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夏，范筑先调任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范与我哥哥张维玺是老同事，我们又是同乡，哥哥就把我介绍给他。范安排我为专员秘书。我初次见范筑先时，觉得他是一个很威严的老人。他已经是将近六十岁的人了，留着花白的长胡子，两道浓眉，目光严峻，几十年的戎马生活，使他饱经沧桑，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思想比较激进的青年，他总是谆谆诱导，每当我们发表什么意见，他总是倾耳聆听。当时六区内部情况比较复杂，除一部分官员是范的旧属外，还有一部分是以国民党CC分子朱香庭为首的一伙，他们披着乡建派的外衣钻进六区，是六区内部的一股反动势力；再一部分就是我们青年学生，如牛连文、张廉芳和范筑先的大女儿范晔清，稍后又来了王化云、赵伊坪等，形成了六区内部的进步势力。那时，我们一面同这股反动势力作斗争，一面争取范筑先。经常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范筑先看，使他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当我们在聊城兰师掀起驱逐反动校长冯谦光运动时，范筑先对我们表示同情支持，在精神上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范筑先军人正统作风很严格。部下、旧属跟他谈话时，一般都站着，他也很严肃。但我们这些青年在范筑先面前却毫不拘束，又说又笑。范也总是微笑着又让坐又端茶，亲切地和我们交谈，象一家人一样。抗战爆发以后，他大胆使用青年，委我们一些重要职务，引起了一些旧属的不满，暗地里议论说：范筑先把一些小毛孩子都待若上宾，把老同事琉远了。范筑先听说后，非常生气，很严厉地驳斥说．这些青年都是真正抗日的，我怎么不喜欢他们，青年是国家的希望。
范筑先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出生于山东省馆陶县卫河西岸南彦寺村的一个贫苦家庭。九岁曾入本村私塾读书，十三岁父亲病逝，因生活困难而辍学，后给本村贩粮人推独轮车以维持生活。由于生活的磨难，使他从小性格就比较倔强。一九O四年卫河决口，泛滥成灾，不能维持生活，遂弃农投军，编在天津陆军第四镇当炮兵，后选入第四镇随营学堂深造。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他历任第四师的营长、团长、参谋长、旅长等职。一九二九年投冯玉祥的西北军，任高级参赞。一九三O年，阎冯蒋中原大战之后，他退居天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山东第三路军少将参议，一九三二年调任沂水县长，一九三三年任临沂县长，以后又到了聊城。
范筑先虽在军政界多年，但一直洁身自守，为人正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一九二五年他任旅长时，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溃散，已领的几十万元现洋的抚恤金，正是入自己私囊的好机会，可是他找了几个军官组成一个小组，按名册全部发给了官兵，连自己的那一份也没要。
他任临沂县长时，有一次省里提给他一部分奖金，他都分给了县里的职员。省里派来的一个视察专员听说以后，拍着范筑先的肩膀说：“省里给你的奖金听说你都分给职员了，当县长的就是为了钱，你却是个穷县长，连自己的奖金也不要，简直是个傻子。”范筑先哈哈大笑说：“谢谢你的美意，我一生愿做这样一个傻子。”
范筑先的生活非常俭朴。他吃的和士兵一样的饭，穿的是粗布衣，一件大衣穿了几十年。他每月薪水二百多元，除拿出二十五元给夫人孩子外，其余全部当公款用。因此部下都很尊敬他，信赖他。有一次齐子修带着二十多挺机关枪来见他，想玄耀一下自己的装备。范筑先以为是向他示威，气得把桌子一拍，大骂一声：“齐子修，你想反啊！”喝令左右打了他几十军棍，然后又叫我架着他遭腿。齐子修挨了打，却很高兴，还到处说，总司令就是今天的岳飞。
范筑先虽系旧军人，但他很注意军队与群众的关系。他经常告诫部下说：顺民者昌，逆民者亡，要救国救自己，必须首先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在自己困难的情况下还要供我们吃，我们穿，假使我们尽不到保护的责任，在良心上就要受到谴责。他还亲自制定了“关于军队不得干预民刑案件的训令”。
“九·一八”事变以后，范筑先对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十分愤恨，曾一度寄希望于梁漱溟的“乡农建设运动”。但很快即发现这一套并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正在苦闷傍徨之际，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使范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他开始认识到只有团结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在抗战的实践中，他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范筑先的正直、爱国精神，是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我党中央对范筑先是很重视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彭雪枫同志（和我是小学、中学的同学），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到山东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五月中旬又和我一起到了聊城，与原北平育德学校的赵伊坪、牛连文同志见了面，给赵伊坪同志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并介绍我入了党。从此，聊城专署内开始有了党员。
彭雪枫同志来聊城以后，给我们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并针对鲁西北的实际情况，特别指示我们：不仅要团结和积蓄抗日力量，更重要的是对范筑先做工作，争取他接受党的抗日主张，利用范筑先的合法政权，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彭雪枫同志在聊时，以同学的名义和我住在了专员公署内。雪枫同志走后，我把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向范作了汇报。范筑先听了连连点头，表示赞成。当我给他说了彭雪枫就是党中央代表时，范筑先十分怅然，对我很不满意地说：“红军代表来了，为什么对我保密？”叫我以后把共产党的主张随时告诉他。
一九三七年八月初，遵照彭雪枫同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精神，我和王化云邀请了范筑先同原西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一起在济南津浦宾馆座谈了抗战形势。范筑先和他们是老相识，又都是正直、爱国的军人，所以谈的十分融洽，对国民党的不战而退，日寇的猖狂进攻都十分愤慨，为中国的命运担忧。当我们向他们介绍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后，他们都很赞成，激动地表示：我们是鲁西北的人，决不能离开鲁西北，要依靠共产党留在自己的家乡，和日寇血战到底。在这次座谈会上，范筑先还同我们党取得了直接联系，主动要我们聘请共产党来鲁西北。中共山东省委派了姚第鸿同志到聊城，范委他为专署秘书。
十月初，日寇占领了德州，侵入鲁北。这时范筑先又急忙派我去济南聘请共产党到六区协同抗战。我向省委汇报以后，省委派了冯基民、刁子言、解彭年、徐茂里、高元贵、管大同、张舒礼、吕世隆、于会川等十二名同志到六区任政训干事。并在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挑选了思想进步，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二百四十名学员，随我一起去聊城。
当我们赶到聊城时，正值范筑先接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架南撤的命令。我心里很着急，当即找到范筑先，劝他不要执行韩复集的命令，并表示了自己要坚决留下抗战的决心。范筑先犹豫了一下，对我说：“鲁西北情况已经混乱，我先退到齐河渡口，看看形势再说吧。”并委任我为代理县长，给我们留下二十多条枪，一千元现金。临走时再三嘱咐我：“要冷静，不能硬拚，不能麻痹大意，要随时派人和我联系。”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二百四十名学员，经过一场争论，多数人同意随范撤退，有四十二名青年坚决要求留下。
十月十六日晚，范筑先率六区官兵撤出聊城后，第二天下午，二十九军齐子修率领一伙溃兵骗开了城门，抢占了聊城。他把我们学员都集中到一间屋里看管起来。为了学员们的安全，我以代理县长名义假意周旋，并在晚饭时要了一桌酒席请客。待齐子修有些醉意时，我悄悄离开了宴席，在民众教育馆躲藏了一夜。齐子修发现我逃跑，深恐被地方民团消灭，也连夜逃出了城。第二天我去专署内，四十余名学员已不知去向，我心里非常焦急，急忙去齐河找范筑先。我找到范筑先以后，详细汇报了聊城情况及齐子修骗城的经过。范筑先听了，脸色抑郁，心情沉重，立即派人四处寻找学员。当晚，在齐河官庄召开了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负责人紧急会议。范筑先对鲁西北的敌情和聊城退出后的情况作了介绍，问大家今后怎样办？以乡建派秘书主任赵玉坡等为首，认为撤退是韩复集的命令，主张继续留在黄河北观望形势。我和姚第鸿等驳斥了这种意见，坚决主张立即班师回聊，发动民众起来抗战。几天来范筑先亲眼目睹了遭受国民党败兵抢劫，人民流离失所的凄然景象，共产党人勇敢抗战的事实也深深教育了他。最后他十分坚定地说：“我们是国家委派的官员，守土有责，未做抵抗就抛弃老百姓撤走是错误的，我决心留在黄河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的就留下，不愿回去的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并指示秘书张孟龙和济南省政府联系，还亲自在官庄和韩复集通了电话，表达了回聊的决心。
回到聊城后，范筑先主持召开了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日本鬼子蹂瞒我民族，灭亡我国家，我们要誓死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引证了古人张巡、岳飞、文夭样、史可法、郑成功的事迹，让大家效法，还以秦桧、贾似道为例鞭挞了可耻的卖国贼，激励大家抗战。他个人表示：要誓死守土，抗战到底，不贪名、不图利，无党无派，无论何党何派，抗战者我一律欢迎，如二三其德不抗战者，即我亲兄弟我亦所不容，我是良心抗战，大家要共体此义，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把日寇赶出中国。他快六十岁了，讲话声音却非常洪亮有力，抖动着花白的胡子，慷慨激昂。大家听了都感动地流下泪来。
为了加强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中共山东省委在范筑先回聊以后，随即派了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来到聊城，进一步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以后又派了红军老干部洪涛、王幼平、金维国等二十余人，加强军事工作，并和原鲁西北地方党的同志一起，成立了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范筑先同我们党的联系也更密切了。
一九三七年底，日寇占领了临清、高唐、大名等城镇。韩复架第二次命令范筑先撤退，并说：“黄河以北再无中国军队，你如果不率部撤走，以后就来不及了。”这时我和姚第鸿也接到张霖之同志的指示，要我们立即对范做好说服工作，坚定其抗战决心。当时范筑先在收复了高唐、夏津县城之后，正值返回聊城途中。我们在博平西关小店找到了他。范筑先爱国思想强烈，一心抗战，对撤退早已不满，听了我们的意见，连连点头，很坚决地说：“你们的意见很对，我们是鲁西北人，我们往哪里退呢？"
晚上十一点了，范筑先还没有睡觉，在屋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一会儿，他突然停下，很坚决地对秘书张孟龙说：“你拟一个电稿，通电全国，说明咱们守土抗战，誓不渡黄河南，并呼吁他们接济咱们军晌、武器，让咱们血战到底。”
十一月十八日零时二十分拟完了电稿，十九日中午范筑先率专署人员回到聊城。我和姚第鸿骑自行车先赶回聊城，指示政训处发动救亡团体，沿途张贴标语，并发动群众到街上列队欢迎，范和全体战士都很振奋。当天晚上七时，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通过了电稿。第二天晨以范筑先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裂目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与楼寇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的皓电。
范筑先将军在当时日寇横冲直撞，国民党狼狈逃窜，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在鲁西北勇敢地树起了抗战的旗帜，对全国震动很大，振奋了鲁西北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在鲁西北第六次军政联席会议上，决定十一月十九日为抗战动员纪念日。
范筑先坚定了抗战的决心，但要付诸实行，在当时动乱的岁月，又何其容易呢？国民党政府官员大都是一些恐日病分子，生怕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看谁跑得快。鲁西北各县政府顷刻瓦解，地方民团、土匪武装、散兵游勇却纷纷蜂起，各霸一方，割据称雄。他们也打着抗日的旗号，却专门欺压百姓，抢占财产，杀人放火，无恶不做。范筑先自己的部队只有一个保安营，我们党的武装也只有堂邑一个游击大队，随时有被土匪势力吃掉的危险。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范筑先将军以民族利益为重，大义凛然，坚决地依靠党派来的二百多名学员。将保安司令部改组为战时体制的游击司令部，成立了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任命我为政训处主任，姚第鸿为副主任。实际上政训处成了党的公开办事机构，张霖之、王幼平等同志都在政训处任职。范筑先自己还亲自到各县恢复建立抗日政权，在短短时间内，他几乎跑遍了整个鲁西北地区，先后任命了十多个青年共产党员县长。我们党的鲁西北特委，也迅速利用范筑先的威望，开展工作，很快就把鲁西北地区的二十多个县连接在一起，恢复了工作。范筑先还请政训处在每县都派了我党的工作人员，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在建立抗日政权的同时，在我们党的帮助下，范筑先也开始着手建立抗日武装力量。范筑先收编土匪武装，饶有传奇性。他为人豪爽侠义，主张良心抗战，用抗日的耿耿正气压倒了土匪们的邪气。一九三七年十月范筑先从齐河班师回聊时，听说齐子修带着溃兵窜到武城，便亲自带着几个警卫人员直赴武城。大家劝他率部队去打，他说：惊弓之鸟，不宜用兵，我们是民族抗战，凡是有良心、有血气的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都要求团结在一起共同抗战。我们要用抗日的道理来说服他，引入正道，使他成为抗日力量，我们对这种部队不宜用兵。范筑先骑自行车来到武城。齐子修虽见他只身前来，仍摆开阵势，架起机关枪，如临大敌。范筑先面色从容，见到齐子修，第一句话就说：“我是救你们的！”接着又说：“你们这点人马跑来跑去，还不叫鲁西北的民众把你们吃掉吗？随我去抗战吧，我们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年轻，正是为国效劳的时候，不要乱跑了，这正是抗日救国的好机会。”几句话说得齐子修膛目结舌，无言以对。又见范筑先这样大年纪了，仍威风凛凛，一心抗战，遂表示愿意随范效命疆场。
盘踞在馆陶县一带活动的王来贤部，自称“华北抗日义勇军”，一九三八年初发展到七个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手枪营，装备很好，号称万人。国民党一战区和五战区都专门派人来收编，并和王来贤的参谋长刘冠千勾结在一起。我们党也及时派人在王的内部开展工作，争取了团长姜宦臣、赵仰周等，并以六区政治部的名义劝说王来贤。王来贤正在三岔路口徘徊不定之际，范筑先亲自来到了王来贤处劝说，向他婉转地讲了抗战的道理。参谋长刘冠千蛮横地说：“一战区和五战区都想收编我们，都没有定下来。”范听了严肃地批评说：“你在山东教育界多年，应该懂得道理，参谋不好，是参谋长的责任，一个闺女哪能随便乱嫁，虽然一时找不到婆家，也不能乱许人，嫁两个主。”说得刘冠千面红耳赤。范筑先又接着对王来贤说：“你要走正经路，不要走错了路，抗日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只有抗日才有前途，不要三心二意，动动摇摇，你要自己好好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王来贤终于下了决心，归范收编。
堂邑西南惯匪奕省三，是有名的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在堂邑拉起了七八百人的一支武装。范前去收编，见了奕，严加训斥，叫他改邪归正。奕对老百姓凶似魔鬼，但在范筑先面前却唯唯诺诺，并向范表示说：“你就是我的父亲，以后你叫我怎样我就怎样，决不违犯你老人家的命令。”
众土匪慑于范筑先的威望，加上我党的有力配合，鲁西北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很快发展到三十五个支队，三路民军，号称十万铁军（实际六万人）。其中有我党直接创立的第十支队，还有在我党影响和协助下组成的第七、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五支队等。每个支队范筑先都请政治部委派了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普遍建立起了政治工作制度。
一九三八年初，韩复渠被蒋介石枪杀后，沈鸿烈调任山东省主席，并在曹县建立了省政府。他任职时冠冕堂皇地讲了一套抗日的道理，暗地里却排斥我党的势力，派出大批特务到各地去搜集情报，破坏抗战。以沈鸿烈的内弟胡学仁为首的一伙特务来到了鲁西北，看到鲁西北民众抗战热情很高，到处张贴着宣传共产党政策的标语，如“坚决拥护抗日的范司令”“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便回去向沈鸿烈报告说：“范筑先与中共合作，收编支队，野心不小”，并散布“山东已红了半个天”等滥言。沈鸿烈怀恨在心，三月底把范筑先请到曹县，软硬兼施，一会问范收容了多少左倾青年，一会又挑拨范与我党的关系。范筑先当即驳斥说：去年国军撤退后，很多地方官员都逃跑了，就是这些青年随我在河北抗战，这些青年不贪污、不怕死，能吃苦耐劳，为什么不用呢？今天是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国家民族为重，加强团结。并表示：我已将近六十岁了，由于个人良心驱使，才起来抗战的，决无其他野心。结果越谈越僵，不欢而散。
那次谈话使范筑先非常生气，回聊以后就撤销了驻曹县的办事处。李宗仁曾来电查问黄河以北有多少八路军，送来多少学生到聊城。范筑先回电说：“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
沈鸿烈之流为了破坏鲁西北根据地，还到处收买范筑先的部下。有一天，沈鸿烈对十六支队司令吉占鳌说：“范司令年纪大了，老糊涂了，成了抗日迷，你只要不听他的话，我给你扩大一个旅，给你五百支枪，五万发子弹，还给你两千元补助军晌。”吉占鳌当面没有表态，事后向范筑先作了汇报。范筑先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对吉说：“好啊，我们主席给我们子弹枪枝，帮助我们扩大队伍，这是一件好事。”吉占鳌见范筑先这样明大义，不询私情，很受感动，表示坚决随范抗战到底。
一九三八年六月，沈鸿烈到东阿视察，被日寇发现，狼狈逃窜。范筑先亲率部队收复东阿，将沈鸿烈接到聊城。沈鸿烈对日寇胆小如鼠，对根据地却进行公开破坏，妄图将范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置于他的支配下。他一到聊城就让范筑先把抗日游击司令部仍改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由国民党复兴分子接替；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支队，改为保安旅；政治干校要按照国民党课程进行教育等等。所有这些，都被范筑先严词拒绝，沈鸿烈碰了一鼻子灰。
硬的不行，沈鸿烈又新生一计，提范筑先为省政府委员，以提高范的职务为诱耳，将范调离鲁西北。范筑先识破他的阴谋，很生气地说：“日寇侵略我民族，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国，我无党无派，不论是红是黑，谁要抗战我就团结谁，谁不抗战我就反对他，只要主席支持我抗战，我就万分感激了。”沈鸿烈多次碰壁，把范筑先及鲁西北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要拔掉。
一九三八年五月，沈鸿烈派省民政厅长李树椿为鲁西北整编委员会主任来到鲁西北，密令他打倒范筑先，建设新六区。李树椿一到鲁西北就收买了范筑先的参谋长兼二支队司令王金祥。王金祥成为范筑先身边的内奸，破坏六区抗战的打手，他一手制造了哪城事件，由我党帮助创建的十三支队被迫疏散，共产党员、副司令员王青云，政治部主任汪毅同13志被王金祥惨杀。鲁西北特委闻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省委代表张霖之同志向范筑先提出抗议，要严惩王金祥。范筑先得知消息后，立即从往平赶回聊城，接受我党的意见，命令将王金祥撤职，并驱逐出境。这时李树椿急忙接连几次找到范筑先，亲自为王金祥讲情。范筑先觉得李树椿是省里派来的，是自己的上级，有些犹豫了。我们党又立即召开会议，请范筑先谈判，再次提出要对主进行严肃处理。范说："问题很复杂，不那样简单，李树椿一再讲情，他是代表国民党省政府的，如果我们坚决撤换，就会影响我们和政府的关系。”
鄄城事件，是我党同范筑先内部顽固派之间公开冲突的导火线，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了。但这却没有能引起范筑先的足够重视和警惕。虽然我党一再做工作，但由于范筑先基于良心抗战的驱使和正统思想的影响，没有从根本上认清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本质，使这件事无限期地搁置下来，留下了后患。
范筑先依靠我们党粉碎了沈鸿烈一次又一次的阴谋，在抗战初期赢得了鲁西北抗日高潮。当时聊城成了鲁西北抗日的中心，群众性的抗日救国团体，如青年、工人、妇女、儿童都普遍建立起来。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抗日救国小册子及马列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抗日歌曲等书籍大量出版。一九三七年十月，党首先在聊城办起油印的报纸《山东人》，以后又创办了由齐燕铭主编的《抗战日报》。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以后，范筑先又通过政治部积极地与我中央根据地联系，主动要求党中央派干部来帮助鲁西北开展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范筑先亲笔写了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信，特委写了向党中央的报告，派成润同志前去延安和西安。成润同志在西安见了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伍云甫同志。因去延安不便，伍云甫同志就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代表党中央给范筑先复了一封信，并当即抽出二十多名干部，由胡超伦同志领队来聊城工作。
一九三八年三月范筑先又派张郁光、牛连文、刘子荣等人到武汉，向中央驻武汉领导同志请示汇报工作，并要来了以袁仲贤为首的一部分军事干部。他们还在武汉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山东敌后和鲁西北根据地抗战情况的报告”，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取得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和进步期刊的热情支援。三月下旬，在聊城成立了“军事教育团”,范筑先兼团长，老红军干部袁仲贤任教育长；六月又建立了“第六区政治干部学校”，范筑先任校长，教育家张郁光任副校长，齐燕铭任教育长。范筑先曾高兴地说过：武有袁仲贤，文有张郁光，写文章有齐燕铭，再在部队里象八路军那样做政治工作，我鲁西北定能坚持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范筑先接受鲁西北特委的建议，同袁仲贤、姚第鸿、牛连文、张霖之和记者吴汉文，参谋李英等去威县，同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会谈。路过冠县时，13范筑先对第十支队的干部战士分别进行了座谈和讲话。次日，我也随范一同去威县。
范筑先等到达威县南关时，徐向前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和威县军民列队欢迎。下午举行了欢迎大会，徐向前在会上致词说：“范司令这样大的年纪，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存，不辞劳苦与敌人坚决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要亲密地团结，加强联防，合力打击共同的敌人。”
范筑先在致答词中对八路军的英勇善战，收复冀南大片国土，倍加赞扬，并说：“我们过去是孤军作战，现在来了八路军，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军奋斗了。我们要密切配合，共同作战，保卫神圣国土。”我在会上代表聊城政治部发了言。
六月十五日上午进行了座谈，对建立情报互换制度，帮助我们培养干部，供给我们党的报刊与理论书籍等问题，以及对两个地区的民众起义武装互不收编等军政问题，都交换了意见，作出决定。
中午吃午饭时，徐向前要设宴招待范筑先一行。范筑先不同意，说按八路军传统的生活方式吃饭就行。午餐时，我战士端出四个盛满菜的大搪瓷脸盆，大家围在餐桌前站着吃饭，一面吃一面谈笑着，场面非常生动活泼。范筑先对八路军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非常赞赏。下午刘志坚主任陪同范筑先参观了部队政治部救亡室和参谋训练队，向范筑先介绍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和八路军作战战术。当介绍了红军时代就用过的“席卷战术”时，引起范筑先的兴趣，他抨着花白胡子不断点头称赞，叫我们把这些都记下来，回去作为改进部队政治工作和训练部队军事素质的样板。
范筑先等在威县住了三天，回到聊城时，干部和群众几乎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范筑先胜利归来，场面空前热烈。
一九三八年七月，美国海军少校卡尔逊在刘白羽、汪洋、欧阳山尊等陪同下，专程到聊城参观访问，会晤了范筑先。卡尔逊回到武汉后，为公开主张美国停止援助日本钢铁而被迫辞职。一九三九年在“太平洋”月刊上，他发表了“中国游击战”一文，其中介绍了鲁西北游击区。一九四O年，他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其中一章专门介绍了聊城之行和会晤范筑先的情况。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知道了在中国山东的西北角上，有一块飘扬着抗日红旗的中国土地。卡尔逊回武汉时，范筑先又派姜渭扬（姜克夫）同志和他们同行到武汉作对外宣传工作。
此外，范筑先还派出大批地方干部到延安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学习，并亲自把自己的长子范树中、长女、三女送去延安。
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范筑先出席了冀鲁豫边区党委和一二九师在南宫召开的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南宫的干部群众对范筑先的到来表现了特别真诚的欢迎，中央北方局朱瑞同志热情称他为“抗战老英雄”。群众还贴出了两副不同的标语，一条是“欢迎劳苦功高的范司令”一条是“拥护沈主席抗战到底”，表现了群众的鲜明态度。
会上，朱瑞同志对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作了详细地分析和说明，对范筑先坚决抗战精神表示了钦佩，一直讲了三个小时，给范很大鼓舞。接着范筑先也在会上发言，表示了坚决同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决心。会议期间，范筑先还参观了八路军的军政训练。徐向前副师长还亲自到范的住处，同范筑先单独会谈。范筑先回聊以后，向部下介绍南宫见闻时，曾兴奋地说：“朱瑞、徐师长真有办法，共产党真有人才。
十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八路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等同志，从延安带来了毛主席给范筑先的亲笔信。信中高度评价了范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产生的政治影响。黎玉同志还把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持久战》等书，亲自交给范筑先，使范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鼓舞。在欢迎会上，他十分激动地说：“毛主席给我亲笔信，使我感到无上光荣，今后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对我们的教导，在抗战中一定做出更多的贡献。”以后他经常告诫他的部下说：“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有出路，你看他们（指张、黎）共产党人都是好人，你们也要认真学学共产党啊！"
抗战初期，鲁西北出现抗日高潮，是范筑先将军坚决地同我党合作抗战的结果。正是由于我党争取了范筑先，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捣乱，抗战才出现高潮。也正是在鲁西北的抗日高潮中，范筑先才成为人民所爱戴的抗日民族英雄。
范筑先同我党合作，建立鲁西北根据地一年来，领导抗日武装力量同日寇大大小小的战斗近百次。如有名的梁水镇战斗，界牌战斗，南镇战斗，淮县战役，济南战役，聊城战役等，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巩固了鲁西北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月聊城县梁水镇战斗，是鲁西北人民和日本鬼子的第一次战斗，范筑先率领传令队、政工队（共产党所组成）十几人在梁水镇打死鬼子数人，缴获洋马七匹，还有其它一些战利品。虽然是个小仗，但政治影响很大。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纷纷南退的情况下，十几条破枪就把鬼子打了个落花流水，说明日本鬼子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范筑先虽然是快六十岁的老人了，但打起仗来机智勇敢，身先士卒，带头往前冲。一九三八年三月收复范县的战斗中，范筑先率领部队将城围住，并在距城只有半里的一座破庙里指挥战斗。由于距城近，敌人向我阵地打开了炮，一发炮弹正落在范筑先前面，没有爆炸，溅了范满身泥土，范筑先面不改色，屹然挺立，指着前面的弹坑说：“弟兄们，大炮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的炮弹打过来不响，我们要进行反攻，夺敌人的机关枪广话音未落，又一发炮弹正落在庙的屋顶，将庙掀起。范筑先仍昂然挺立在庙前，手持着花白胡子，动也不动，沉着指挥战斗。
一九三八年四月淮县七里堂战斗中，范筑先将军亲率保安营和十五、二十一、二十二支队，与敌激战竟日，敌人顽强抵抗。范筑先知日寇不习惯夜战，遂脱下上衣光着脊梁，双手端起机枪，猛射前冲。这时各部队也勇猛冲杀，犹如决堤的洪水，喊声连天，鬼子招架不住，仓惶溃退，范筑先率领各支队跟踪追击，遂将蹼县攻克。范筑先打起仗来，从不顾及自己的生死，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这样冒险，他却捋着花白的胡子，笑呵呵地说：“我们的部队是新成立的，我不领着他们亲自打一打仗，锻炼不出钢铁的抗日军。”
有一天，聊城的街上忽然出现了很多老太婆，三人一群，五人一伙，纷纷到西关关帝庙烧香，人越聚越多，象赶会一样。经打听，才知道原来是老百姓听说范司令在一次战斗中遭到敌人猛烈反击，范在极端危险之下脱身出来，所以他们欢喜着来烧香祝愿，说是“关老爷的保佑”，范司令是关老爷转世，日本鬼子怕神。这固然是迷信，但是足以看出范筑先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济南战役中，范筑先的次子范树民领导的青年挺进大队，在齐河坡赵庄不幸被敌人包围，范树民等几十个挺进队员奋起还击，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范筑先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膛目良久，说：“很好，民儿为国牺牲，死得其所。”此事曾引起一部分挺进队员的思想混乱，范筑先便亲自给他们讲话，安慰说：“你们这次受了损失，不要伤心，抗日是长期的，今后报仇的机会多着呢，打日本就是要死人，不流血牺牲怎能换来抗日胜利呢，我们要以生命来保卫祖国和子孙后代不当亡国奴。”并当即命令自己年仅二十岁的二女儿范树辊继任青年挺进大队的队长。
范夫人知道此事后痛哭不止，范筑先劝她说：“你不要哭啦，这是一件好事，不是树民为国牺牲，别人怎知你武治国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呢？这是咱范家的光荣，象这样的孩子，我愿你多生几个。”范树民牺牲后，全国各地及友人纷纷来函电慰问，范在给一位友人的亲笔回信中曾说：“自中日战起，弟早破家庭观念，齐河之役，民儿授命，不敢谓求仁得仁，堪幸死得其所，伊何可憾，弟又何悲，惟长江形势，日趋紧张，此弟所万分惦念者也。”范筑先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儿子，献出了自己的家庭，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十月中旬大批日寇进攻聊城，决心荡平鲁西北根据地。范筑先接到进攻聊城的消息后，经和张霖之、袁仲贤、姚第鸿、张郁光等同志分析形势后，决定坚壁清野，退出城外。十二日晚上，范筑先又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了战斗任务，确定以军法处长刘佩之为城防司令，聊城县长郑佐衡为副司令，游击营和卫队营担任城防。‘运用八路军席卷战术，待敌人包围城时，在外调集大军把敌人包围起来，夹在中间消灭之。十三日上午，日寇渡过黄河直扑铜城。担任防守聊济公路的民军一路参谋长刘冠千，擅自作主，不加抵抗，将民军一路撤走。
十四日上午，二百多敌人到达李海务，范筑先命令传令队，手枪连等随从人员出城。还未出门，李树椿坐着小卧车从南门进城，在专署门口与范筑先相遇。原来沈鸿烈、李树刁13,椿利用“忠孝团”暗杀范筑先的阴谋失败以后，正赶上日本鬼子扫荡聊城，便又心生一计，借鬼子的刀杀范筑先。这时，范办公室人员已全部撤完，李树椿故意拖延时间，和范攀谈。大约十一点，敌人逼近城关，炮弹已落在东关大街，情况十分危急。
政治部张霖之、姚第鸿、张郁光等出了东门，绕大堤往西南走，忽然发现范筑先还在城内。张霖之说：“不能把老头子丢在城内不管。”遂决定张郁光、姚第鸿返回聊城，一定把老头子拖出来。张、姚回到城里，力劝范速出城。范筑先在他们的劝告下站起来准备走。李树椿忽然又说：“吃点东西再走吧。扑接着又坐下来。待范陪着李吃完饭，喝足了水，已经下午四时了，西南方向护城堤已开始战斗。李树椿又和王金祥说了几句私话，坐上汽车逃出了城。这时有人报告，说守运河大桥和外围据点的民军一路全部向北逃跑了。王金祥急忙跑到范的面前说：“叫我出城把第一路追回来如何？”范犹豫了一下说：“可以。”待范备马准备出城时，敌人已把城四面包围起来。聊城四面环水，只有西门一条小路，敌人用机枪封锁路口，根本出不去。在这种情况下，范筑先只好下决心守城，并立即向距聊城较近的堂邑、阳谷的支队打电话，火速来援。
聊城守城兵力很少，只有游击营、卫队营、手枪连、武术队和传令队及文武官员六七百人，能打的步枪只有四百枝。弹药基本上全部运出城外。根据仅有的兵力，以林金堂的游击营守南门，陆子衡的卫队营守东门，郑佐衡率手枪连、武术队守北门，刘佩之率执法队守西门。下午四时，敌人首先从南门方向进攻，和游击营展开激战。正在敌人开始爬城，情况十分危机之际，范筑先、姚第鸿、张郁光等率手枪连和传令队五十余人增援上来，敌人几次爬城都被击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撤退。我伤亡三十余人。
黄昏后东关失守，队伍撤进城内，敌人在猛烈炮火配合下由三个方面爬城。范筑先、姚第鸿率领战士们和敌激战两个多小时，三次爬城均被击退。晚九点范和姚回到司令部和张郁光等研究守城计划。大家一致主张冲出去。范不同意，他含着泪向大家说：“我老了死了没有什么，你们都是青年有为的人，救国得靠着青年，我怕你们不安全，你们想想，聊城四面环水，水深一两丈，只有一条小路，敌人用机枪封锁路口，能冲得出去吗？”又说：“他们（指王金祥们）只要有良心的想起老头子还在城内，能不来救吗？只要外边援兵一打，敌人的枪口一掉，咱们即可安全冲出去。”遂打电话到各县和各支队，叫他们火速来援。这时大家面面相觑，倾心盼望救兵。有一位战士唱起“松花江上”救亡歌曲，其凄凉之声，使人倍觉酸楚。晚十二点电话被敌人割断，这时范紧张起来，才觉悟到被李树椿和王金祥出卖了。
这时敌人的炮弹接连落在专署院内，东门敌人又在进攻。范去东门督战，刘佩之率一部分战士在西门突围也失败了。天亮以后，范命令将司令部搬到光叔楼底下，指挥四门防守。十五日晨日寇又从济南调来援军，集中火力向东门进攻，架着云梯爬城。范和姚第鸿亲赴东门指挥战斗。英勇的战士们用手榴弹、砖头掷向敌人，敌人伤亡很大，范左臂也负伤。九点时，敌人施放了烟幕弹，用平射炮将东门打开。战士开始纷纷退下城来。唯范筑先坚决不退，被传令员凌作善、肖金健、龚大兴等一起拉下城来，退到光狱楼下。后又退到万寿观和敌人展开巷战，一直打到下午五点，范筑先在万寿观巷战中壮烈牺牲。
张郁光、姚第鸿等七人隐藏在状元街老百姓家，被敌人发现，临危不惧，英勇搏斗，被鬼子惨杀。
聊城于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时，停止枪声，完全失陷了。沈鸿烈听说聊城失陷，范筑先战死，丧心病狂地给李树椿打贺电说：“幸甚！幸甚！”王金祥因反对共产党，出卖范筑先有功，经李树椿介绍，沈鸿烈委他为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牺牲后，除我党直接领导的十支队外，大部分支队纷纷瓦解，原来的土匪头子如齐子修、吉占鳌、奕省三、王来贤等都投降日寇，成了汉奸。从此，我党团结以范筑先为首的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被破坏，抗日斗争出现了更加残酷的形势。
范筑先将军殉国以后，震动了全国。各党派纷纷发来唁电。我党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为了往自己脸上抹金，也举行了追悼会，并送了挽联。孔祥熙、丁惟芬等也参加了追悼会。我党中央领导人吴玉章、董必武、朱德亲笔为其写了挽联。吴玉章挽联说：“三友见精神，松体遒，竹身直，梅花亦自清高，格高气苍，直到岁寒全晓节。”董必武挽联说：“一门尽忠义，夫殉职，妻为民，子女都称勇武，顽廉懦立，共纤国难绍遗风。”朱德挽联说：“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惟其忠勇，吾济尚在，誓必长期抵抗，还我河山。”
一九三九年第十支队改为“筑先纵队”，政治干部学校改为“筑先学院”，聊城县改名为筑先县。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又亲自出席了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进步文化团体在重庆召开的“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一周年纪念大会”。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聊城解放时，我八路军全体官兵，向范筑先墓立正敬礼，对这位抗日老英雄寄于深切哀悼。一九五三年清明节，将范筑先遗骸移至邯郸烈士陵园。
范筑先将军离开我们四十余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抖动着的花白胡子，仍时时浮在眼前，引起我们无限地怀念。我们这些有幸活下来的人，那时在范筑先面前还是一些青年，现在也双鬓斑白了。假如我们能象范筑先将军那样保持旺盛的精力，去为四个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就是对范筑先及死去的烈士最好的告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