头。后来打枣庄,他也牺牲了。”周庆兰惋惜道。
在东盘石沟村西的马家庄,记者见到了93岁的宋继友。他是抗战时方兰亭动员入党的,如今虽有些糊涂,但提起“周会长”,还会竖起大拇指,颤颤巍巍说起来:“我那时候很危险,是俺村唯一一个党员。周会长常跟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别害怕。我有一年咳嗽吐血,托人在东北买了两块虎骨,跟黑色的蜂窝一样,专门治这个病。她身体也不好,我给她一块儿,她舍不得用,给了八路军。这人还在世不,是不是得100多岁了。”
后勤保障犹如战争这台绞杀机的加油站。1939年,大汉奸王洪九贴出布告,要抓负责四县边联后勤的周会长,悬赏50块现大洋。“我三叔找到俺娘,劝她投降,50块现大洋能买好多地呢。俺娘大骂他一顿,说他引狼入室。她说,我是小车不歪,使劲朝前推,小车就是共产党,只要共产党不倒,我就继续朝前推。”周庆兰回忆道。
战争年代,处处危险。1940年冬初,方兰亭想回家看看,还没坐下,村子就让维持会包围了。“隔壁邻居说,你赶紧跑。俺娘就翻到俺三叔家石榴树下,又翻到俺大姑家,最后翻到恶霸家的后院里。恶霸家跟维持会关系很好,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维持会一直没进恶霸家。俺娘藏在草底下,一夜未睡。天还不亮,就翻墙跑出来了。”周庆兰说道。
1939年12月28日,以115师民运部干部何波为团长的边区工作团,在官里庄召开大会,成立农民抗日自卫团。考虑到统战需要,工作团特派人邀请国民党费县县长李长胜到会讲话。
李长胜到场后,提出先把枪架起来再开会,为了表示我党的诚意,何波同意自卫队员架枪。李长胜指责农抗会和自卫团开会是非法的,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年龄不大,57了”(当时李26岁,所谓五十七,是因他是国民党57军委任的县长)“民众都得孝敬父母官,你们为什么不给我送钱粮?”
话音刚落,保安队开始收缴自卫团武器。自卫团人员全部席地而坐,又远离武器,发现上当后,想拿枪离开。李长胜把扬起的手臂一落,身边警卫的匣子枪齐响,坐在最前排的自卫队员邱玉温等6人应声倒地,当场牺牲,殷红的鲜血从胸口流出来。
“那天阴天,俺娘带妇女去开会。她警惕性很高,听到李长胜开始说胡话,就悄悄带妇女撤出会场。刚走到河边,就听到会场里枪响了。妇女就开始跑,一个也没有受伤。后来她组织为牺牲同志的遗属请愿。1964年,我母亲病危,李长胜还不承认‘官里庄惨案’,俺娘还说要跟他去对质。”周庆兰回忆道。
贺礼献给妇救会
“俺娘虽然没有文化,但口才很好,记忆力也好。开会传达报告,她能一字不差。她在动委会当妇女会长,老百姓都喊她‘周会长’。后来,调到费县,都称她‘周大娘’,我以为是她的名字呢。”周庆兰说道。
在1940年4月1日,第134期《大众日报》上,有一篇周大娘的演讲稿,题目为《我们带给了大会什么样的贺礼》。
周大娘所说的“大会”,指的是1940年3月10日至19日,在青驼寺召开的“鲁南妇联代表大会”。当时,大鲁南区妇女救国会成立,汪瑜任会长,方兰亭是常务委员,还任联络部部长。
方兰亭脱稿发言,讲述会前半个月前的主要工作:“第一,我们组织了六个村庄的妇救会；第二,我们作了动员青年参战的工作；第三,发起了向官里庄遇难同志家属的募捐运动。”她还分别详细叙述了工作是如何开展的,遇到何种困难。
她最后说:“以上三件工作,我们小组不但切实执行了,并把这个号召传到了全乡的妇救会去,在半月内我们就召开了两次检讨会,来讨论和检讨工作,到我来参加大会止,我们的工作才算告了一段落。我们算胜利地把贺礼贡献给了大会!”
后来又成立鲁南妇女救国总会,主要工作是发展党组织,培养干部,组织妇女开展学习,改善妇女生活,掩护伤员,送情报,抓汉奸,促进后方生产等。“我记事的时候,俺娘就带着我去山洞里,给伤员端屎端尿,送鸡蛋,烙油饼,烧点盐水,帮伤员擦洗。”周庆兰回忆道。
敌后的工作是艰苦的。尤其在严寒的天气,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在广阔的操场上,朦胧的气色中,战士们排了一列很长的队伍。在队长的口令下开始跑步。一跑就是半点钟。但他们从没有怕冷或畏缩。
早操后,大家都到河边洗脸,这是照例的,不论下雪或河里已结了一层浮冰,也不论男女,都是一样每天都来锻炼一次。洗脸时,在河岸上拉成很长的一列,太阳光照射在每个人红润的脸上。
“那时候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用老百姓家里的水。俺娘说,女同志穿着灯笼裤子,搓搓手,捧起河水洗脸。俺娘开玩笑地问同志们,你们冷不冷呀。同志们说,不冷。俺娘说,不冷你们哆嗦啥呀!”周庆兰笑道。
1940年以后,猖狂的日军经常对沂蒙山根据地扫荡。当时,根据地动委会反复进行反“扫荡”动员教育,还进行了夜间紧急集合、快速行军等一系列演习,同时动员群众埋藏粮食。方兰亭的工作任务在艰难中日益增重。
她也数次在扫荡中突围。“有一次,在白山上打仗,她说部队打光了,她装着牺牲了,等敌人撤退后,她才下山。”方兰亭的侄子,今年95岁的方敬胡说道。
“俺娘说,她有一次脚腕扭着了,寄养在老百姓家。她请老乡请来推拿的郎中给复位一下。那时候的条件太差了,郎中把她的脚放在门槛底下,使劲一别,俺娘眼一花,昏过去。在那待了四五天,稍微好一点,又出发了。”周庆兰说道。
典女换谷子,做小米稀饭给战士吃
“俺娘偶尔找比较安全的时间,把我接到她身边,待上一两天。怕影响工作,又把我送回去。俺娘嘱咐我说,你要看鬼子的维持会来了,就低下头,不要盯着人家看。我从小到大,住过十几家人家。”幼时的周庆兰被磨练出超强的适应能力。
1940年冬,四县边联县遭受灾荒。国民党军队、日本兵和汉奸到处抢劫,人民生活极其困难。八路军不忍加重人民负担,各部队只得吃糠咽菜。因此干部战士个个面黄肌瘦。身为妇女会长、民运科长的方兰亭,心急如焚。
当时方兰亭住在长新桥一带,家里住着115师后方司令部的—个班,军民亲如一家。当她看到年轻的战士每次打仗回来,没有粮食,只得吃糠咽菜时,心里难受。可是到哪里去弄粮食呢?
“我那时候两岁多。俺娘看到这些小战士没饭吃,就打听到长新桥有一家人很富有,但是没孩子,就把我抱到她家,要了20斤谷子。回家轧好谷子,做好小米稀饭,给战士们吃。”彼时的周庆兰,还以为自己又换了一家寄养。
等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喝着小米稀饭时,老成的班长问:“周大娘,这么冷的天,您从哪里弄来的粮食?”方兰亭强笑着说:“大娘出去借的,下来谷子还给人家就是。”
喝了两顿小米稀饭后,班长发现,平时逗着玩的小兰妹妹不见了,就问方兰亭,孩子去哪了?方兰亭心中难过,回答道:“别多问了。”
“班长追问,看到俺娘的表情不对,他大概知道了情况,去周围村里问,谁家刚添了个两三岁的小姑娘。等弄明白之后,他向战士们说明实情,战士们抱头痛哭。大伙儿把身上的零钱凑起来,去把我换了回来。俺娘也阻拦不住,被战士们的真情感动地掉下眼泪。”每提及此,周庆兰还是心酸。
建国后,方兰亭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那时候我们搬到费县民主街住。每到她发工资的时候,俺家里坐满了人,帮助过她、掩护过她、给她提供过情报的都来找她。她把他们迎到家里,乡亲们没吃没穿,她就给钱。她每季留三五件衣服,其他的全都送人了。她对生活非常知足。1964年,她去世后,我看她的存款,只有两块四毛钱。”周庆兰回忆道。
2015-08-07 来源： 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卢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