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光18岁投身革命，60余年风雨兼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和建国50年来的历次斗争考验。如今虽已年届80，阔别故乡逾半个世纪，依然情系泰山父老，对当年与故乡人民一起度过的战争岁月历历在目。
1939年，正当日寇侵华、民族危亡之秋，未满18岁的戴光同志毅然加入党组织，从此在泰山脚下开始留下自己的革命足迹。他入党后即任村支部书记，后任区 委书记，继而到新泰县委、泰山地委等地工作，参加了对日寇的反扫荡、反蚕食等一系列斗争。在枪林弹雨中，年轻的戴光经受了血与火的磨炼，多次临危受命，到 最艰苦的地方开展抗日斗争。1943年，他转战泰宁县任围山区委书记，该区情况极其复杂，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犬牙交错，敌人屡屡对我突袭、包围和扫 荡、清剿。戴光依靠和发动群众，组织当地民兵坚持劳武结合，扩大区中队，配合县武装，保卫根据地，并经常深入敌区，打击日寇，瓦解伪军，破袭铁路，在敌区 建立两面政权。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这个区的群众抗日情绪高涨，成为泰宁县党和群众基础最雄厚的一个地区。
抗战胜利后，戴光转战泰泗宁和新泰、泰宁等县。在鲁中警备6团任政治处副主任期间，为粉碎蒋军对我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他和警备团的指战员一起投入了自卫战 争和消灭还乡团的斗争。1948年，戴光奉调泰宁县任汶口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当时解放战争正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他坚定执行党的新解放区各项政策，建立革命 政权和民兵等群众组织，带领群众冒着敌机轰炸恢复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为我军克复兖州、解放济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949年2月，戴光根据地委决定，率领新泰县近百名干部南下浙江，同年5月任浙江东阳县解放后第一 任县委书记。从泰山脚下来到东阳江畔，不仅当地的历史不清、情况不明、语言不通，而且这里战火刚熄，满目疮痍，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活动猖獗。面对种种 困难，戴光率领县委一班人，坚决执行省委和地委指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反霸斗争，清查潜伏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建立乡村政权和民兵组织，组织群众恢复 生产，减租减息，继而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经过3年多的不懈努力，东阳县的面貌发生了根本转变，各方面工作在金华地区也是 比较好的。1952年，戴光调至金华地委工作，任地委副书记直至“文革”前夕。
在十年“文革”中，戴光被作为“走资派”备受凌辱，不仅成为当地批斗、拷打、关押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且由此祸及全家。重新分配工作后于1969年10至1970年2月任金华汤溪齿轮机床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0年10月任杭州大学党 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为贯彻中央16号文件省委于1975年7月任命陈作霖任温州地委第一书记，沈芸任第二书记，戴光任第三书记，温州地委副书记 、书记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任主持地委工作。面对当时“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风浪，戴光坚持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作斗争，坚持进行各方面的整顿，为 此又一再受到帮派体系的冲击和批判。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拨开云雾见天日。已近花甲的戴光复出于1978年任浙江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兼 院长，冶金部所属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受到了师生的拥戴。1984年，戴光退居二线，任浙 江省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他老而弥坚，积极搞好提案工作，广交党外朋友，为党的统一战线添砖加瓦，贡献余热。在此期间，面对1989年发生的政治动 乱，戴光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拥护党中央制止“动乱”的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党性原则。
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戴光与韩惠卿同志既是夫妻又是战友。1949年，戴光与新婚不久的韩惠卿同志一道南下浙江，从此，他们在浙江这块土地上并肩战 斗，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两位泰山儿女的战斗岁月，犹如一曲二重奏，奏响着高亢激越而又和谐绵长的人生乐章，这首乐章一头连着 泰山，一头连着浙江。
（文/吕志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