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流,今年11月15日,已是父亲范筑先殉国50周年了。
那是抗日战争初期,父亲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后改游击司令)兼聊城县长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我大片国土沦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毅然拒绝执行当局的命令,誓不南渡黄河,而留在鲁西北,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11月14日,日寇进攻聊城,父亲率部与敌人血战竞日,于15日壮烈殉国。
父亲一生洁身自守,为政清廉,爱国爱民,投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但是,他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他的亲切教诲,一直萦绕在我们耳际。我们感到这比留给我们任何财产都更珍贵。
父亲1882年出生在山东馆陶县(今属河北)一个贫农家,9岁入私塾读书,13岁因丧父辍学,便为人家放猪,当脚夫贩粮,以养家糊口。
1904年卫河决口,父亲因生活无计,外出投军。辛亥革命后,他在北洋陆军当连、营、团、 旅长,可是他“出污泥而不染”。父亲当旅长时,一次战斗中败退,有数万银洋的抚恤金,摆在桌上地下,母亲问哪里来这么多钱,父亲郑重地说:“不要动,这不是咱的。”第二天,他按花名册全部发给了部下官兵,连自己那份也没要,还劝部下回家务农.再不要为军阀卖命。之后,他退居上海,为表明个人清如竹石,改名竹仙。“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常流露忧国忧民的心情,向我们讲过些民族英烈的故事,教育我们长大后要有所作为。 1931年,他出任山东第三路军少将参议,第二年去沂水当县长。1933年冬,他因不满韩复渠的81师在沂水黄石山寨惨杀大刀会会众。愤而辞职。不久,他被调任临沂县长。他到临沂,说过“决心把这一方水土治理好”。为转变社会风气,他坚决禁烟禁赌。时间不长,社会风气转好,在这同时,父亲还办了一些有利百姓的事,人们无不感激他老人家的德政。
临沂的爱国学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济南当局派人抓学生,说是其中有共产党。父亲知道后,说是由他审问,阻挡了把抓的学生带走。他审问时,听了一个学生慷慨陈辞,痛斥国民党当局不外御强敌,而专打内战,欺压人民,很受感动,笑着说: “爱国无罪,你们都是有为的青年。”随即释放了他们。
韩复渠的81师驻在临水一带,经常勒索老百姓,怨声载道.有一天,那个师的师长展书堂气势汹汹地到了县政府,提出.些无理要求。父亲不答应,他竟疯狂似的指着父亲说:“你、你…….一个小小的县长,不怕丢了乌纱帽?”父亲一向不畏权势,冷冷地回答道: “丢乌纱帽有何可怕/那就请便吧!”结果,父亲被排斥,又回沂水任县长。
离开临沂那天,县府的人都来送行,我们随父亲一出县政府,见街道两旁站着成千上万的人,摆着许多桌子,上面铺了红纸,放着镜子和一盆清水,意思是颂扬父亲为官明如镜清似水。父亲每走几步,就向人们恭手致谢,许多人激动得流泪和啜泣。直到午后,我们才走出长街到沂水大桥。这时人们的哭声连成一片,父亲眼里也涌出了泪花。
我们一家跟着父亲到聊城后,觉得从此可以团聚在一起,平安地生活了。可是,父亲日夜忙于公务,常连吃饭的时间也占了去。夜晚我们睡醒一觉,父亲办公室的灯常常还亮着。他尽管这样忙,仍然坚持黎明即起,练拳舞剑,锻炼身体。稍有空闲,就读书写字。我们曾凑到他跟前问: “您都当专员了,怎么还念书练字?”他瞥了我们一眼说: “学无止境啊!”他告诉我们,他在军队里时,为了掌握炮战的本领,准确地计算射程,曾刻苦地学习数学,常是晚上别人睡熟了,点起蜡烛,趴在床上又写又算,有时不觉睡过去,被蜡烛烧伤。他老人家苦学苦练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们兄弟姐妹。
1937年是多难之秋夏初地震刚过去,秋初又闹起大水灾。洪水包围了聊城,严重威胁着全城人们的生命财产。父亲紧急组织起专署的人员,带领百姓抗洪抢险,囤城门,堵洞隙。他与洪水搏斗了三天三夜,眼艮熬红了,脚泡肿了,还曾口吐鲜血。待城里刚一平静,池又不顾风浪危险,坐小船去城外领导抗洪。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占领了平津,国民党几万大军退逃,鲁西北老百姓面临巨大灾难。韩复渠两次命令父亲率部向黄河以南撤退。父亲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行动所鼓舞,毅然拒绝执行撤退命令,并发出了誓留黄河以北游击抗敌的通电。随后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发动鲁西北广大群众抗战。还委派共产党员到十多县任县长,组建抗日武装,逐渐发展到有35个支队3路民军,共5万多人的抗日队伍。短短一年时间,这支队伍打了大小80多仗,配合保卫济南、台儿庄、武汉等各次战役。鲁西北当时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形成了较早屹立敌后的抗日根据地。
父亲多次带领部队英勇作战,每次回来后都很高兴。有一次他回来后,我们摆弄他放在桌上的军帽,见上面有弹孔,我们惊呆了,父亲却笑着说:“效命疆场是军人的天职,几个弹孔算什么!”1938年8月,为配合保卫武汉,父亲率部进袭济南,破坏津浦铁路,牵制敌人。在这次战役中,我们18岁的二哥树民率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在齐河坡赵庄作战牺牲,母亲万分悲痛,我们也痛哭。父亲劝慰母亲说:“民儿为国家民族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有这样的好儿子,是我们做父母的光荣,有什么难过的!”还在答谢各地友人的慰问时说: “齐河之役民儿授命,不敢谓求仁得仁,堪幸死得其所,伊何可憾,吾又何意!”他教导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二哥和全国死难的同胞报仇,并让年20岁的二姐树琨继任青年抗日挺进大队队长。二姐含着热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二哥遗留下的手枪。
父亲常说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真正救国救民的,衷心钦佩和拥护,凡重要事情都听取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的意见。他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抗战救国的决心,请求增派干部。当接到黎玉、张经武同志从延安带来毛主席给他的亲笔慰勉信后,老人家深受鼓舞,激动地说:“我感谢共产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今生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他知道政治部许多工作人员是共产党员,看到他们有理想,有才干,是怀着救国的赤子之心到鲁西北的,多次称赞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心里喜爱和尊重这些年轻人。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一家都参加了抗日工作。母亲参加了发动妇女的工作,大姐参加了妇女战地服务团,二姐开始任抗日小学的校长,后来继任二哥的职务;我们姐妹俩当时还在小学念书,有一次父亲问:“全家都参加抗战了,你们俩该做些什么? ”我们说:“会唱抗日歌,会宣传。”父亲听了非常高兴,捋着胡须说: “很好!”后来,父亲为使自己的子女更多受到共产党的熏陶,让大哥、大姐和树琬随同一批青年去延安学习。
父亲曾两次到冀南,会见徐向前将军等八路军领导人。每次回来。都好象增添了力量,显得年轻了许多。他说当今之世,要救中国,唯有听共产党的话,我们要和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要学习八路军治军和作战的经验,坚持鲁西北的抗日斗争。可是国民党的顽固派,多次离间父亲和共产党的联系,还说我们父亲“老糊涂了”、“简直成了共产党了”、“闹的山东半边天都红了”。父亲多次揭穿他们的造谣和破坏,笑着说“共产党抗日救国,成了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全国若都红了,那才好呢!”顽固派还多次制造事端,妄图暗害父亲。父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顽固派的丑恶面目,更寄希望共产党。
1938年11月14日,日寇进攻聊城,父亲顾不上照顾一家老小,忙着部署和指挥打仗。拂晓时,街上人们出城的动静,惊醒了母亲。母亲把树珊叫醒,同我们一起到办公室。只见父亲正忙着看地图,同人们一起策划作战。他听到我们的声音,回过头来用充满血丝的双眼看了我们一眼,隐着说:“你们快出城,到乡下去,这里要打仗了。”说完又忙去安排打仗的事。谁知这一次见面,竟是我们和父亲的永别。第二天,父亲在与敌人血战中,就壮烈殉国了。
(未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