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阶，出生在沂山西麓的九山镇北周家庄村。1944年，22岁的刘玉阶毅然辞别父母亲友和结婚三天的媳妇，加入了八路军。之后，参加过十几次对日军的作战，屡立战功。1945年6月，在攻打日军驻冶源据点时，刘玉阶所在鲁中军区部队一举歼灭日伪军近百人，俘虏200余人。冶源战斗刚结束，大队长就找到刘玉阶说：“你小伙子枪打得准，又有胆量，部队需要补充侦察员，你就干侦察员吧”。自此，刘玉阶就正式成为侦察员。
侦察员刘玉阶
当时的侦察员，用的还是“汉阳造”老式步枪，和当时猎人用的“土枪”差不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的侦察班长身带两只短枪，那种神气劲简直无法形容。有一天，刘玉阶试探着说：“班长，我用‘汉阳造’换你一支短枪行吗？”班长瞅了他一眼说：“干侦察员，枪要自己从敌人手里夺！”从那以后，他憋着一股劲，非从敌人手里夺一把短枪不可。时间过了不久，部队首长派刘玉阶去莱芜执行侦察任务。在完成任务返回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国民党军的军需官。当时，他也穿着一身国民党军官服，腰里掖着一把木制“手枪”。两人相遇，都停下了脚步，军需官盯着他看了足足一分钟，眼里流露出丝丝怀疑的目光。他的两眼却紧紧盯着对方腰间的“撸子”手枪，心想，机会来了，他迅速拔出手枪，顶住了军需官的后背，喊了一声“不许动”，同时用左手把军需官的手枪抢到了手里。活捉敌人一个军需官，缴获一支“撸子”枪，这是他完成侦察任务后意想不到的战利品。后来他想，当时他的动作如果慢几秒钟，也许他会成为“俘虏”，因为他的枪是木头做的。为表彰刘玉阶对敌斗争的表现，首长把精制的“撸子”手枪授予他使用，并提拔他担任军分区情报站长。
刘玉阶担任情报站长不久，部队开始部署济南战役。当时，我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对手是蒋介石的王牌军—王耀武的部队。一天，军区侦察科长找到他说：“我们现在四面受敌，情况不明，司令部要我们抓一个活的，要当官的，这个任务要你来完成，完不成任务不要来见我，这是死命令！”军令如山倒，战士在任务面前只有一个字“是”！经过简单的准备，刘玉阶站长带着战士魏建清踏上了去济南城的路。魏建清也是一个老八路，枪打得准，胆子也大，他俩多次搭档侦察过敌情，配合非常默契。当时，正是农历的四月，麦子已经抽穗。他俩顺着麦地摸到了济南城东门附近，只见十几名国民党军荷枪实弹排列在城门两侧，灯光下枪上刺刀闪着耀眼的寒光，流动岗哨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此起彼伏，犹如大敌当前。他和魏建清趴在离城门三四十米远的麦垄上定了定神，互相看了一眼，意思是说，上！当时，他穿的是国民党军少校军官服，魏建清装扮成他的勤务兵，他们俩一前一后大大方方地向敌人岗哨走去。走到岗哨前，刘玉阶站长递上了伪造的证件，一个敌人看证件，一个敌人端着枪站在他身后，枪上刺刀几乎顶到他腰上。他知道，他的证件是经不起认真查对的，多僵持一分钟就多一份危险。这时，他急中生智来了一个先发制人，突然伸手狠狠地打了岗哨一记耳光，大声骂道，“他妈的，怎么给老子耽误这么长时间，耽误了军务，老子毙了你！”接着回头对着端枪的哨兵吼道，“你跟长官说话就这么个姿势吗，谁让你稍息的，立正！”这一下把两个哨兵都吓懵了，拿证件的哨兵忙不迭双手把证件递给他，还向他敬了个礼：“对不起，长官请进。”就这样，他和魏建清顺利地通过了岗哨。他一边走一边侧眼看了看十几个岗哨，都成“立正”式目送他俩进了城门。离开岗哨二三十米时候，他才发现，他的右手又麻又疼，心想，那哨兵的脸肯定肿起来了。进了东门就是黄台，这里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地方。傍晚7时许天才完全黑下来，他和魏建清躲在黑影里寻找抓“舌头”的机会。敌人一拨一拨地从他们面前走过，都因为人多不便下手。晚上8时许，刘玉阶站长看到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骑着马向他们走来，他轻轻地对魏建清说：“送肉来了，就抓他！”说时迟，那时快，转眼间，敌人军官已经来到他俩面前。天虽黑，军官戴着一副眼镜，身背一个公文包却看得清楚。两人几乎同时扑向敌人，魏建清一下子抓住了马缰绳，刘玉阶一把把敌人军官拉下马，同时低声喝道：“老实点，听他指挥，否则他枪里的五发子弹全送给你。”敌军官环顾了一下周围，发现根本就没有援军，只好乖乖地就擒。事不宜迟，刘玉阶命令魏建清押着俘虏从小路返回部队，自己骑上缴获的战马，身背公文包，戴上缴获的眼镜，向城门走去。那时他还不会骑马，出于本能，上马就拉马缰绳，谁知道，一勒马缰绳，马却向城门相反的方向跑。不远处就是敌人的一个营部，他越勒缰绳马跑得越快，当时，急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过了片刻，他想，魏建清押着“舌头”交给司令部就算完成任务了，随着马跑吧，他枪里的五发子弹怎么也毙他三四个敌人，牺牲了也够本。想着，手中的缰绳就松下来了，这时，他才知道，缰绳勒得越紧，马就跑得越快，把缰绳完全放松了，马反而停了下来。于是，他把马牵向东门，走近城门时，哨兵还给他敬了个礼。
过了几天，军区司令部召开庆功大会。刘玉阶还不知道是为谁庆功，科长对他说：“你和魏建清抓的俘虏是敌司令部的通讯副官，从他身上搜出一份对我军的作战方案。据此，我军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为解放济南城提供了重要情报。”会上，给他和魏建清各记一等功1次，发奖金5000元（当时的旧金元券，折合人民币为0.5元）。
刘玉阶在部队干了整10年，当侦察兵8年，参加过大小战斗上百次，最值得回忆的还是那次渡江侦察。
1949年4月中旬，我们大部队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号召下，来到长江北岸集结。当时，国民党部队在和谈烟雾的掩护下，苦心经营长江防线，集结70多万人，133艘舰船，300多架飞机，布防于长江南岸，自诩“固若金汤”，还散布什么长江无底、共军插翅也飞不过长江等言论。我前线指挥部为了弄清对岸敌人的虚实，决定派一支精干部队渡江侦察。一天，前线指挥部参谋处长张沦湘和侦察营长找到侦察连长刘玉阶，命令他带一个排渡江侦察，并说，知道你不会水，指挥部选了两个“水鬼”战士保护你。其任务有两条，一是侦察敌人的火力配置情况，二是为大部队渡江取得经验。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和侦察排长召集全体人员开会，大家一致表示，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司令部交给的侦察任务，另外，为防万一，每个战士带一只短枪，另带一个炸药包，四颗手榴弹，一旦遇到敌人的船舰就拉响炸药包、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4月21日晚，前线指挥部为侦察连设宴送行。一碗酒从刘玉阶开始每人一口，包括船老大在内20多个人把一碗酒干尽。然后侦察队伍乘三条船向江对岸进发，侦察排长带头船，刘玉阶指挥船居中，乘着夜色向对岸急驶。出于职业习惯，船老大每摇一把撸就咳一声，声音还特别刺耳。他立即命令船老大，不许出声！船老大停止了咳咳声，直喘粗气。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连忙问道什么声音？船老大回答说，船靠岸了。船靠岸后，战士们用随身带的铁钳剪断了铁丝网，一行二十多人来到了堤岸上。有战士报告：“报告连长，发现敌人的电话线。”他马上意识到，电话线的两头一定是敌人的指挥所，当即命令侦察排长带一个班顺着电话线往东搜索，另一个班往西搜索，来回一个小时的时间，不管找到找不到敌人的指挥所都要返回原地另作部署。他与一名战士和三个船老大就地留守指挥。
一个小时的时间，对于东西两个方向搜索的战士来说可能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可作为侦察连长的刘玉阶却在一秒钟一秒钟地在等待中煎熬。不用看表他就知道一个小时到了，心中万分焦急。就在这时，听到东边有轻轻的脚步声，他当即按预定的口令喊道：“小米！”对方立即回答:“干饭！”是侦察排长的声音，“什么情况？”“抓了7个俘虏！”原来，排长率人沿着电话线摸到了敌人的一个炮兵连部，连长等都上岗了，连部只剩连长太太、炊事员和传令兵7个人。我们的战士缴获了敌人的枪、一台步话机和一份军用地图，押着男女7个俘虏赶了回来。与此同时，另一组战士也赶了回来。刘玉阶立刻命令，分三条船押上俘虏迅速返航。来的时候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船只没有扯帆，往回走则是越快越好，他命令扯帆，快速前进。过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敌人发现了情况，缴获的步话机里一刻不停地呼叫，一串照明弹划破夜空，把整个江面照得如同白昼，紧接着一串炮弹在他们船的前后炸响。他大声命令：“不许还击，帮着船老大划船，呈S型前进！”三条船在敌人的炮火中行进了近半个小时。他看到北岸的灯光近了，三条船的船帆也都被敌人的山炮打烂了，船越行越慢。他就问船老大，现在水有多深？船老大用手在腰间划了半个圈，是说水有齐腰深。他毫不犹豫地命令，所有战士下船游水前进，以减轻船重。船到北岸时，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成了“落汤鸡”，参谋处长和侦察营长带着一大帮人马早已等在北岸。侦察营长扯着嗓子喊：“刘连长，刘玉阶，快上岸来。”刘玉阶心里暗暗抱怨：我的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还怎么快上去！是两个“水鬼”战士把他架上了岸，说是架上了岸，实际上是拖上了岸。这次侦察，为大部队渡江取得了可靠的情报和渡江经验。刘玉阶和战友们再次荣立战功。
1964年，已担任舟山群岛守备部队独立营长的刘玉阶转业回到临朐，担任县计统局长（当时的计统局是集计划、统计、物价等行政职能于一体的综合部门）。1970年离休回家休养。刘老离休后一直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力帮助和支持所在乡镇和村里的工作。平时，他在村里是村党支部的顾问，是村里的民事调解员，是民兵连的教练员，又是村里万亩山林的护林员。年复一年，从来不取一分钱的报酬。刘老尤其热心于对青少年的关心教育工作，先后到县内外中小学校作革命传统报告300余场次，受到广大青少年的尊重和欢迎。当有人称他是侦察英雄时，他总是说：“我不是什么英雄，是军人，是军人就要冲锋陷阵，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是一名受党的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员就要尽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
1995年10月7日，作者傅光永采访刘玉阶夫妇
作者：傅光永，临朐县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临朐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