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我泗南独立团团部和第一大队在日伪冬季大扫荡时，被敌人拉入网内，后经三次破网，激战终日才突围出来，脱离了全军覆没的险境。我对这次惊心动魄的战斗，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所在的泗南独立团第一大队，它的前身是泗南游击大队。1942年11月孙徐战斗后，泗南抗日形势逐渐好转，游击大队人数不断增加。其中有战场起义的皇协军特务营第一连（乔尚业为连长）、皇协军驻王家口的邵理甫队，还有驻汉舒的张士玉等五人杀了队长王士德携枪来投降；后消灭了冯清宜营、王新杰队，增加了一些人枪，再加群众自愿参军的也日渐增多，队伍很快发展到200多人。但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队伍，良莠混杂，老弱皆有。尤其是那些带着几个、十几个人来“入伙”的小头目，大都当了队附、班长，仍带有一个勤务兵，携枪来去自由。除了原杜嗣存队的基本队伍之外，可说是乌合之众。这样一支松散而无战斗力的队伍，是经不住残酷斗争考验的。为了对付敌人的冬季大扫荡，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和训练。整编工作既艰巨又复杂，除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外，还要对老弱人员进行妥善安置。另外，还要对付少数坏人的破坏。如，在整编中公审镇压了阴谋策动一部分人叛逃投敌的首犯方成山，严惩了违犯军纪、劫路作恶的王苦，清洗了原杜队队附等有害分子，使部队由原来的200多人精减到150余人。为了减少层次，便于领导，取消了连的建制，由大队直接领导排，把全部人员编为三个排，六个班，每班、排只设班、排长一人，每班人数15—20不等。后又争取时间，开展了百日练兵活动，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通过这些艰苦的工作，把第一大队变成了一支组织严密、遵守纪律，精干、有战斗力的人民子弟兵，为在反扫荡中战胜敌人奠定了基础。
1943年2月18日上午，我情报人员报告：早晨从西开来200余名日军，配备的全是重武器，到泗城后就地躺下休息，无再东去的迹象。我们接到这一情报后，立即报告团部，并提出今晚外跳敌区边沿的意见。黄昏前，又接到军分区政治委员杨士法同志派人送来的指示，“敌人扫荡费南地区已三天了，估计明后天转向我区，你们要多加注意泗水城敌情变化，做好一切反扫荡的准备。蓝田同志已带五县游击大队(原孔昭桐部)去西老寨山后活动，你务必同他取得联系。”我把军分区的指示要点书面转报团长曹济舟同志后，与大队长杜嗣存商量，计划天黑后，由杜按预定方案把队伍带到敌区边沿隐蔽，我立即去找周专员。我俩刚说到这里，从背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你不要去了，我来了。”我们见到蓝田同志非常高兴，他既是地区最高领导人之一，也是我的老领导、老熟人。他的到来使我们心里有了依靠。
我向蓝田同志汇报了泗水城敌人增兵的情况，他又看了杨士法同志给我的那封信，然后说：“费南县境的敌人已在庞庄、城前、城后据点集结，看来对我区的扫荡是明天，你们对本地区情况熟悉，先谈谈你们的打算吧。”于是，我把一大队夜间到敌区边沿的西鲸山西侧隐蔽的打算说了一遍，并提出五县游击大队可否去老寨山口以西、纪埠以南地区隐蔽的建议，因为以上两个地区都不是敌人必经的主要道路，万一出点意外，这两个地区的机动范围比较大。接着，我又向蓝田同志详细谈了以上想法的根据：敌人对我根据地采用“拉网战术”扫荡以来，我们在鲁中(被围两个连)费南苏家崮(被围一个连)都吃过亏，敌人捕空的一次就是去年春节后对我泗东南地区的扫荡。这次冬季敌人扫荡还是用的“拉网战术”。其特点是：夜间偷偷地到达我边沿区张网包围，拂晓进攻。只要我们在敌人未到我边沿区展开之前跳出去，就可避免敌人的包围。我们对北线敌人出动的路线和张网地区的猜想是，泗水城敌人由龙湾套进山，从泗城分兵一路走纪埠到老寨山地区的可能性不大；从苗馆南来，经桃花庄北山口到安山寺东、西两山展开有可能。因此，我们跳到泗水城和苗馆这个夹角地区的边沿隐蔽，并在西鲸山前小刘家庄、能山前刘庄各留两名侦察员注意敌人的动向，同时作为两支部队的联络点，这样安全性较大。蓝田同志听了上述意见后说：“就这么办。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方针是一个‘躲’字。”接着他诙谐地说：“俗话说得好，惹不起还躲不起，躲开敌网就是胜利!躲的方向是，只能向外，不能向里，大路朝天，各走—边嘛!”
夜九点钟左右，部队在出发地集合时，侦察员带来了曹济舟团长让我们去罗家庄的命令。团长看到我和老杜就大发雷霆：“上午报告敌情无变化，我决定西来，你们晚上又报告泗城敌人增兵，夜间跳出去，这不是有意陷害我是什么？!”我也强压着怒火说：“你冷静点，你知道泗水城到这里是多少路？得走几个小时？我们上午的报告是什么时候的敌情？……这里还有刚刚收到的许团送来的情报。”说罢，我把情报递给团长。他看到情报中有“敌人由东乘汽车到苗馆下车南来，请贵军严加防范”等语便问怎么办，我与老杜几乎同时说出“按原来意见办，这是蓝田同志定下来的。”他又提出汪润广出来怎么办，我说：“汪润广是我们的老对手，一个排就可把它顶住。”他又说：“枪一响把鬼子都引过来了怎么办？’我也不耐烦地说：“敌人的主要目标不是西鲸山地区，天亮后敌人的重兵已进入我中心区，再返回来拉一网有可能吗？”这一连串的怎么办提完之后，他还是坚持向里走——去峨峪!我反对去峨峪，理由是若被敌人拉在网内，抵抗无险可守，走又走不了…团长没等我说完，就命令去王家口，他看我又要提反对意见，腾地站起来：“这是命令!”我们就是这样进入敌人拉网地区的。老杜刚出团部屋门就高声嚷：“他奶奶的，王八四十鳖四十！”在去王家口的途中，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高小、师讲所读书的年代里，团长是我的老大哥，且订金兰之好，他待我情同手足。抗战初期，不论是工作上或是战场上，都没发生过严重矛盾。他的个性主观、暴躁我是了解的，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不顾两百多人的安危，听不进一点不同意见。
行军到了红顶山，我大队留下一个班控制住这个山头，另一个班下山时仿电线杆拉开距离，以听话清楚为准，连接村口哨位，以备传达命令和报告敌情。临近半夜时，我西路情报员宋时胜前来报告，敌人已经越过孙徐。他同敌人一前一后，宋时胜是快步加小跑，但都是两条腿，也比敌人快不了多少。经苗馆南来的敌人也走了三个多小时了，看来敌人已进入预定的张网地区。我同老杜商量，必须夜间突围，路线有三条，最好是翻过红顶山向北，时间还来得及。为了减小目标，也可化整为零，以排为单位，指定两个集结点。西路经安山寺东坡向北，东路过王家口东山口，经仲家庄、丁家岭向北，中路走红顶山。老杜向团长报告上述敌情和突围意见时，又被顶回来。我们只好向各班排长布置，拂晓前开饭，并要求班排长亲自检查，消除一切不利于行军战斗的因素，准备明天苦战一场。
天刚亮，哨兵报告发现罗汉洞山头有人，老杜随即去村外用望远镜观察。他回来对我说：“看不太清楚，会不会是五县游击大队呀！你去看看吧!”我说：“我不想看，一定是敌人，五县游击大队绝对干不出这种蠢事来!”我边走边接过望远镜一看，都是鬼子。老杜即去团部报告，我把队伍集合起来，将红顶山上的那个班隐蔽地撤向东山口待命。老杜回来按照团长命令上老猫山。队伍刚出村就被敌人发现，遭到重机枪的火力追击。到了老猫山顶，我绕山头一转，团长说，敌人的“网”已经张开，西起东旗山以东，南至黑山楼山以北，都有敌人到达的信号，老猫山东只有一小股敌人到达对峪，由卞桥南来的敌人到达三岔河以东，我们现处敌网边沿，突围有望，下山经小仲家庄、丁家岭，横穿耿家庄向西北突围。团长指着山下对峪村一带问：“这股敌人怎么办？”我说：“我带一个排就能把他顶住，你们走!”团长又问：“到达三岔河的那股敌人怎么办？”我说：“那就看谁的腿快，我们闯过丁家岭，最多遭它的火力威胁，关键在决心快，争取时间”！团长说“上柴禾山!”我提醒团长，去年敌人扫荡这个地区时柴禾山上是敌人的指挥中心，不会没有敌人埋伏在山上。团长斩钉截铁地命令：“没有发现敌人就上柴禾山。”我想，团长真邪门，不把这两百多人推入绝境，他是不死心了。我对老杜说：“把二排给我!”老杜说了声，“不！”同时看了一眼队附徐树祥同志。我明白他的意思，就说：“不要再争啦!只能如此，你指挥一、三排断后，到柴禾山一定碰钉子，你多注意同我的联络就是了。”我随即命令二排：“肩枪，五至七步距离跟我来!”队伍拉开了距离，顺着老猫山通往柴禾山脚下的山梁脊背行进。东西两侧的敌人以猛烈的炮火向我军袭来，势如暴风骤雨。六班战士聂克胜调侃：“嗬!小鬼子鞭炮齐鸣，夹道欢迎哩!你们看，西边的炮弹把东边的鬼子拦住，不敢向我们靠近!”是的，西边的鬼子距我们远，炮打得略低—点，弹落在山梁的西侧，略高一点，炮弹就落在东坡，很难准确地打在脊梁上。我军先头接近柴禾山了，山上还是平静得毫无声息，这时我想也许真的被团长说中了。前进到西去刘家岭的羊肠小道上，再往前走几步就要上山了，突然，信号弹腾空而起，同时跃起一匹红马，枪弹冰雹似的向我军迎头袭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即命令“就地卧倒!”我暗想，全军已陷入重围了，怎么办？从柴禾山西侧向楼山方向突围，都是横向沟壑，地形不利，能不能攻占楼山，尚难预料。去玉皇山方向，玉皇山情况不明。返回老猫山也不行，该山东西南三面是易守难攻，但山头小而光，经不住较长时间的炮火袭击。而且敌人已占了红顶山，该山与老猫山的屁股相接，这一面是易攻难守，突围更难。这时，东南方向一路敌人已过丘山前槐树口，向司家庄行进，看来敌人的网越收越紧了。如果再迟片刻，敌人占领了杨园，全军覆没的结局就难以避免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坡下走上来一个人，右肩扛个铺盖卷，左手牵了一头牛。我迎过去，看清了是杨园的李庆元。通过询问，弄清杨园和玉皇山上都没敌人，我便举起右手，摇了摇指向玉皇山，命令大家丢掉背包跟我来。通讯员小赵把背包轻轻地放在一块石头后面，大家有些犹豫，副排长张士玉大吼一声：“要你们把背包放下!”我知道，同志们就这么一点家当，这样一来，就等于倾家荡产，也真是难割难舍呀。走下坡二、三十米处，从左侧走来一个军人，向我报告：“我是公安局的班长，带了一批犯人，其中有冯清宜、王新杰两个重要犯人，请首长指示。”我也顾不得客气啦，随即命令把两名要犯立即枪毙，执行后跟我突围。在到达高家庄村西口这段时间里，经过三次短停，排枪立射才冲过去。进了村口清点人数时，我的通讯员朱本善(乳名连三)不见了，张士玉说：“连三被敌人捉去了。”我用责备的口气说：“为什么不早报告？”士玉同志说：“早报告也没用。他是坐在地上解绑带时被背后两个敌人抓住的!”我心想，是啊!想在狼群里救出一只羊羔是根本不可能的!连三在春节军民联欢时踩高跷摔伤了腿，五天前把他隐蔽到罗家庄，他昨天才回队，怎么动员他也不愿离开队伍。他肯定是腿肚痛得难以忍受，想把绑带松一松才……这些，不允许我多想，只能一闪而过。我对同志们说：“趁敌人对我前进方向还只是火力封锁，到达村后的敌人还没有把村东口封死，跟我跑步冲过去!”我们在一阵暴雨般的枪声中冲过河，进入柳行。清点人数，无一伤亡。杨园西寨门大开，进西门后往左拐进了李家胡同，士玉同志提醒我说：“杨园没有北寨门!”我想，你哪里知道北寨墙上有李家下地干活的一个单扇便门，东门外已被敌人占领，只此一条路了。推开便门进入杨园后沟，直奔丘山脚下。这时的丘山已被从槐树口上山的一股敌人占领，行进中通讯员小赵说：“指导员，你看正前方那是谁的队伍呀？”我没有回答，继续前进，心想：小傻瓜，这里还能有谁的队伍，你不知道我们又被敌人包围了吗？与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左侧植树林里的敌人向我射击，我立即命令：“士玉，你带六班攻击柏树林，把他们赶过山岗去!四班跟我来，猛冲前方土坌上的敌人！”四班长杜钦(原名杜嗣钦)闻令，把我推到一边，大喊一声：“四班跟我冲!”象一群小老虎似地冲上去了。经过一阵激热的战斗，把敌网又撕开了一个豁口。刚入伍三天的新兵小八跑到跟前喊：“指导员，我跑不动啦，我要插枪!”我把枪一举：“你敢插枪，我就枪毙了你!快跟我走!”他把脑袋一缩，吐了吐舌头，离开了我。(战后他对我说，我举枪把他吓了一跳，他就一个人跑啦，把枪塞进坝窟窿里，敌人不管他，因他穿着便衣，身个又小得象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敌人走后，他又把枪掏出扛回来。)通讯员张长文(乳名三迷)对我说：“团部文书大麻子，坐在坝根闭着眼，我当是死啦，去拿他的枪时，他猛地一睁眼，吓了我一跳！”我没心思听他唠叨，大声命令：“三迷，去把六班调回来上前方小高地(即丘山脚下唯一的小山包，丘山山顶已被敌人占领)。”二排占领了这个小高地，张长文却不见了。六班长王廷胜说：“三迷牺牲啦！通讯员小赵也失踪啦!”我听了，心情异常沉痛。由于我占领着小高地的二排顽强抵抗，巩固住了突破口，保障了全体人员的突围。我又想起玉皇山背后不会没有敌人，随即命令副排长张士玉：“带四班抢占玉皇山，如发现东北坡有敌人上山要坚决顶住!”他不走，要我先走。我明白他的意思，又不能不激他快走，这可是关系到全团安危的大问题。于是我大声说：“这里的事你干不了，服从命令!”把他气走了。四班离开之后，火力明显减弱。敌人也弄明白了这个小山上有组织的抵抗，是他的最大障碍，便对我连续进攻，但阵地依然在我手中。当我观察到谷口外已没有我整批人员时，便命令六班长王廷胜带半个班去玉皇山找张士玉，留下半个班在这里再坚持一会，使突围人员更安全些。当王廷胜下坡北进后，阵地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烟尘笼罩了小山包，我左耳听不见，右耳吱吱响。我巡视了一遍阵地，战士无伤亡，便命令郭玉秋把这半个班带走。当他们下坡时，我发现少了一个人，便在阵地上寻找，结果发观聂克胜趴在一块石头上一动不动，我抓住他的肩头摇了摇叫了一声：“大聂!”他慢悠悠地抬起头来，甩了甩头上的土，用手摸着下巴问：“指导员，你看我还有嘴巴子吗？”他是被炸碎的石块打晕的，下巴被打得麻木了。我说：“别胡说，没下巴还能说话吗？把枪机摘下来，快清除弹槽里的土。”我们俩一边擦一边向沟底走，大聂追上了郭玉秋。
突然，我发现大队长杜嗣存和通讯员杜嗣俊被敌人包围在谷口一块梯田里。他用卜壳枪扇形射击，转来转去，上不了坝。我忙大声喊：“老杜!上不来，向八抬轿突围，那边都是二鬼子!”见他没什么反映，我又向他头上方鸣枪两响，接着又喊了一遍。这次他听明白了，边打边向八抬轿那里靠近。待他们进入上接玉皇山南端山脚，下通庙子岭的黑石（分石）之后，我才松了一口气，坐下来吸袋烟，看着他二人在八抬轿黑石（分石）里忽隐忽现，脱离了险境。忽然，“促……，”一颗子弹紧贴我头皮飞过，第二发弹丸落在左脚前，第三发打在我的左小腿上。我用眼搜寻了一下，发现在我下边有一个鬼子，离我约八十米，卜壳枪对他射击无效，只能白吃这个亏。我站起来，左小腿火辣辣的，重得象绑上一块坯。我一步步向沟上头移动。这时，鬼子上来了一挺机枪，向我爬山部队猛烈射击，我们的人都被封锁在山坡上。我高声喊正在谷口北侧上山的郭玉秋：“把那挺机枪打掉！”郭玉秋回答：“明白。”他的半个班停下来响了三次排子枪之后，敌人的机枪哑巴了。我又向山坡上大声喊：“快爬山!”谷口外的鬼子越来越多，郭玉秋带着半个班刚上行二十多米，就被敌人的机枪追上了，子弹都落在脚下的山坡上，我们的战士一个也没有倒下。我看到这情形，深为同志们庆幸。(战后晚上洗脚时，郭玉秋从绑带里解出来三枚弹头，他一直认为是腿上的臁疮在痛)。
我正缓缓地往前走，团长从一块大石头后面出来了，说：“木扬(他的警卫员小朱)负伤啦。”我对他说:“你还不走，藏在这里干什么？再不走就来不及啦!”他看了看我的腿，扔掉大衣，提着卜壳枪越过玉皇山只身突围了。小朱随后出来说：“我头晕。”我说：“能走就走，不能走爬也要爬上玉皇山去。”小朱走后，我三排战士胡广法来了。我说：“小胡，把枪给我用一下。你看丘山上的敌人向玉皇山运动，想拦截我还没登上山的人员，我来收拾他，你帮我观察弹着点。”枪一响，小胡就大叫，“屎壳螂搬家滚蛋啦！”第二发又倒下一个。第三枪响后，敌人把脑袋一缩，回头就跑，这一帮人不敢向前了。这时，谷口上来了一匹红马，上有一个拿着洋刀的鬼子，我掉转枪口给了他一枪，他滚下马来。我喊：“小胡，子弹！”小胡说没有啦，怕我不相信，他把弹袋转了一圈给我看。弹槽里只有一发子弹了，不能让他扛着空枪走啊！我把枪还给他，他刚走出三十多米，被敌人的机枪跟上，他惨叫了一声，倒下去不动了。我回头往下一看，见杜锡明朝我跑来，便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大队长叫我来的。他看到你身边—个通讯员也没有啦……”杜锡明边说边脱掉被汗水浸湿了的棉袄，喘嘘不停。我对他说：“稍休息一下，上山去传达我的命令……”他不等我说完，就用大队长派他来跟着我的话来堵我。我接着说：“你听山背后激烈的枪声，是二排正在阻击登山的敌人，快去告诉他们，不要恋战，尽早转移到圣公山。”杜锡明不情愿地走了，想不到他又被敌人的机枪跟上，也倒在了敌人枪下！
我向周围看了看，这个山沟里除了敌人就是我了，我便把军人花名册掏出来，用火点不着，只好撕碎撒掉。检查一下子弹还有三十多发，其中不说“瞎话”的只有二十几发，弹槽压九发，一发顶膛，手里攥着一条。准备打到最后，留三发自己用。我躺下来休息，等着敌人上来，打死一个赚一个。我觉得等了好一会了，抬头看看敌人没来。看过三次之后，我等得不耐烦了，在谷口和丘山上的敌人既不到这条山沟里来搜索，也不撤走。我突然想起玉皇山背后的激战，这股敌人肯定会从玉皇山南端西坡上山，合击正在激战的我军，想到这里，我站起来试了试，腿还可以走。我刚走了十来米，敌人的机枪又响了，击碎的石渣打在我背上。我想，倒下去就是你的，站着就是我的。我上去南山坡就看到玉皇山顶了，果然左右两侧各有一路敌人，我正走在他们中间。一路敌人一个“膏药”旗领头，双方在呼叫“奥依！”我穿过了两股敌人对走的这条线，直上玉皇山顶。说来也怪，谁也不“理睬”我，让我慢腾腾的到了山顶。九班长杜嗣英第一个看到了我，大叫：“指导员来啦!”走近一看，二、三排四个班都在这里。我即命令四班长：“快去圣公山！如果发现敌人坚决打下!”杜嗣英不高兴地说：“我们打得挺好，为什么…”我打断他的话说：“玉皇山顶又被敌人包围了！若不是你们打得好，顶住了这一路敌人，咱们也出不去了！玉皇山东西两侧各有一路敌人，快到山顶会合啦，我们这时撤出战斗去圣公山还来得及。”不一会，看见到达圣公山顶上的四班长摇手示意没有敌人。我二、三排全部转移到圣公山并作好了战斗准备。团直属中队由马副指导员带领全队来到，并向我要求先下山，我就让他带上全部伤员下山去了。一排长王自勤带着一、三班从山西侧上来了。我告诉他，我们坚守圣公山，让他们作预备队，到山背后隐蔽待命。
三路敌人在玉皇山顶汇合后，站成人字形，一个手持洋刀的鬼子正在指手划脚地“哇啦”。我对同志们说：“敌人的进攻就要开始了，远了不打，打不准不打，要爱惜子弹，多杀伤敌人。”不一会，敌人迅速向东西两侧散开，我命令战士各自选择目标，准备打，可是越等越没影子，我一看太阳已落山了，这才恍然大悟，敌人不是进攻而是撤走。我随即命令六班长王廷胜带六班尾随侦察，同时查看我牺牲、负伤同志的位置，以便运走救护。他们到了玉皇山南端派人回来报告：敌人跑得快，已过杨园。敌人走后，乡亲们出动，扛着担架奔向我激战过的地区。我在圣公山坐了个把小时，起来站不住了，同志们背我下山时，被播草峪的乡亲们迎上来抬走。在村口等我们的群众都拿着开水，老大娘送给我一碗淡盐水，曹大爷脱下棉袍给我穿上。同志们又冷又渴，身上的棉衣都被汗水浸透，乡亲们的开水暖了战士的心!
一位身着灰军服、戴眼镜的军人向我走来，他开口就问：“你是萧指导员吧？”我回答：“是的，你贵姓？”“我是三团休养队的看护长，我叫桑玉祥。”“你们情况怎样？”“我们安然无事，敌人被你们引走了，未进小仲家庄。战斗开始，我以为是三团，因为背包夹一样。在被敌人四面包围的险境中，部队的行动那么井然有序，毫无畏惧惊慌的表现，不是三团又是谁呢？可是三团昨晚刚离开这个地区，怎能又回来呢？没想到是你们!”他接着说：“你到我那里去养伤吧。”我说：“谢谢！必要时会请你帮助的(果然是他每天派人化装翻山去给我治伤)。现在我不能去，部队是饥寒加疲劳，要先到查山前给大家弄顿饭吃。”我到了查山前，团部医助给我处理伤时，杜大队长进来，蹲在我跟前就哭。我劝杜说：“事情已经过去，现在要做的事很多，又都落在你的肩上。”老杜跳起来大喊：“他奶奶的！我们的同志死得冤枉啊！”团长躺在西间床上一声不吭。我又劝老杜：“你冷静点，今晚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让同志们吃顿饱饭；二是烤干衣服，弄点铺草取暖，睡个好觉；三是埋葬牺牲的同志和慰问家属等。你快去安排吧!”
我被俘人员司有功同志逃出虎口，回来对我说：“十八日夜，我奉命在西独角三岔路口侦察，半夜时候发现了敌人，我便跑向罗家庄报告。跑到一看，寨门大开，鸦雀无声。我一出东寨门就被敌人捉住，因为我一点防备也没有，根本想不到敌人跑到我前边来。敌人让我运子弹，在激战地区看到你的军大衣穿在翻译官身上，我吓了一身冷汗，又看到连三被俘，更觉得你凶多吉少！”他又叙述了敌人对我被俘人员进行剖腹挖心当祭品的残暴行为和连三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的英勇不屈精神。连三的父亲朱大爷来看我时，我刚说出“连三”两个字，朱大爷赶紧摇手说：“指导员，你别说了!你心里不比我好受多少!我看看你就放心啦!”我同朱大爷洒泪而别!我知道连三是他的独生子，未满月母亲病死，家境贫寒，好不容易把他喂活，父子俩相依为命。长到十五岁，连三要参军，朱大爷亲自把他送给了我，并嘱连三不打走鬼子别回家。
战后检讨会上，杜嗣存同志冲曹济舟同志说：“我们的同志都死在你手里!”曹也反唇相讥：“我是汉奸？”就这样顶了牛，只好散会。是啊!你既不是汉奸，也不是杀人犯，可你为什么象犟牛一样，带着两百多人，直着脖子向敌人网里钻呢？！说上一句“我错了”不算亏吧？也好平一平人们胸中的闷气。一个人做几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遗憾的是，曹济舟同志对伤亡被俘十四人的重大损失，未从应负的责任上作半点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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