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入侵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劫难，抗日战争是我们民族的一次空前的总动员，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历史的选择。当时，我还是一个幼稚的仅有一定正义感的爱国青年，是抗日战争决定了我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人生选择。所幸的是，在我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青年时代，及时地得到了有关同志的引导和党组织的教育，在抗日战争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又得到家乡人民以及无数战友的无私支持，所有这些，都是我能克服艰难险阻，不断坚定信念，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重要保证。
一、踏上革命道路
我出生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我对小时候的记忆，大多与新旧军闽混战，以及兵灾、匪祸、天灾联系在一起。我父亲是个旧式的封建家长，在我十三岁那年，他就因病去世了。家庭重担一下就落在母亲和我身上，我只得辍学回家。
我的家乡阳谷县地处京汉、津浦两大铁路中间，又是鲁西南公路干线的中间站之一，自古就是兵家必经之地。直一皖、直—奉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又有阎一冯之战，都经过我们这一地区。不管谁到了，都是强调战争的需要，派粮、派款、派夫、派大车。我家的一头牛、一头驴就是被过往的军队硬抢走的。政局混乱必然又带来匪祸猖獗，我父生前就曾被土匪绑架过一次，幸而逃了回来。我们村北几里远的地方，就曾是土匪出没，经常拦路抢劫的地方。
鲁西历来都是山东省的贫困地区之一，阳谷县也不例外，主要的灾害是盐碱，沙洼。沙地的收益很小，碱地里有的甚至连草都不长。洼地占的面积最大，最害怕的是水涝，雨水多了水排不出去，有的年头连小麦也种不下去。另外，蝗灾、旱灾也接连不断。旱灾差不多三两年就发生一次，蝗灾一般又伴随旱灾而来。
动乱的岁月，从小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不-平的种子，但我阶级觉悟的真正觉醒，那还是在芦沟桥炮声响了之后。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没几个月，济南、德州沦陷，到秋末，我们在家就听到了隆隆的炮声。
最可恨的是，还没见到日本人的影子，除聊城地区专员范筑先外，国民党大小官员一下就跑的没有影了。老百姓骂他们：“枪响五十里，炮响一百一。”我们村就在公路边，整天看见向后跑的军队和官员，凡有点良心的中国人都在心里诅咒他们。当官的一跑，老百姓还能不跟着乱?一时间，拖儿带女, 拉牛牵驴，投东奔西，一幅兵荒马乱的景象。就在这时，范筑先派的政训队开来了，我们村也住进了两个队员。政训队是属于国民党内特务队一类的一个组织，专门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其中有许多是国民党左派分子，也有我党党员。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右派分子跑光了，但左派分子、我党进步人物以及积极要求抗战的热血青年留下来了，在国家沦亡的危急关头，他们聚集到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范筑先先生麾下，被派往广大农村，开展发动群众，宣传抗战的工作。
住进我们村的两个队员，一个叫宋熙铭，一个叫夏春荣。从他们那里，我初步认识到了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道理。跟他们在一起，我第一次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革命歌曲。
我最早接触的共产党员要算李志琛，王筱湖几个了，李志琛原是教员，就在我们村小学里教书，我们有过很多交往。1933年后，我们村小学被区公所占用了，这时王筱湖也来到了我们村，当时他是区公所的雇员。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都有意识地跟我谈些反帝爱国的道理。通过李志琛、王筱湖，我又认识了杨承萱等其它一些党员。有一次，杨承萱到区里开会，晚上到我家借宿，跟我挤在一条坑上。在促膝谈心中，他给我讲起了共产主义的道理，跟我讲起了共产党的组织、性质。当然，我们的交谈仍离不开抗战这个大前提，他谈到抗战的领导权问题，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战，而国民党表面抗战，实际是消极逃跑；又举例说国民党请了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他们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与日本鬼子实际是一致的……这以后，我们的交往更密切了。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杨承萱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同意了。杨承萱将我的要求向组织进行了汇报。
1939年9月，在我们村寨外的场院里，陈振河（党员）通知我，说组织已批准了我的要求，同意我加入共产党，并向我宣读了入党誓言。誓言共有六条，直到今天也没忘。
1，严守党的秘密；2、遵守党的纪律：3、无论在战场上还是敌人的法庭上，都要有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4、学习马列主义；5、遵守党章党纲；6、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二、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
39年底，日本人占了阳谷城后，紧接着就把魔爪伸向农村，在青杨里修起了第一个据点，距我们石佛村仅七华里。这时，党组织动员我出来参加工作，几经考虑，我下了决心，这年冬天离开了家，由区长王筱湖任命我为石佛乡抗日乡政府乡长。
我刚当乡长时还有个固定的工作地点，在白庄，后又迁到刘窑，之后不久就开始到处打游击了。1940年3月份敌人把据点修到我们村了。随着敌人的武装进剿，形势日益恶化。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被迫转入地下，进入了一个极其艰苦的创业时期。
当时最大的困难还在于群众没有真正地发动起来，许多人存在着糊涂思想，有的人甚至说：“管他谁来当权，谁来给谁纳粮就完了。”发动群众，宣传抗战，开辟抗战局面，是我们抗战初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工作的第一步是逐步建立完善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在敌人的大炮刺刀底下行使抗日政府的各种权力。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征粮征款，筹集抗日经费。结合这项工作的进行，我们同时又走乡串寨，深入发动群众，在各阶层人士中分别建立各类抗日群众组织（如农会、妇救会等），通过宣传，使抗战必胜，当亡国奴可耻的道理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日寇侵略的深入，广大群众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很快就在群众的心里扎下了根。随着群众动员起来，在我党的领导下，一条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逐步建立起来，抗日救亡的斗争出现了新局面，但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战争机器——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仅仅依靠政治斗争是不行的，没有革命的武装，我们的工作变得非常被动，活动只能在夜间进行，有时与敌小股武装遭遇我们也要吃他们的大亏。这种被动挨打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抗日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大约是在1940年的7、8月间，我们就接到县委指示：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建立自己的地方抗日游击队伍。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石佛乡与邻近的郭店屯乡协同行动，动员当地地方力量，共同组织一支游击队。建立武装的关键，一是人，二是枪。当时老百姓，特别是大户人家，往往都买得有看家护院的枪支，以前国民党时期民团的枪支，大多也流落到了民间，回到乡里，我们首先召集各村村长开会，然后又由村长召集闾长，最后召集有枪的人家开会，动员各家各户把枪献出来。当时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匹夫有贵，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除了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们又结合东北沦陷的事实，给群众指出亡国奴生活的悲惨，指出先有国后有家，国保不住家就根本保不住的利害关系，同时我们还给群众详细地分析利弊：现在把枪献出来那算是支援抗战，我们现在借你们的枪，抗战胜利后再还给大家：要是现在不肯拿出来，日本人来了也会用枪逼着你们交枪，如果那时再交就是资敌，就是当汉奸。在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的形势推动下，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仅一、二十天就把枪收起来了。结果我们石佛乡收了三、四十，郭店屯乡（乡长杨承萱）也收了三、四十，我们合在一起共筹集到七、八十支枪。
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莸们的队伍就组织起来了。当时有枪七、八十支，因此也就召了七，八十个新兵，县长姚修文亲自交给我一枚公章，上级将我们这支队伍命名为“阳谷县第二游击大队”。
抗日武装力量的出现，犹如在抗日救国的战线上树起了一面旗帜，它对面临亡国奴命运的广大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们的力量虽然很弱小，还不足以与敌人作正面冲突，但它活跃在敌人的心脏里，是广大人民坚定抗战信念，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主心骨。而对出卖良心，投靠日寇汉奸的狗腿子，它又是一股强大的威慑力量，它曾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保障了我党各项政策的实施。
游击队成立初期，由郭店屯乡乡长杨承萱和我带领，过后不久，上级派了有经验的同志来任大队长和教导员，从这以后，我们这支队伍就如虎添翼，逐步走向了正规化。
到了第二年初，为了发展壮大抗日主力，充实抗战第一线，上级决定我们这支初具规模的游击队升级，并入主力部队去。我们游击队战士的军事素质虽然还差，但政治觉悟却相当高，队伍升级后没有一个战士因思家恋土、贪生怕死而逃亡。
41年的春节前，送走了参军的部队，我和杨承萱仍然各自回到乡里。春节过后，县长徐翼找我到了县里，说原三区现划为两个区，成立八区，由杨承萱任区长，我任副区长，并指示我们再把区队组织起来。回去找到承萱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筹备工作。
区队是我们第二次组织起来的队伍，这一次我们虽然有了一些经验，但条件却不能与上一次相比。主要是枪，这次我们是从县大队领来了二、三十支土造枪，有些还是需要修理才能用的破枪。带着这些枪，我们又组织了一支二、三十人的区队。在我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抗日革命力量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持久战，并不时给敌人以各种打击。4O年的“七．七’纪念日前，区里召集我们开会，会上区长王莜湖传达了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抓一个汉奸，要用他的头来祭奠死难烈士，纪念“七．七”。任务布置下来后，就有老百姓来向我们报告，有个姓庞的伪乡长溜回家里去住了。这天晚上，区队悄悄将姓庞的家围了起来，抓住了庞。“七．七”纪念日那天，我们在宋堤口、辛集附近召开了宣判大会。会上，我生平第一次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将那个伪乡长枪毙了。
42年5月，我从八区调到了六区，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志一起悄悄在冯楼一个老乡家里借宿，正好碰上两个汉奸到村里来派粮派款．开始他们大吃大喝，横蛮得了不得，后来竟打到我们借宿处，被我们打跑了。43年8月我在七区时，双庙苏有一个伪副乡长坏得透顶。当时敌人向各村派粮派款，村里往往用消极抵抗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城里的敌人鞭长莫及，往往也无可奈何。但那个伪乡长却心狠手辣，他派人把村长抓到据点里关了起来。哪村的粮款交不够，就把那村的村长吊起来严刑毒打，一直到粮款交够为止。各村村长回村时都是找人抬回来的。当地老百姓无不咬牙切齿，各村村长也向我们哭诉，纷纷要求我们除掉这个铁杆汉奸。经研究，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家伙的确是罪大恶极，非杀不可，于是研究了打伏击的计划。这一年的8月15前，我们得到了可靠情报，这个狗汉奸要押着大车，往区公所周那里村送节札，于是我们派了一个班在公路边埋伏，用刺刀把他杀了。老百姓听了无不拍手叫好，顽固的汉奸也都吓得胆战心惊。
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日益壮大，我们逐渐在聊、阳、阿交界处开创出抗日根据地。到42年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发展了，经验丰富了，敌伪内部也发生了动摇，气焰收敛了不少。
三、革命战争的艰苦性和残酷性
战争是残酷的，流血牺牲随时威胁着每一个人，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里，对于每个投身抗战的人都是一场极其艰苦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贪生怕死当然不行，追名逐利、钻营谋私也决没有市场。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每一个革命者都要面临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严峻考验，从战争走过来的幸存者，大多都是经受了一个个考验，闯过一道道难关挺过来的。挺得住的，就能走向胜利、迎来解放。挺不住的就垮下去了，有的当了逃兵，有的甚至变节走上了革命的对立面。
我常反省自己的一生，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我能幸存下来，始终保持敌情观念，从不放松警惕性大概要算我多次躲过死亡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打游击的时候，碰上环境紧张，我们往往化整为零分散行动。那个时候，我很少是在一个村里住一个整晚的。白天就在庄稼地里趴着，晚上找个安全的人家倒下就睡，但几个小时后又得赶紧转移，换另一个地方再找个人家住下。这种高度机动的游击生活，使我躲过了许多次十分危险的搜捕。
43年的7、8月间，我钻到刘庙我的通信员刘庆湘的家里住下了，他的家在阳谷县很有名望，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点钟，突然我就觉得气氛不对，决定马上转移。当时他们全家都极力挽留我，我心里虽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仍警告自己不能麻痹大意，执意告辞离开了。天明时我到了阿城。那天，阿城正好是赶集，听到来赶集的老乡说，昨天晚上，大概就在三，四点钟时，刘庙、刘辅，庄户三个村都叫敌人围了，刘庆湘的家也被敌人搜了个遍。
还有一次，我转到孙庄我的姑姑家里住下了。鸡叫头追后，我翻身起来又出门转移了。出村几里地到了宋井，又找了一户人家住了下来。第二天就听说，我前脚走，后脚院子就叫敌人包围了，估计就是村里的汉奸狗腿给敌人报了信，不过什么也没给敌人捞着。
对于一个革命者，战争还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牺牲，自己的家庭亲人也都跟着受连累，敌人奈何不了我们，往往就拿我们的亲人出气，在家里的妻儿老小身上进行报复。34年的7月间，我们的部队在公路上打了一次埋伏，伏击汉奸伪乡长何超，结果打死了他的警卫员，缴了何超的枪，但何超这小予仗着地理熟悉溜了。何超一口咬定是我带人打他的伏击，扬言要对我进行报复，结果就对我的家庭下了毒手。那时，我的家已被敌人毁了，全家寄宿在孙庄我姑姑家里。何超就是本地人，这些情况当然瞒不过他。在他挨伏击的第二天中午，他就派人把我的母亲抓到石佛据点里去了。抓我母亲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抓到我，但我母亲在据点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拒不回答敌人的问题。那时，我当然不能自投虎口，我们谁都清楚，落到敌人的手里，如果不当叛徒就别想活着回来，不仅自己的命要搭上，就连老母亲也不一定能救出来。三天后，据点里有人带消息出来说，我母亲已虚弱得不行了，让家里想办法，后来是我兄弟进了据点把我母亲顶替回来的。在我母亲身上没捞到油水，何超更是恼羞成怒，我兄弟一进据点，敌人就对他用上了大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一套全搬出来了，据点外老远就能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等把人折磨得不成样子，实在捞不到什么东西后，据点里才通知我们家里交赎金换人。那一次我们家里变卖了大部分土地，最后把人抬回来了。这以后，组织上就安排我将全家迁到六区石狮子村住下，一家人抛家舍业，一直到阳谷解放。我兄弟伤养好后就参加了革命，在县大队工作，后因汉奸告密牺牲了。
原载《黔东南党史通讯》1991年第2期（王贵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