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时而生
1947年，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企图一举聚歼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地方武装。7月23日，驻潍县的国民党新编第八军占领了临朐城。第二天，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以及渤海军区部队开赴临朐，对敌人实施包围。临朐战役于当晚开始，解放军冒着倾盆大雨，对敌发起猛烈进攻。敌人则凭借城墙和坚固的城防工事，顽强抵抗。仗打了七天七夜，大雨下了七天七夜，敌人虽然受到了重创，但我军也伤亡很大，临朐城始终未能攻破。敌南线增援部队又突破我几处阻击防线，向县城扑来。为争取战略主动，我军决定放弃攻城，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临朐县委立即通知各区，迅速组织区、乡、村干部和军工烈属随部队转移。
城关区委立即向各乡、村下达转移通知，并规定晚饭前到城西月庄集合。那时，我任陡沟乡文书。区长王雪农安排乡长傅佩荣和我到各村下通知，当时，攻城部队虽然开始撤离，但城里敌人的机枪还在不停地向城外射击，炮弹呼啸着从空中飞过，爆炸声不时在远处响起。我们顾不得这些，到所属各村下转移通知。由于兵荒马乱，人很难找，只找到北五里庄村村长张执盛和小陡沟乡农会会长王大方。他俩一听情况紧急，也没什么好准备的，每人背上一支枪，带上几颗手榴弹，就急忙赶往月庄。等我们找到区委时，区委领导已集合队伍准备出发。王雪农一见到我们，便发了火，铁青着脸批评说：“你们怎么搞的，现在才到，再晚点我们就不等你们了。”批评的态度非常严厉，我们也来不及作什么解释，每人向炊事员老杨要了几张煎饼，边吃边去站队集合了。
当时赶到月庄集合的区、乡、村干部和区中队大概有六七十人，还有几个干部家属。出发前，临时编成几个班，规定了几条纪律，区委书记于庆义简短地讲了一下当前形势，便和区长王雪农带领大家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向益都章庄区转移。到了益都县王坟村，天已经黑下来，区长传令大家原地休息。稍事休息后，继续向北行进。大约又走了10多公里，来到胶济铁路以南的一个村，大家又饿又累，深更半夜找到村长，帮助安排好房子。村长对王雪农说:“今天夜里搞给养已来不及，明天早点给你们解决。”大家向老乡借了几条席子就地睡觉休息。
第二天，吃过早饭，根据上级指示，队伍进行整编。先由区委书记于庆义作动员，他说:“由于天时对我们不利，临朐这仗没有打好，我军暂时撤离，临朐城也将被敌人暂时占领一段时间。根据上级‘县不离县、区不离区、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方针，县委指示我们，要成立武工队，在本地坚持游击斗争。区委考虑到部分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不适合武工队工作，还有一部分家属，这些同志由副区长黄继栋同志带领，继续向渤海地区转移。年轻、身体好的同志留下来组成武工队，武工队的番号叫‘春田中队’，由区长王雪农任中队长，我任指导员，谁去谁留请王雪农宣布一下。”接着，王雪农宣布了去留人员的名单，留下来参加武工队的有40多人，中队长王雪农、指导员于庆义，一班班长由区武装干部张华山担任、副班长由区干部杨厚远担任，二班班长由区青年干部冯天超担任、副班长由亭子乡乡长郭景富担任，三班班长由区干部朱锡伍担任、副班长由陡沟乡乡长傅佩荣担任，四班班长由区中队干部郭忠海担任、副班长由朐山乡乡长郎树义担任，王区长分配我担任司务长，区里通信员孙文彩、小马仍担任中队通讯员，炊事员老杨任中队炊事员。除人员编制外，武器也作了调整，好枪留下配备武工队，差一点的由转移人员带走。那时地方武装装备比较差，全中队只有一支汤姆式冲锋枪，于庆义、王雪农一人一支匣子枪，其他队员全是步枪。枪的牌子也很杂，中正式、大盖子算好的，还有汉阳造、老套筒、苏联造的大鼻子等。安排完毕，武工队分班进行讨论。大家情绪激奋，斗志昂扬，决心打回老家去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直到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坚持敌后斗争
城区武工队成立后，经过简短整训，根据县委指示，先开到益都县西南方向的龙山峪一带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这个村坐落在半山腰里，约有二三十户人家，从山下爬上去有1公里多路。村子周围有石头垒的围子墙。背后是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很容易隐蔽。这里群众基础很好，但老百姓生活很苦。因为山高无法打井，吃水十分困难，只能靠下雨天用水缸接雨水吃。这种水很难吃，不少人喝了拉肚子。老百姓吃的是糠煎饼，吃到嘴里唰唰响，不用水冲着咽不下去。
临朐独立营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便和临朐县独立营取得了联系。一天夜里，接到独立营通知，配合独立营的一个连去打一股还乡团。队伍集合起来后，王雪农说:“今晚有重要任务，大家做好准备，马上出发。”趁着夜色，队伍摸黑行进，大约走了10公里路，天还未亮，我们回到了临朐天井岭北面和益都交界处的一个村子。这个村三面环山，我们中队的任务是埋伏在南山坡打阻击，独立营担任主攻。天刚拂晓，独立营向村里发起进攻。还乡团是一群乌合之众，战斗力差，没等独立营攻进村子，便一枪没放顺着山沟向东逃跑。跑得慢的当了俘虏，收缴了十几支步枪，战斗很快结束。此时，正是七八月间，这里满山遍野的花红果子挂满枝头，伸手可得，使人馋涎欲滴。早上又没吃饭，同志们肚子饿得咕咕叫，有几个战士就顺手摘了几个放进嘴里，一下子被指导员发现了，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顿，问他们懂不懂群众纪律。后来，这几个战士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才算完事。
吃过晚饭，我们跟随嵩右区区委书记马守青带领的嵩右区武工队，一块到铜峪村宿营。从这里到铜峪村要翻过一座又高又陡的大山，山势险峻，白天尚且很难行走，何况夜间。城区武工队成员大多是城关一带平原地区的人，很少爬山，我们跟着嵩右区武工队，深一脚、浅一脚地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一个个累得张口气喘，上气不接下气。下山时，一边是大深沟，一边是悬崖陡壁，小路崎岖，又窄又险，山沟里的风呜呜作响，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不小心跌下去就粉身碎骨，我们不敢站着走，只好坐下来一步一步地往下挪动，从山上下来，也就二三里路，我们却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铜峪村。我们武工队有一头小毛驴，是炊事员老杨用来驮粮食和炊具的，因山高天黑不好走，一直等到天亮才拉下来。
在铜峪村住了一天，第二天赶到瓮节村。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县委书记兼县长高奋同志。他带着县武工队到敌后活动刚回来在这里休息。高奋满脸黑黑的胡子，看上去很长时间没刮了。但两眼炯炯有神，显得很威严、很有智慧。高奋同志是临朐县委的老同志，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临朐县独立营营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高奋同志为武工队作了当前形势报告，介绍了他们深入敌后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他说:“临朐战役我们主动撤离，是为了争取战略主动。现在刘、邓大军已向大别山挺进，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转入战略反攻。不要看国民党来势汹汹，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大家要树立必胜的信心！”最后对城区武工队如何开展工作作了指示。区委书记于庆义、区长王雪农向高奋同志汇报了武工队的一些困难，当提到有的同志连鞋子都没得穿时。高奋风趣地说:“还乡团那里多得很，大家可以到他们那里去拿！”说得大家都笑了。根据高奋同志的指示，区武工队回城区开展对敌斗争。
我军转移后，国民党第八军（群众称“顽八军”）一部便在县城驻扎下来。凭借“顽八军”的庇护，国民党临朐县长关国启，随即恢复建立了区、乡反动政权。在土改中逃亡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组成还乡团卷土重来。这些地头蛇穷凶极恶、肆无忌惮地屠杀我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对革命群众实行反攻倒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一时间乌云密布，局势恶化，革命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制造反革命谣言，宣传什么“解放军和地方干部统统被他们赶到黄河里淹死了”“共产党己经被彻底消灭了”等，强迫贫下中农退还土改时分到的胜利果实。凡土改时的农村干部、积极分子都是他们镇压的对象。他们排列黑名单，对我区、乡干部通令缉拿。他们采取老鹰飞（把人反绑起来吊到梁上）、坐老虎凳、烙铁烫、挖眼睛、割脚筋、揭头皮、割舌头、活埋、填井等手段，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城关区是受害最重的地区，被他们杀害的革命群众就有数百人之多。仅县城文庙院一口井内，就被他们填进96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文庙惨案。
由于局势恶化，城关区已被敌人严密控制，武工队很难立足。为了站稳脚跟，我们凭借临朐纸坊区和益都章庄区内未被敌人占领的一块山区，作为根据地，昼伏夜出，开展活动。这里地形有利于隐蔽，群众基础也比较好，离城关区所辖地域近，所以武工队晚上出发，天亮以前便可以返回。为了便于活动，我们每次出击都是派出2个小组，每组10几个人，机动灵活。白天准备好标语、传单，夜间在于庆义、王雪农分别带领下，深入敌占区进行活动。事前各组对行动路线、任务进行周密计划，规定好口令、联络信号。出发前进行仔细检查，以防行走中弄出声响。行动中每组前面派出尖兵探路，一旦发现情况，迅速隐蔽。
到村头，一部分队员在路口、要道站岗放哨，一部分深入群众家中了解情况，宣传群众。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和血腥镇压，有的群众一开始不敢和我们接触，怕被敌人发现受牵连。经过反复宣传和耐心细致地工作，人民群众逐渐相信解放军很快就要打回来，他们的顾虑消除了，开始积极提供情报，支持配合武工队的工作。
为了扩大影响，武工队每到一地都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标语口号是“不准反攻倒算”“不准迫害革命群众”“严惩反革命分子”等，落款是城关武工队。我们还以武工队的名义向伪保长、地主、还乡团骨干分子发警告信，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如不听劝告，严惩不贷。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敌人得到了震慑，武工队站稳了脚跟，扩大了影响，新局面初步打开。
镇压坏中坏
站稳脚跟后，于庆义和王雪农召集班以上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大家一致同意，改变现在这种单纯晚出早归、夜里活动、白天隐蔽的斗争方式，利用白天和敌人巧妙周旋，开展针锋相对的游击斗争，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反攻倒算、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给予严厉打击。于是，武工队采取杀一儆百、杀鸡震猴的方针，对劝告不听、照常作恶的地主、还乡团骨干，坚决镇压。对小股还乡团、自卫队，侦察清楚，进行武装剿灭。
北五里庄有个地主分子，对土改时群众分他的土地、浮财怀恨在心。恶化前，表面装得很老实，一副遵纪守法的样子。我军撤离后，还乡团回来了，他以为天变了，共产党垮了，今后天下永远是他们的了，遂勾结还乡团抓捕革命群众，向贫下中农算变天账，进行反攻倒算。强迫贫下中农退回土改的胜利果实，群众十分痛恨。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武工队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这个人在地主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刹刹反动气焰，起到震慑反动势力的效果，武工队决定对其实行镇压。
行动前，事先准备了一部分传单、标语，揭露该地主的罪恶和对其实行镇压的决定，在侦察清楚该地主确在家中后。这天夜里，由指导员于庆义亲自带领10多名武工队员，急行军15公里，于半夜时分赶到。先将其院子围了起来，于庆义带领4名战士翻墙进去，一脚将房门踢开，屋里黑得什么也看不清，借着从窗户透进的微弱亮光，发现他正在向床底下钻。指导员一看，赶上前去一把将他摁住，怀着满腔怒火，朝其后背连开数枪，枪声就是正义的宣判！然后把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布告放在他的尸体上。在回来的路上，把写好的传单、标语张贴了一路。正告那些地主、富农，如继续反攻倒算、与人民为敌，人民是不会饶恕的！北五里庄地主分子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为了打击还乡团的嚣张气焰，武工队一直寻找教训一下还乡团的合适机会。有一天，我们住进了冶源西面的西圈村。群众反映冶源住着一小股还乡团，在这一带敲诈勒索、残害百姓、作恶多端。中队领导决定打掉这股还乡团的反动气焰，进一步扩大斗争成果。经过缜密侦察，这股敌人共有二三十人，住在一个乡公所里，这伙还乡团自以为天下已经太平，戒备不很严密。他们平日狐假虎威、鱼肉百姓可以，但战斗力不怎么样。得到这些情报后，领导决定袭击他们。一天夜里，队部通知全体成员集合，中队长王雪农安排各班把病号留下来，其他人每人胳膊上缠一条白毛巾做暗号，以免夜间发生误会。指导员于庆义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作了战前动员。出发前中队长规定了口令和几条纪律后，便和指导员一起带着队伍向冶源进发了。到冶源一看，乡公所的大门敌人连个岗哨也没派，中队长便指挥队伍从北门摸进去。到了北阁子一带，王雪农安排张执盛和陈光尼在这一带街上放哨警戒，其余人员直扑敌乡公所。乡公所是一处坐北朝南的院子，前门紧靠大街，东西两侧与住户相连，没有迂回包抄的道路，况且门前站着1名持枪的警卫，一下冲进去将其聚歼的难度很大，正面冲锋又怕造成伤亡。中队长、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决定采取点火驱狼的战术，虚张声势，将其吓跑。商量好后，中队长掏出一颗手榴弹，便向院内掷去。随之队员们齐声高喊“冲啊！”“抓活的！”边喊边朝院门放枪。正在屋里吃喝的还乡团被一声巨响和随之而来的呐喊声吓蒙了，丢下手中的筷子、酒盅，争先恐后地窜出屋门。有的爬墙、有的钻狗洞，逃得不知去向。等我们冲进屋去，只见满桌东倒西歪的酒瓶、酒盅和残汤剩菜，丢弃满地的肉骨头，一片狼藉。搜索了一下，发现有两个吓得跑不动的家伙在床底下瑟瑟发抖，一个炊事员还在烂醉如泥。铺上有几支步枪和几十发子弹。中队长派人把伙房里的面粉、粮食、油盐酱醋全部带走，背着缴获的武器，押着俘虏迅速撤离。
武工队神出鬼没地镇压了几个反动地主，端掉了几个还乡团窝点，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为革命群众撑了腰壮了胆。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昨天夜里八路军来了大部队，某某村地主被镇压了，某某地方的还乡团被一锅端了。”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和不胫而走的传言吓得胆战心惊，一时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有的地主看到武工队的警告信，吓得浑身发抖，把倒算来的东西偷偷给群众送回去，赔礼道歉。
就在武工队威震敌胆，不断取得斗争胜利的同时，我中原野战军胜利挺进大别山，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1947年I0月，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由防御转入进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昌邑以南地区歼敌整编第9师、第64师等部1.2万余人。临朐守敌成了惊弓之鸟。为了逃脱被我歼灭的恶运，他们于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狼狈逃回潍县。临朐城重新回到人民怀抱。城区武工队随之进驻临朐县城，恢复城关区公所，武工队在城关区委的领导下又投入新的战斗。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 作者：张松林，曾任浙江省司法厅政委
整理：许心安，原嵩山乡人大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