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中一，原名杨创正，一九四二年做敌工工作时，曾用化名王敬堂，山东禹城县季李胡店村人（现禹城市房寺镇南店村），生于一九0三年三月十五日。
一、我所受的思想影响
我在旧私塾读了四年《四书》，读初小三年，在县立高小读书三 年。我在年龄大了之后，知道读书的好处，故颇努力。在高.小的后 半期，我对地理、历史很感兴趣，好看报，注意战争形势。小时侯， 我愿听秦琼“为朋友两肋插刀”、“卖黄瞟马”的故事和“桃园三结 义”的故事，接受了侠义思想。我家上两代在“一柱香”道门，使我 也沾染一些迷信思想。十五岁进高小读书，懂得一些鸦片战争、中 法之战、中日之战、八国联军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情，从而消 除了迷信思想，产生了爱国思想。高小毕业后借我村祠堂的房子 办起了小学，我当教师。约在一九二五年，有个族兄对我说，中国 有共产党，俄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经胜利。我不相信。后来有 一个在济南上学的族侄，详细向我介绍了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北 伐的事,我才知道真有共产党，从此使我精神振奋，曾跑到济南找 他寻求革命道理。
二、组织“老人社”智斗盐巡
一九二七年夏天，邻村族兄杨世荣向我讲了共产党和无产阶 级革命问题，并允许我加人中国共产党。中秋节，在高唐县刘庄举 行了人党仪式，由鲁西北特委王旭鹏代表党组织接受我为共产党 员。入党后阅读了《唯物史观》，瞿秋白同志著的《三民主义》、《布 尔什维克月刊》。这些书刊犹如美酒之醇厚，长期使我念念不忘， 它使我对党的理论政策有了初步认识，奠定了跟党走的决心。一 九二七年秋，组织起“老人社”，自己动手，打破旧礼教，节省办婚丧 事，从而打击了绅士、土棍等反动势力。“老人社”代表了穷苦农民 的利益，因而很受穷苦农民的欢迎，到一九二八年，全村由十余家 扩大到七、八十家。“老人社”影响很大，各村起而效法。
一九二八年，蝗灾严重，籽粒不收。有数百支枪的土匪蜆变的 民团，占据数十个村庄。这些土匪一面贩卖硝盐，一面勾结盐巡， 说吃硝盐违法，向农民敲诈勒索钱财。因买硝盐被他们抓去的都 是“老人社”的社员。我们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同民团展开斗 争。开始我们出面调处，想以赔礼道歉，少点花钱求得解决，均被 住我村的分局长拒绝。我们开会研究确定，集中“老人社”的人员 到县衙请愿。后来分析，土匪蜕变的民团局长虽很凶恶，但也想在 群众中落一点好，以留后路。据此我们改变了去县衙的主意，而到 总团长那里请愿。总团长见人多势众，当即表示将人放出并把分 局长抓来审问。当我们回村后，分局长预备了鞭子将我们叫去，进 行威胁。我们义正词严，进行说理斗争，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得到 上级党组织的表扬。
自此以后，村中一些坏人把我看成眼中钉。他们勾结区视学 (外号叫“海面鬼”），硬不准再成立小学。他们还以民团爪牙对我 进行威胁，“海面鬼”、团丁还多次到我家威胁。当时我母亲病重， 被他们恫吓而死。“海面鬼”表示让步，准我办学。但“老人社”、党 支部成员却意见不一致，多数人叫我报仇，特别是我父亲更是叫我 报仇，只有杨世荣同志劝我讲和。但我没有远见，带领“老人社”社员到县衙请愿，为母亲报仇。这一举动不但没取得胜利，反诬我是 暴徒，被国民党政府扣押起来，“老人社”也被瓦解了。我在狱中关 押月余，才被释放出来。埋葬了我母亲，我病倒了。我村的恶霸、
团丁趁此欺压“老人社”社员，每天都有被打的社员前来找我。于 是我们计议准备棍棒打架，才顶住恶霸地主、团丁的欺压。
一九三二年，省委派一位姓赵的来禹城领导党的工作，后来姓 赵的叛变了（即宋鸣时叛变），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九三 五年夏秋间，家里断粮停炊。到一九三五年底，在家过不下去，借 了几元钱，跑到博山煤矿找到党员张巨涛、杨世荣，希望他们在煤 矿给找个吃饭的事做。而他们只管饭却不给找事，也不让下井挖 煤，后来找到邻村在煤矿开烧饼铺的，从此以挎篮卖烧饼果子度过 了-个多月。在这里尝到了爬山雨淋被辱骂的滋味，也亲眼看到 矿K的阶级剥削，除资本家残酷地剥削矿工外，那些封建把头，他 们开办“赌博局”、“妓女院”、“酒馆”、“茶房”，把穷苦矿工的血汗钱 剥夺去，结果矿工两手空空。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从煤矿回来。尽管由于宋鸣时的叛变，党 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但党的活动并没间断。如一九三四年，有个小 学教员对我说：“你同我族兄是相同的思想，他说有困难叫我找 你”。后来他介绍了两个进步青年，一个叫肖义顺，一个叫张同海， 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加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任游 击队指导员，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一个秋天，突然来了三个青年，中午在小学校见的面。其中一个叫尉景平，他是抗日战争时期，鲁西四地委组织部长，一九四〇年于山东茌平张小 庄敌寇的扫荡战斗中牺牲。自我们认识后，他常到我家，见我很 穷，曾给我小女孩一块交通币。当时他在禹城城内当教员，他像部署工作似的，叫我找些好青年，准备将来的革命力量。还有一次有 两个提鸟笼子的学生，到我村小学休息，他两个是平原乡师的学 生，一个叫于曼青，在乡师刊物上写的短文很多。抗日战争期间， 他任范筑先纵队二营教导员，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对日寇作战中牺 牲。另一个叫王克寇，一九四四年当团政委时在战斗中牺牲。
三、投身革命担任交通员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知识分子下乡组织抗日武装，当时有尉景平、金谷兰、马凤元、谭锡三等同志。同年秋，我们共同组 织抗日武装，秋冬连续组织五次，因没经验，都没成功。年底，由尉 景平、马凤元、王克寇到聊城，和鲁西组织接上关系。建立了禹城 第一届县委，当时分配我为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
参加工作后，放下家庭担子，我心情非常痛快。三八年初夏， 由宋任穷、陈再道领导的东进纵队打垮李胖娃娃匪部。整编之后， 县委派我去当指导员。我曾把部分人输送到津浦支队（这支部队驻夏津城内），我领导的游击队归冀鲁边游击支队领导，政委是彭 大琦同志。这时张承先同志才以教导员的身分和地方同志见面。 我初次担任该项工作，没有经验，一天黑夜被包围了。
我逃出来后回到夏津，鲁西北特委调我担任交通员。我的工 作范围，西至丘县、临清等县，东至禹城、齐河、长清、茌平等县。主 要任务，传送文件、信件，有时承先同志叫我深人党的支部、地方武 装部队了解情况。如禹城于曼青武装工作团，夏津工作团，临清工 作团。因我岁数大些，都称我杨老兄或杨大哥，到处受到同志们的 热情招待，工作尽管累一些，精神上感到十分痛快。
四、开辟运东地区
一九三九年，党派我到泰肥山区鲁西北党委党校学习，回来后，让我担任鲁西三地委组织部长。在上级党的领导和东进纵队 的影响下，通过地区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我党的根据地从无到 有，以至扩大到四个县、二三百个村庄。党的力量由点到面得到较 快的发展，掌握了一大部分村政权，党的领导地位加强了，还武装 了两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在实践中丰富了斗争经验。一九三九 年秋有个国民党县长带武装强迫群众纳粮，当时我武装力量仅有 五支枪，不敢暴露，便发动群众擂鼓抗粮，由一村发展到好几个村。 群众拿起长枪、大刀与敌对阵，他们见人多势众，提出协商解决，最 后只征走极少的粮食，农民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我党的威信。
一九四0年底，鲁西北党委确定组织地下地委，坚持运东区的 地下工作和敌伪工作，积蓄力量，待机重新开辟鲁酉北。因我农民气息很浓，便于在群众中潜伏，确定我任地下地委书记。当领到钱回鲁西北时，接到指示，北方局决定将该区划归冀南区领导。我和 一部分同志到冀南后，又确定把鲁西北改叫运东地区，建立运东地 委。将运西的清河县及武城县划归运东做地委机关驻地。冀南区党委仍让我任书记，王米宁同志任副书记。
冀南区党委确定的方针是，依靠河西，开辟河东，长期隐蔽，积 蓄力量，待青纱帐起来，打过河东。这期间，我们忙于建立专署、分 区司令部等机关，并从运东动员人到河西充实机关、扩大武装力量。
由于运东地下党组织受了大半年无政权和没有武装力量的苦头，因而冀南区党委确定的方针，符合运东地下同志的要求，希望 武装力量早日建立起来。听了这个消息都很兴奋,我也以为冀南区的领导气魄大一些，我对前途充满希望。
五、大军过河，卞官桥战斗失败
一九四一年五月，冀南区党委在张候疃召集地委书记联席会 议，指示我们长期隐蔽，要埋伏三年，不希望军队去开辟运东。这个精神还没有传达下去，区党委又指示：要准备人军很快过河。
根据区党委的要求，做了准备工作，又派郭鲁同志任专员，部国厚同志任分区司令员，战斗部队有骑兵团和步兵一个营，制定了 军事行动计划，并确定分区司令部、专署以及地委机关随部队过运 河。
由于运东地方党的干部经受了失去根据地的痛苦，所以我军 一渡河，群情振奋。夏津县北部的党员群众为配合军事行动，一夜把敌人的电线拉光，高唐县将标语贴满高唐城的大街小巷，贴到伪县衙门的墙上。平原县有自卫队的村庄，群众持刀迎接我军到来， 以配合军事行动。但是我军渡河后，敌人摸到了我军的行动情况。 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情报，但我军指挥人员自信这次军事行动机 密，不承认敌人会知道行动情况，结果在夏津的卞官桥遭到敌人袭 击，把我军打做两截。骑兵团、分区司令部、地委以及专署连夜进 人茌平、长清、禹城地区，住了月余。这时上级指令，全部调回。
这次我军一进一退，给运东地区地下党造成很大损失。不仅 党员群众的情绪受到打击，更重要的是有的地下党组织被暴露。 有的干部积极分子被杀害，伪军关系也被暴露，在部队退走时，我 很苦恼，因为以上这些情况在我预料之中。我曾对冀南区党委李 力同志苦恼地说：如何见运东的父老呢？
六、加强统战，巩固壮大地下党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冀南建六地委，原运东地委、专署以及分 区司令部，清河、武城两县均交给六地委。运东地委只管辖运东几 县，我仍为书记。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二年底，由于我军退出运东地区， 曰、伪、杂、顽更加疯狂起来，到处炮楼林立，杂团如麻，到处敲诈勒 索，运东群众几乎不能生活下去。国民党的势力得到发展，高唐县 各乡均由国民党统治，乡长都是国民党员任职。日特和国民党特务合流，共同反对我们。国民党与我方争夺知识分子，他们宣称，“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以此威胁中间知识分子。日特也深人 农村秘密发展特务组织，有的发展到我地下党员头上了。夏津的日伪军和封建地主武装势力及会道门相结合，常把无辜的群众指名为“共产党”、“八路军”逮逋拷问，白色恐怖相当严重，谁也不敢 说个“共”字和“八”字。由于我军过河失败，使敌人知道我地下党 有相当力量，因而对我威胁更加紧了。尽管敌人以毒辣手段对付我们，由于我们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我地下党力量大的地方，敌 特难以秘密潜入。有的进步人士暗地帮助我们，他们通风报信，为 怕暴露，给我们打手势。会道门的群众还是不反对我们的，有些党员深人敌人心脏，掩护了我地下党组织。
区党委根据我们汇报情况，指示我们要长期埋伏隐藏，积蓄革命力量，着重做好统战工作，发展壮大我地下党组织。我们根据区 党委指示，对运东情况重新作了分析，把国民党、伪杂团分成两类， 有坚决反共的，有不积极反共的。将一般黑团土匪也作了研究，认为他们有传统的七匪性，架票、砸钱，并有传统的豪侠义气,好拜盟 兄弟交朋友。对日伪内部矛盾，同群众之间、与会道门之间的矛盾 也作了估计。同时，把日特、国特的矛盾，以及会道门各阶层的思想状况和发展前途都作了分析和估计，把封建人物以及中间人物 的特点也作了分析。把我们的力量也作了计算，并分别做出对策 和具体任务的分工。我们地委干部各自深人所分配的地区，积极开展地下工作。
庞钧同志分管高唐、禹城五区和火车站一带，陈达同志在高唐兼顾夏津东部。陈钊同志在夏西，我到恩县、平原，有时也到高唐、夏津一带。因到处都有杂团据点，庞钧同志不得已而冒充商人，和曰本人乘坐一辆汽车，到禹城去。我们有时闯到反共坚决的伪杂团居住村，在一间屋子里数天不能出来。传达一个精神和任务，往往是一夜搞完，不能拖到明天。有时埋伏到红荆条棵子里，到黑夜才进村。在此期间，我们党员、干部和靠近我们的群众经受了考验和锻炼。
我们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中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斗争中表现了坚毅勇敢，始终坚持工作岗位；第二类 是投敌、妥协或回家不干的；第三类是贫农出身的农民干部，这些 同志是不避艰险的，当交通员传递文件，到城市了解情况，都是这 些人的事情。也有借挑货郎担、背反搭子卖书笔联系工作的。
自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二年底，尽管环境恶劣，经我党同志们积极努力工作，使我党地卜组织不仅保存巩固下来，有些地方还得到发展。在平原五区和禹城韩寨一带六、七个回民村里，我们能半公开活动。在高唐和恩县县城，我们还能出入。在各县我们有基础的村里，敌伪和国民党势力始终占不了优势,。在平原五区有四个隐避的大乡政权，在这串还能少许抽上点办公费。在禹城五区的回民村、火车站一带，党员还有所发展。仅火车站就有三 个党支部，一是搬运工会支部，一是商人支部，还有一个农村支部。 禹城城里也有一个支部，还掌握了县立高小。
在统战工作中，开展r敌伪工作。在高唐北部有个拥有百多支枪的敌伪组织，首领是张春岭，被我们发展为候补党员。在恩县 曾有两个区的敌伪武装，后来反正投奔了我们。在各县都有政治 程度不同的伪军关系，我们三个县的敌特工作，都能掌握一些敌人 的动态。我们在家里，就能得到恩县部分敌情。在平原我们打 人敌伪内部，能设法制止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高唐伪警察机关， 有个特务股长，是个死心塌地为日本鬼子卖命的家伙。据说，他把我运东各组织系统列表贴在一个盖着纸的壁厨里，不让别人动。 他在高唐发展秘密特务组织（多系流氓），专门搞我地下组织。我 们派人打入该县特务组织，并派人打入了国民党内部，在该县伪警察局里，形成敌伪、国民党和我方组成的一个机关。在机关内部斗争相当尖锐，为有利于斗争，我们曾换过几次人。后来把国民党分子挤走，最后将那个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股长也弄走了，只剩下我们的人，并由我们的人任股长，直到解放高唐城。
七、二次大军渡河开辟运东、建立新政权
一九四二年夏季，区党委传达上级指示：让我们准备船工和渡船，我军要过河。
一九四二年夏末秋初，我们到区党委汇报情况，区党委书记宋任穷同志将地图挂在墙上，研究分析渡河路线。我们汇报说：运东西北角是恩城、武城交界处，隔河是故城县，三足鼎立，是日寇、国 民党和我方均作薄弱的地区，不是争夺焦点。宋任穷同志以征 求意见的眼光，以商量的口吻说，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进去行不行。 我们说行。
一九四二年底到四二年一月，六地委召去刘子蔚、陈钊、庞钧 三同志，研究如何开辟运东地区。当时说派一个主力连，县长可跟过去。我以为力量太小，不足以对付运东的敌人。后地委派我和行署副主任刘建章同志，到区党委找宋任穷同志，重新商定开辟运 东计划。我们建议:组织武工队从武城穿过，直插恩城西北部敌人 的薄弱地区，争取瓦解敌伪军，建立群众基础。冀南区领导王宏坤同志指示：在群众中扎根后，能容纳一个连进去一个连，能容纳两 个连进去两个连。并确定，在武工队过河前，先打一仗给运东的伪军一个震慑，以利开辟工作。以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同志为首，与地委书记文建武及运东刘子蔚同志，研究这一仗的打法和打哪里。 有的主张打恩城或旧城小屯。我到了之后，易良品同志征求我的 意见。我主张打夏津，因为夏津城的伪军最凶恶、最反动，灭了夏津伪军的反动气焰，势必使其他县的伪军都有畏惧感。易良品同志采纳了我的意见，拟定命令，于旧历腊月下旬，打了夏津城，缴获了一些马匹枪支。我武工队于旧历除夕过了河。
我武工队过河之后夜行日息，下午工作，给房东打水扫院子， 组织了打更队、看青队（看护庄稼及菜园子），附带打击土豪恶棍对 群众的敲诈勒索，保护了群众利益，从而和群众打成-片，有了站 脚之地。
到夏末秋初，我们从河西要来正规战斗部队，有鲁西大队、十九团、四连、二连、六连。连续打击了恩县伪县长王化三、夏津伪军杨世英部，建立了运东办事处，以及恩县县政府、区政府、建立了区队。秋初，我们向南挺进，开辟了恩县、夏津交界处，和国民党杂团 “张八”地区相接。又派武工队伸到高唐、平原交界处及腰站一带我们原来有基础的地区，见到了盼望我们已久的苦难群众。
平原五区是我们扎根最早最深的地区，一九三八年夏，我东进 纵队打了土匪头子李俊兰（外号李胖娃娃），从水深火热中救出了 受苦受难的群众。此后，在这里建起了冀鲁游击队，配合地方党在这些村子发展了党组织，团结了群众。游击队撤走后，这里的群众受到国民党的残酷摧残。一九三九年，王克寇同志带领他们的武 装来到此地，第二年被国民党杂团挤走，群众失去了依靠，又受了三年多的摧残。一九四一年我军过河失败，群众又吃了苦，增加了精神压力。一九四三年秋季，我武工队及战斗部队来到这里。开始，老百姓不知是我军，当我们介绍清楚后，才抬起头来，睁开眼睛，热泪夺眶而出。老百姓面色青黄、骨瘦如柴。有的年轻媳妇抱着孩子向我们乞食，我军是从恩县远道背来的粮食，也只好分给群众吃。我们商议在这里发一次救济，种麦时发了一次麦种。
一九四二年旧历除夕我武工队过河，到第二年夏末秋初战斗部队来到运东，转战高、恩、夏、武、平、禹，在这些县建立了我们的政权，有一个县建立了地方武装。根据冀鲁豫行署指令，建立了六专署运东办事处。一九四三年十月，上级党指示，调我到太行山北 方局党校整风，从此我离开了这个地区。
（此文有个别错字标点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