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巨涛，原名张温川，现年六十岁。原籍禹城西关人，家庭地主成分。在本县高等小学毕业后，升入济南“山东省立一中”， 参加过“五四”运动，并做过宣传工作。“一中”毕业后又考人矿业 专门学校，1924年“矿专”毕业，1925年在博山同兴煤矿实习一年， 因父亲患病而辞职回家。
1926年由本县同学刘景邹介绍，在县高小任教员。1927年， 由李宗鲁，杨笙甫介绍我人党。当时的党员，现在尚能记忆的有孟 庆和（又名孟致祥）、秦吉和、马云祥（又名马毅之）、程绍煜、张树杞、杨创正、王云阁（即王兴华）。1928年秋，曾在平原县东关三里 桥姓任的家中参加七县(平原、禹城、高唐、恩县、德州、茌平、齐河）支部代表扩大会议，总结工作，布置任务（年关暴动）。1927年至 1928年，国民党禹城县党部开始对学校怀疑，该党部书记崔某曾 数次找我谈话，追问学校内有无共产党的组织，并动员我参加国民 党。我当时婉言谢绝了，不久他就将我调到县建设局，任技术员。 在形式上暂时与学生脱离开了，从此形势就稍缓和了些。1929年 1月，党在济南召开扩大会议，当时决定我去参加。因怕再引起国 民党的怀疑，便派学生张树杞，随同李宗鲁去参加会议。由于王全 叛党（王全当时在党内负责），参加这次会议者，大部被逮捕，李宗 鲁、张树杞亦被捕。从此禹城高小党的组织失掉了与上级党的联 系。我与马云祥研究后，决定烧毁文件，停止活动，党员分散隐蔽， 学校内党的组织由此不告而散。以后李宗鲁由济南越狱潜回禹 城，与我见了一面，他随即逃往天津去了，从此我与党组织就失掉 了联系。
1930年夏，被迫去东北，由同学盛美东介绍在吉林省穆陵煤 矿任采煤技士一年。1931年回家后，由同学姜砚溪介绍到济南黄 台羊角沟任水文站站长。1932年由同学张笑文（即悦升矿长）介绍到博山西河悦升矿任矿师，并任马道地采炭所主任及桃花峪分 矿采炭所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进攻华北，我的全家十 余口人都从禹城逃到矿上来避难。年底，日寇追击谷良民的军队 路经西河，谷良民的军队溃退以后，西河即沦陷成无政府状态。矿上停止了生产，工人也开不到工资，仅能领到生活费，但职工的情 绪尚好，我与矿长得到全体职工的协助、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维持排水。当时全厂职工连同家属共有三千余人，也未分散，全部矿产一点也未遭受破坏。1938年春，当地的游击队纷纷成立， 淄博一带的抗日司令就有十几个，如翟如键、冯毅之、翟超、四支队 廖司令。当时代表矿方与各个抗日司令进行联系，由矿上供给医 药品，并派遣医生马秉初到各个司令部去医治伤病员。8月4曰， 翟如键由西河矿撤出，日寇即占领了西河，从此全部职工即沦陷于 敌手。不久小矿主丁慰农带回日本技术人员到矿主持，旋即开工生产。此时我在桃花峪分矿任井口主任，并协助矿长张笑文、矿主 丁慰农办理一切外交事宜。此时仍然能够与各个抗口游击部队暗 中取得联系。1940年又兼任总务处长、劳政处长。1941年6月 间，日寇因怀疑矿上勾通八路军，随将我与矿长张笑文、矿主丁氏 父子一并逮捕至青岛日本海军宪兵司令部，虽经多次审讯，并未得 到半点线索。三个月后，又将我们转至济南，经过军法会审后，始得释放。在这数年之内，日本人虽然监视很严，但是我们仍秘密对八路军及各抗日部队供给五金材料、工具、医药品、情报及现金等。 1945年日寇投降，由西河矿撤走后，该矿尚有矿警队三百余人，有 枪二百七十枝左右，还有机枪和小炮。我随将这部分人组织起来， 保护矿厂，当解放军到达矿厂附近时,该矿警队有一部分人凭借周围有电网不肯缴枪。我劝他们缴枪，但矿警队的士兵一听缴枪就气势汹汹，大有拚命之势。但我仍不避危险，反复向他们讲明道理，他们终于被感动，全部缴了枪，我随即将解放军迎接进矿。全部职工和家属都很安全，矿山也未遭到破坏。我将矿上够用两年 的五金器材、煤炭28万吨，粗粮400吨，面粉一万袋和全部的医疗 药品，完整地交给了国家。当时接收的局长是苏展，矿长是刘学 圃。接收25天后，蒋伪合流，敌人又复占西河。这时苏局长和刘矿长召开了全体职员会议，说明这次撤退的意义，愿走者一同撤退，不愿走者好好维持矿厂，并嘱咐不要做非法行为。当时我和全体职工，没有跟着军队撤退。1946年1月11日，我军再次解放西河时，我又将西河矿的全部资产完整地交给了国家。交接后第二天闫局长对我有怀疑，将我扣压博山公安局，后转鲁中公安局，经四个多月的反复调查，最后经夏局长将我历史情况弄清楚后，始得释放。后来由夏局长、滨海专署王子洪处长、李奎三等人介绍到滨海专署傅家庄众兴煤矿工作。1947年王洪九进占临沂，又转移至莒县竹园煤矿工作，1949年又来临沂煤矿工作至现在。
（完稿于195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