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叫秦吉瑞，禹城市秦老庄人。
父亲生前，留给我一份革命的遗产，就是我院前的那口井。父 亲临终时嘱咐我，这口井对禹城人民的单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 它是革命的圣井。让我好好地保护它，教育子孙后代，牢记日寇侵 华的民族仇恨，发扬老一代不怕牺牲、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珍惜 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做出 贡献。
老一辈的艰苦革命历程，铭记在我心中。“七•七事变”后，由 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侵华日军沿津浦铁路长驱直人，一 个月的时间即侵人禹城。日军所到之处，对百姓烧杀掳掠，无恶不 作，禹城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国家仇、民族恨，使广大人民 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不屈不挠的禹城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战，有许许多多的爱国青年和仁人志 士，纷纷加人了抗日的行列，并奋勇奔赴抗日前线，还击日本侵略 军。一九三七年，马凤元、于曼青、王克寇等革命先驱，在禹城南部 成立了中共禹城县委，领导全县军民进行抗日斗争。凶残狡猾的 曰军，设重兵盘踞在禹城火车站，企图利用铁路南北交通之便，把 禹城作为扫荡鲁北的基地。因此，日军以禹城火车站为中心，将沿 津浦路两侧的地区，当成重点侵略的统治区，培植亲日势力。对车 站周围的秦老庄、韩庄、前后寨子等村，当作所谓的“爱护村”进行 重点统治，强化治安。对村民实行“良民证”，逼迫人们学说日语， 严格控制人员出人，妄图封闭该地区人民与外地的交通联系。在 敌人白色恐怖统治下，有不少的老白姓，动不动即遭到敌人的杀 害，这样使我党在该地区的抗日斗争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1938年，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朱儒（秦吉和），首先在秦老庄秘 密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我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 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同年，在秦老庄成立了中共禹城一区委员 会，朱儒任区委书记，聂修齐任组织委员，龙光成(秦吉明）任宣传 委员，我父亲任交通员。为了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抗日工作的 领导，先后成立了中共禹城火车站党支部。（朱儒兼任党支部书 记，龙光成任组织委员兼统战委员，秦吉智任宣传委员）、农村党支 部(包括铁路搬运工人、铁路工人、邮局工人）、店员党支部(包括货 店、理发店、棉花行等店员）。从此在各级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充 分利用各自的职业作掩护，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壮大抗日队 伍，并搜集日军军事情报。
我父亲身为党的地下交通员，党的秘密文件和搜集到的情报， 大多都由我父亲保存和传递。他老人家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何 况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就会给革命造 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根据交通工作的需要，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 我父亲决定在自己院前空闲宅基地上，打一眼深井。名誉上为方 便周围群众饮水，实际是为了在井内更加安全可靠藏匿党的机密 文件。父亲将个人的打算向组织进行了汇报，经组织批准后，便着 手筹备打井。
井是一九四0年打的，当时我家里很穷，要打一眼十几米深的 砖并，需耗费很多人力和物力。当时我党的抗日斗争也面临着许 多困难，经费也无处筹集。我父亲便卖了部分值钱的家产,又求亲 告友借来了钱和粮食，七凑八凑总算备齐了料。经过几天的努力， 这口井就打出来了。
井打成后，周围的群众天天来取水，都赞扬我父亲乐善好施， 愿同我父亲交往。父亲借机向人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启发人们 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平时，父亲把党组织交给的机密文件藏到家 中比较隐蔽的地方，但有紧急情况时，经过涂腊等技术处理后，便 转移到井下保存。需急待传递的文件及情报，借夜深人静之机，可 从井中安全取出，迅速送交上级党组织。
1940年秋，火车站地下党搜集到日军一项重要军事情报，日 寇调集了德州、济南和沿铁路四县的日军步、骑、炮兵万余人到禹 城，待命偷袭聊城抗日将领范筑先部。这个情报由我父亲收藏并 提前送到范将军的手中，范将军得到情报后，及时将部队安全转 移，免受了重大损失。
1941年，伪山东省长唐仰杜调兵进攻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兵 力在禹城车站集结。这一重要情报被我地下党组织获悉，提前两 天把情报送到根据地。我军在高唐设下埋伏，痛击敌人，取得胜 利。伪省长对此事产生了怀疑，估计情报是从禹城泄漏和传递出 去的，便联合了驻禹城的日军兵团，对车站地区的居民疯狂地镇压 和盘查。我家是敌人重点怀疑的对象，经敌人几次抄家和搜查，他 们一无所获。其实，当时我党的机密文件和部分情报，都深藏井 下，敌人却一无所知。这眼井不知保护了多少革命同志免遭敌人 的惨害。一讲到这方面的情况，我父亲的老领导、老战友都记忆犹 新，他们每回忆起来，都赞扬我父亲的机智和勇敢。
1945年底，禹城战役结束后，我父亲奉上级命令，收缴驻禹城 火车站日伪军的一批枪支和弹药。为了安全起见，他将这些枪支 弹药用油布包好藏在了我家那口深井下，然后寻找机会转交部队。 可在我父亲收缴枪支弹药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但不知藏到什 么地方，他们就企图逮捕我父亲。党组织得知这一情报后，命我父 亲携全家立即转移。我祖母年迈体弱，留在家里。我父亲和我母 亲带着我不满两周岁的哥哥弃家逃走。国民党军袭击我家，一无
所获，便封了家门，设特工人员秘密监视。我父亲流亡在外，日夜 惦记着收藏的枪支和弹药。时隔十几天后，让我母亲回家探探敌 人的动静，看能否把这批枪支和弹药送出去。母亲进村不久，便落 人国民党特务手中，他们对我母亲严刑拷打,逼母亲说出我父亲和 哥哥的下落，交出那批枪支和弹药，我母亲宁死不屈，没向敌人透 露半点消息。祖母也跑去向敌人下跪求饶，特务们凶狠地将祖母 踢倒在地。气急败坏的特务们一看母亲什么也不讲，便把枪口贴 在母亲的耳朵上，鸣枪恫吓，我母亲的耳朵被震聋，从此便失去了 听力。母亲英勇不屈，敌人也无奈，便假惺惺地把母亲放了，企图 暗中盯梢，将我父亲和哥哥一网打尽。母亲识破了敌人的险恶用 心，设法甩掉敌人，脱离了虎口，找到了父亲后，三人便奔波流亡。 年幼体弱的哥哥，经受不住长期流亡生活的折磨，惨死在外，给我 的父母造成了极大的悲愤和心理创伤。后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 派人从我家那口井中，取走了所有的枪支和弹药。
禹城解放后，乡亲们依然在我家那口井里取水，大家更加缅怀 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牺牲的革命先辈们。我父母把这口井视为革 命的传家之宝，倍加爱护。我父亲临终前，把这口革命的圣井交给 了我，我也决不会辜负老人家的遗愿,要让这口革命的圣井千古流 芳，永昭后人。
2002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