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到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山东主持中共山东省委的工作。一九三八年春，在发动山东抗日武装起义后，我去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山东的抗日斗争情况，并向中央提出了派军事领导干部的要求。党中央和毛主席仔细地听取了汇报，询问了山东各地的一些具体情况，对山东的抗日工作做了很多指示。毛主席对鲁西北的工作极为关心，亲自写信给范筑先做统战工作，并要我把信面交范筑先。在派军事领导干部问题上，毛主席原决定派罗炳辉同志去山东，后因他工作忙离不开，又通过周副主席改派张经武同志去山东，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还派三百余名青年干部（内有部分红军干部）去山东工作。
毛主席的信是用毛笔写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对范筑先进行鼓励和慰勉，肯定了他在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鼓励他坚决抗战到底。
当我接到毛主席这封亲笔信时，心里热乎乎的。毛主席担负着指挥全国抗战的重任，已经够繁忙的了，而对山东的工作还关心的这样细致具体，使我倍受感动，决心回山东后卫25更加积极地工作，为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努力。
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和张经武同志率领党中央派往山东的三百余名青年干部和红军干部，’离开了延安，日夜兼程，返回山东。经过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的长途跋涉，顺利地到达了山东境内的鲁西北重镇聊城。
当我们一行三百余人到达聊城时，受到了鲁西北特委和范筑先官兵列队夹道的热烈欢迎。聊城的市民也很热情，从延安来的同志感到聊城确实是一块大好的抗日根据地。
当范筑先得知我带来了毛主席的亲笔信，特别是当我亲手把毛主席的信交给范筑先的时候，近六十岁的范老高兴异常，非常激动地抖动着花白胡子，使劲握着我的手连声说：“感谢毛主席的关怀，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与此同时，我还把从延安带来的武汉版的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一书，分别送给范老和张郁光等同志各一册。
到达聊城后的第二天，鲁西北特委在聊城原山东省立第三师范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范筑先和政治部所属单位的全体干部都出席了这次大会。范在欢迎会上致欢迎词说：去年十月，日寇进入山东，我们独留黄河以北孤军抗战，今春八路军来到冀南，有了友军的支援，现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和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同志来到聊城，又带来了毛主席写给我的亲笔信，使我感到无上光荣，今后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对我们的教导，在抗战中一定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和张经武同志分别代表山东省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先后讲了话。我们向抗战老人范司令表示致敬，当我们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鲁西北全体军政干部致以亲切慰问的时候，全场激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鲁西北特委在聊城处于半公开状态，“共产党”“毛主席”这两个响亮的词汇在聊城的大会上，公开出现还是第一次。因此，这次大会影响很大，具有相当重大的历史意义。
会上，延安来的全体同志，演唱了抗战歌曲“全面抗战”和红军时代的歌曲“上前线”等雄壮的歌曲。这些歌曲后来很快地传遍了整个鲁西北。
鲁西北特委在政治部救亡室还举行了欢迎延安战友的座谈会。张郁光同志以东道主的身份首先发言说：今天是欢迎娘家人的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感谢娘家人带来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毛主席的声音，使我们受到深刻难忘的教育。张霖之代表鲁西北特委发言说：同志们千山万水长途跋涉到聊城，带来了毛主席的宝贵指示，使我们今后的工作，更有明确指针，我们一定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奋斗，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从延安来的同志也先后发了言。他们说，来到了聊城，来到了山东，是到了抗日的前线，也象是来到了自己的家，表示向聊城的同志们学习，决心和山东的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共同奋斗。座谈会结束后，举行了会餐，范筑先将军请我们吃了聊城著名的特产“熏鸡”。
我们在聊城休息了两天，继续东进，到达了目的地沂蒙山区。离开聊城之前，决定留下几名同志在聊城工作，其中有王从化（田兵）同志，担任了范筑先的秘书。
我初到聊城时，张霖之同志告诉我说，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是个坏人，准备把他抓起来，当时我是同意了的，但后来没有搞成，因此留下了后患。在范筑先接到毛主席的信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日寇包围了聊城，王金样拥兵不救，出卖了范筑先。由于敌众我寡，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聊城被日寇攻破，范筑先和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大批将士光荣殉国。
范筑先是一位抗日民族英雄。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毛主席写亲笔信给我，我今生不能违背毛主席。至今之世，要救中国，要想不当亡国奴，唯有听共产党的话。谁真心抗日我拥护谁，所以我要跟共产党合作，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抗战到底。”
毛主席写给范筑先的亲笔信，很可能在那次战斗中遗失掉。如果当时在范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还保留着这封信，这将是一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不过现在看这种可能性太小了。毛主席亲笔信的遗失和范筑先之死都是很值得遗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