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寇轰炸了长山中学，我得知此事，就到了方镇，遇到长山中学姚仲明和廖容标两同志，就跟他们参加了黑铁山起义。起义后队伍拉到邹平山区。一九三八年三月，越过胶济铁路，在博山一带活动，不久又回到鲁北。十月又南下过铁路到了博山南部下庄。一九三九年春节前夕，我在博山洪山口负伤，部队把我送到沂水县四区王家庄子山纵卫生部医院治疗。
这个医院是山纵卫生部的附属医院。院长是白备伍，总务科长是韩翔云，副科长是杜元龄，医生有国民党中央派来的。我在该院住了一百天，伤愈后被派到尹家峪后方医院任管理科科长。
我是五月份到尹家峪去的。当时后防医院负责人是张京敏，护士长是刘玉（女）。医术最好的医生是两个女同志，一名刘子珍，一名王兰亭。陈华负责政治工作。医务人员共有一百多人，大部是新招的中、小学青年学生，有些是潍坊人。医术基础较好的称卫生员，其他都称看护员。全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住在老百姓家里。当时医治条件虽然很差，但大家工作都很认真，服务周到，在少医缺药的情况下，一般病伤都能治愈。
我到该院不到一个月，敌人就开始“扫荡”了。在敌人“扫荡”前，我们就获得情报了，为了便于转移，院方就动员基本痊愈的伤病员归队，参加反“扫荡”斗争。敌人“扫荡”开始后，医院转移到群山环绕的棋盘村，医务人员和伤病员都疏散隐蔽在山沟里。记得当地有一坏人，带领日兵到棋盘清剿，后来被我们抓起来枪决了。
在棋盘，医院派我带领一个排到四区保护建立区乡民主政权。记得选举岳洪春当了四区民主政府区长。我就是在这里建立民主政权过程中，即七月二十九日入党的。四区区乡民主政权建立后，反“扫荡”也就结束了，这时医院已转移到诸葛一带的红石崖，我带着那个排回到后方医院。当时山纵司令部驻在诸葛。约在九月底或十月初，我们在诸葛召开了一次大会，庆祝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十二月，后方医院迁到沂水九区艾山后夏庄。到一九四O年春，又迁至孟良崮山后的芦山与河子沟一带山村。在这里，后方医院分为一所、二所。一所住在河子沟大埝村，张京敏负责，主要伤病员都在一所；二所住在芦山，刘子珍任所长。重病号都住在地窖里，其他都疏散到老百姓家里，生活由群众照顾，群众尽了很大的责任。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一刻也不能生存。
由于当时敌人从各方面对根据地实行封锁，办医院是很困难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相当缺乏，但全院同志都积极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困难，保证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棉球用过了，洗一洗，蒸一蒸，再用，从来不舍得丢掉一只，没有镊子，就用草棒代替，或者自己动手用竹棒刻制，特别是做截肢手术，哪有正规器械，只好用木工锯子、凿子。用这种工具做手术，伤员需忍受极大的痛苦，但他们都能咬紧牙关，和医生密切配合，完成手术。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战士有着无比顽强的性格。医药主要是通过各种关系从敌占区如济南、泰安、沂水城等地买来的。这需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但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为了解除伤病员的痛苦，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证供应。
为了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医院还开办了培训班，由基础好的医生讲药物学、生理解剖学、临床学和拉丁文。经过培训，有好多卫生员、护理员提高了医疗水平，被提为医生。如护士长刘玉同志，当时学习很是认真，被提为医生后又当了所长；护士朱杰同志，也被提为医生。全国解放后，她们都进了医科大学，现在都成了高级大夫。其中刘玉同志现在空军总医院任副院长。
后方医院迁到孟良崮山后以后，因为这里是个边远的山区，环境比较稳定了。为了照顾好伤病员的生活，我们就从恢复健康的伤员中选出一部分同志自己磨面，并购买了压面机，自己加工面条；有些同志会木工，我们就组织他们做拐杖和其它用具，许多人还会做鞋，做得挺漂亮。总之，我们尽量设法，自力更生，以减轻群众负担。
一九四O年冬，一所二所合并为野战医院，苏书轩任院长。下设医务处和总务处，张京敏任医务处主任；我任总务处主任，王德厚任副主任；原在国民党卫生署工作的李衡同志从山纵卫生部来任内科主治医生。这时刘玉、朱杰两同志都成了比较有水平的医生了。改为野战医院后，迁驻代庄。记得医院迁到代庄时李衡同志才到野战医院去的。至一九四一年秋敌人“扫荡”前我被调到沂蒙专署工作，离开了野战医院。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七日）张茂萱、窦宪诺访问，张茂萱整理
刊登于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