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团军政训处的建立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为适应战时体制需要，决定成立政训处。为防蒋介石的嫡系人员参与这项重要措施，乃聘请原西北军系统的余心清先生（安徽安庆人，生卒一八九八——一九六六年。曾任冯玉祥的秘书长，一九三三年冬作为冯的代表参加过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出任政训处长，同时成立了“第三集团军政治人员训练所”，培训军队和地方抗日政工干部。延揽由北平、天津流亡来山东的进步教授和爱国文化人士为教师，招收平津流亡学生和本省爱国青年人所受训。当时该所的教师中有著名左派教授黄松龄（教务主任），齐燕铭、陈北欧（教务员），张友渔、许德瑗、李续刚等人；人所学员中包括不少本地的和外来的共产党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员与其他各界爱国青年。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第三集团军的五个师（第二十师孙桐萱部、二十二师谷良民部、二十几师曹福林部、七十四师李汉章部、八十一师展书堂以及手枪旅吴化文部）和六个专署（第一专区菏泽、第二专区济宁、第三专区临沂、第四专区临清、第五专区惠民、第六专区聊城）都相继成立了政训处，有些师长和专员都自己找了人担任政训处长。如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就请了留美学生原聊城省立第三师范校长孙芳时（聊城人，生卒一八九八——一九三九年。一九三九年为日寇虏杀）任政训处长。聊城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派他的秘书张维翰担任政训处长。济南第三集团军政训处派到各专署去的人，都先后被顶回来了。许德瑗就曾被派到临清第四专员赵仁泉（河北雄县人，解放后被镇压）部去过，周子明和王乐亭等同志就都是被赵仁泉顶回来又转到聊城政训处的。
我在济南曾去找余心清处长，谈聊城成立第六专署兼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问题。余在冯玉祥任陆军十一师师长时代，曾是其干部子弟学校——育德中学的校长，是我的老师。他提出的政训处正、副处长的人选条件是：以与山东省政府和第三集团军总部和与范筑先有关系的抗日青年为主。我向余推荐范的秘书张维翰（馆陶人，生卒一几O九——一九七九年。也是北京育德中学的学生）和韩复榘的中将顾问姚以价将军的儿子留日学生姚第鸿（山西河津人，生卒一九一一——一九三八年）为正、副处长。余心清知道张维翰和范是同村人，是西北军军长张维玺的胞弟。姚以价和范筑先两人之间有私交，对这两个人选都表示同意。随即为他们两人办理了委任手续：张是处长，姚不叫副处长而叫司令部的“中校秘书”，这是为了更有利于工作。
政训所的学员在入校受训丽个星期后，就开始向各专区分配。当时决定由黄松龄、齐燕铭、陈北鸥等人带领二百四十个政训所学员，到聊城第六区专员公署所属的十二个县去工作，每个县都成立政训处办事处，各派二十个人去。
六专区政训处长是上校级，副处长是中校（缺），下设军事、宣传、组织几个部门（不叫科）各设少校干事一人。其余所有干部一律称“上尉服务员”。每个县的办事处由一位少校干事员负责工作。这些人员都是由齐燕铭同志在政训所中挑选的。我先用长途电话向聊城范筑先专员作了口头报告，经范同意后，我就请张维翰到第三集团军政训所，对准备到聊城工作的学员们作了动员报告。这时平津流亡学生会的负责人刘子荣（博平人，中国大学学生）和我见了面。以后又介绍刁子言（平原人，现名邵子言，留日学生）、管大同（潍县人，生卒一九一三——一几八一年。中国大学学生）、冯基民（惠民人，留日学生）、解彭年（堂邑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和张舒礼（济南人，现名张纪光，中国大学学生）等人和我见面。
我找山东省公路局刘熙泉为我们安排了汽车，然后大家分批从济南向聊城迸发。当时决定共分三批走：第一批由刁子言为领队，第二批由于汇川为领队，第三批由张维翰和姚第鸿为领队。第一批是十月十七日由济南出发的，到聊城后住到状元街（按：为清代康熙状元邓钟岳的故宅）山东省立第二中学的教师和学生宿舍里。第二批由管大同率领，二十四日到聊城。范筑先以最热诚的激情欢迎大家。第三批由姚第鸿为领队，他们十月二十六日才由济南动身，二十七日到了黄河大堤上的官庄车站时，范筑先就已奉韩复榘的命令率部退到官庄了。政训处的第一、二批学员到聊城后，立即和徐运北、王晋亭等当地共产党员与民先队员接上关系，组织群众开大会，鼓舞抗战情绪，教唱救亡歌曲，出墙报，并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通过这些活动，使聊城的抗战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这是政训处人员十月中旬到聊城至十月二十七日范筑先专员率部退出聊城之前的情况。二十七日晨，范把聊城县长一职交由张维翰代理，还发给了政训处部分不退走的同志们枪支弹药和给养。
范筑先将军在博平发出“皓”电前后
范筑先专员在十月二十七日早晨率领原第六区专员公署的干部，撤退到长清境内黄河大堤上的官庄。十一月初，当日寇已打过德州、山东北部的局势紧张时，范筑先又被韩复榘任命为“津浦路北段总指挥”以牵制黄河以北的敌人，同时还被任命为“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
范司令在武城收编了流散的二十九军保安队连长齐子修部，编为第四营后又回到聊城。这时他往济南给我打了电话，把黄河以北的敌情和部署情况告诉我，并嘱咐我立即转报韩复榘：“黄河以北的军民抗战情绪很高，对抗战前途有信心并大有可为。”我在济南向韩作了口头报告，并请他在军械和饷项等方面大力支援我们。韩表示同意。
在范决定走不走的关键时刻，他曾向专署人员严正表示：“现在我已决心留下抗战，不再南退了。大家谁感到有困难的，可以请便。”后来他在博平西关一家小店里住宿，和专署秘书、后来任司令部秘书处长的张某共同斟酌、拟定了“皓”（十一月十九日）电。其中声明：“决心不退渡黄河以南。”这个鲁西北抗战史上的著名重要文献，是委托我在济南发出的。先在济南的几家报纸上刊布，又发往南京、武汉和全国各地。范筑先于十月二十七日退出聊城，以后又返回聊城，宣布决心不再南撤。这样，对整个局面需要重新部署，于是要张维翰同志把聊城政训处的大批青年干部陆续分到六区专署所属的各县去。这时，各县的旧政府人员多已溃散逃离。范司令乃相继任命共产党员管大同为寿张县长、徐茂里为阳谷县长、吕世隆为莘县县长。从此开始奠定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韩复榘对范筑先的政治态度
一九三O年中原大战之前，范筑先在西北军张维玺部任参谋时，认识了冯玉祥将军和西北军一些高级将领。“九?一八”事变后，他由张维玺推荐，到韩复榘部任少将参议，又任过沂水、临沂、沂水（二次）县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聊城任专员、保安司令兼县长。韩对范一向很尊重并信任，常称范为“大哥”或“范先生”。
在范筑先发了“皓电”之后，韩对他的态度仍然表示很好，希望他能坚持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抗战。韩曾对我说：“老范有何具体困难，总部可以随时大力支持。”当冯玉祥将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节济南、指挥津浦路北段的抗战军事时，范曾专程到济南谒见冯玉祥，会见的地址是纬一路津浦宾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当日军进攻到禹城、平原一带的老黄河崖时，我们预感到济南将站不住脚了，今后的出路只有留在山东敌后打游击。可是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军事经验，我和当时在省政训所工作的赵伊坪同志，一同去找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张霖之同志进行商谈。有一次在济南纬五路管大同的叔叔管小峰先生家，由赵伊坪介绍我和管大同、冯基民、王幼平等人见面，张霖之同志也在座。
我们还在济南经三路纬九路西边道北的海德里二号，姚第鸿同志的父亲姚以价将军家见面和联系T作。介绍张霖之到聊城政训处任军事干事的介绍信，就是在姚第鸿同志家里写的。
我的职务原来是六区专署的庶务主任，抗战后在济南担任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联络T作。范司令任命我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并责成我专搞部队的后勤1二作和山东省政府与第三集团军总部之间的联系，保证物资供应，从各方面拉干部，组织各种人才到聊城来。这些工作都叫我全权处理。
在一九j七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中旬，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总部未退出济南之前，我曾几次去见他要求对聊城方面给予补给，韩亲手批文发给我们几批军用物资：第一批是弹药五万发，其中包括手枪子弹、手榴弹、步枪子弹和迫击炮弹等。在韩复榘住千佛山上一个别墅时，我曾去看过他，他说：“可以把山东库卷的库存，全部交给老范”。在济南撤退前的十二月中旬，我从济南商埠经六路大仓库，领到两千件棉大衣、棉军服（成套），当时可以要多少拉多少。这个期间我用山东省公路局的十辆大卡车拉了五趟送到聊城。政训处的同志所穿的棉大衣等军服，就是我经手拉回来的。不久，在韩复榘退出济南之前，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山东民国日报》停刊，人员都撤走了。余心清曾派齐燕铭、赵伊坪等人接管了这家报纸的全部印刷rT具，创办了《救国导报》（日报），一直坚持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济南撤守前夕，成为山东境内当时仅有的一张报纸。
韩复榘退到济宁后，住到城内潘家大院内。我和张郁光、齐燕铭、张霖之、赵伊坪同志等也退到济宁，我又去找韩复榘要军用物资。我想要机关枪，他发给了几百桶汽油、部分现款和手榴弹。张友渔同志当时因另有任务没有到济宁来。
在韩复榘退到曹县时，我又去看过他。这次，他曾对我说：“希望老范坚持到明年春天不退出黄河以北。明年春天我们可以反攻济南。”这时，他又给了我们部分卡车、现款和子弹等补给物资。后来，当我想再去找他时，知道他已在开封被扣并解往汉口去了。当时曹县的秩序很混乱，由韩的二十二师师长孙桐萱出面维持秩序。
后来，我们从二十二师谷良民部队买来几架机关枪，并动员冯惊涛、高谊之等人到十支队来，组成了十支队机枪营。买这些机枪的经费是由政训处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干事和服务员）捐出一个月的生活津贴，再加上寿张政训处撤出时县长管大同带出一部分现款，还有范筑先夫人武活国和张维翰都捐了一些钱，总共凑成两千八百元现金。这些枪支的到来，才使共产党直接领导第十支队在军事装备上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武汉会见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同志
一九三八年i月间，范司令派张郁光、刘子荣和我三个人，代表他到武汉找蒋介石，解决鲁西北抗日部队的编制和供给问题。行前，我们和张霖之同志进行了研究。他叫我们过河南确山时找八路军驻河南办事处的彭雪枫同志。雪枫同志于一几三七年五月到过聊城，他曾代表中共中央联络部对范筑先将军进行过统战T.作。后来，他担任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主任时，赵伊坪专门去看他并在那里阅读了党的一批重要文件，同山东后作了传达。我们过确山时，下车找到彭雪枫同志，向他介绍了范筑先将军在山东抗日军民中的崇高威信等情况。彭雪枫同志希望我们和已开抵山东、河北边境一带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就近取得联系。
彭雪枫同志给我们写了介绍信，叫我们到武汉时找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当时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我们到汉口后，住在中南饭店，随即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洽。首先见到负责山东T作的张经武同志，也见到罗炳辉和王梓木同志等。张经武说：“他去冬曾代表中央找过韩复榘，通过韩的亲戚山东省公路局长刘熙众见到韩本人一次，当时韩对抗战前途与国共合作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
我们去汉口总的日的还在于争取些军事物资。为此，曾分别去见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和西北军的张维玺等人。行政院长孔祥熙以接见“敌后代表”的名义招待过我们三个人一次。我也单独去谒见冯玉祥将军和西北军的老将鹿钟麟，他们都表示：“说不上话。”并说：若由他们出面说话，反而会更增加困难。何应钦的态度最不好，蒋介石根本不想见我们，而是指定由何应钦代表他出面接见。当时沈鸿烈已到山东任省府主席两个月了，他不同意范派我们三个人去汉口活动，沈曾向何应钦发过电报，对范进行诽谤和攻击。因之我们三个人去见他时，他只批给我们五万颗手榴弹、五万元现款和一套五万分之一的山东全省军用地图。为了顺利地领到这些东西，我们还破钞宴请了包括军需署长在内的一大桌客人，否则想领钱和物都是不会顺利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间，全国学联在汉口开会，黄松龄同志介绍我们去向大会作过《关于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经过》的报告，因为其中说到平津流亡学生在山东敌后所起的杰出作用，有许多与会人员，对于他们的政治情况都十分关切，引起大家的强烈兴趣。会后有许多代表找我们问长问短，打听他们所熟悉的朋友们的信息。他们赠送给我们一大批书刊、画报等精神食粮。计有《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抗战》三月刊、《妇女生活》、《中苏文化》、《反攻》半月刊、《时事类编》、《战歌》半月刊，以及正要出版的《解放周刊》，武汉出版的<大公报》等。我们带回山东聊城之后，同志们竞相传阅。
我们还通过张郁光同志的爱人李昆源同志（临沂人，北京女师大毕业，共产党员，当时在汉口战时儿童保育院工作）的亲戚关系，找到他的表姐夫、原北平市市长、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山东沂水人）。请他作为桥梁，帮助我们弄到一批医药和器材，还帮助我们举行过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新闻界的朋友们同情并帮助我们进行宣传，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鲁西北的新闻和访问记。这时有一批著名的新闻记者由徐州、台儿庄等地采访归来，正在酝酿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其中《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等几位朋友，为我们出力最大。
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张经武同志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关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关怀。他们帮助我们介绍了许多重要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使我们进一步得到各方面的支援。我曾向周恩来同志要求派有军事经验的人才，到鲁西北来协助我们开辟工作。他介绍了老红军干部袁仲贤（长沙人，生卒一九o五——一九五七年，黄埔一期学生，曾参加过湖南秋收起义和长征）、周子珊、杜淑山、曹洪胜等几位同志和我们一道回聊城来。最初想请袁仲贤同志担任范的参谋长，因为那时已发表原保安司令部的中校参谋王金祥（寿光人，保定军校八期学生，曾任东北军郭松龄部营长和秦皇岛市警察局长）为参谋长，只能给袁仲贤以“少将高级参谋”的名义，参加军事机要工作。他到聊城不久，就随范司令到濮县前线，参加了侧击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队的作战，配合了徐州保卫战。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还陆续介绍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刘子毅、中国大学学生任仲夷、王玄、北京大学学生朱穆之、张昭训（莫循）、南开大学的何方、陈力、黄煜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聊城丁作。
我们由武汉回聊城时．押运了领来的手榴弹、药品、电台和电讯器材。
我们回聊城后，向范司令汇报了武汉之行的见闻和各种政治情况：总的印象是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和进步的文化舆论界才真正支持我们，而蒋介石一伙对我们的态度则是限制与防范，令人大为失望。从此以后，范筑先更加坚信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的可靠朋友。六月底沈鸿烈在东阿被日本侵略军攻击，几乎为日寇所生俘，范筑先亲自指挥自己的部队把他抢救出来。沈到聊城之后，我们曾举行了几千人的欢迎大会。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领导大家高呼：“拥护范司令领导抗战”“巩固与扩大鲁西北抗日政权”“拥护沈主席抗战到底”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口号。同志们还把“巩固与扩大鲁西北抗日政权”的口号写到聊城行辕外面的墙上。这些都使沈鸿烈感到十分不安。范与沈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从此就更加明朗化了。
我过曹县时，沈鸿烈曾专门找我谈过话，他说要派胡学仁等十多个人到黄河以北鲁西北各县去进行视察。他们先到了聊城，名义叫“省府视察团”。后来又到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各地去了一趟。胡学仁所到的地方，处处都可以使他看出范筑先在群众中的威信。听说各县的会道门和红枪会也都列队出来欢迎范先生。恩县王化三（土匪头，外号“高粱楂”，以后被改编为二十三支队），也领着胡学仁到处看了一遍。胡回到曹县向沈鸿烈作了汇报，说：“范筑先在人民群众中像神话人物一样地神圣不可侵犯。”沈便想法收买范。为此，在聊城设立了“山东省政府主席聊城行辕”，任命范为主任，任命他的内弟胡学仁为副主任，还吸收我们从延安来的老红军胡超仑为科长。并找韩复榘时代的民政厅长李树椿，从范的内部进行瓦解工作。
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在曹县时，处处与八路军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为难。当郭洪涛同志率领一批干部路过曹县去沂蒙时，曹县的群众在地下党的号召下，在东关召开了欢迎大会，因为有人在会上高呼“八路军万岁！”的口号，他们竞要驱逐我们的人出境。
沈鸿烈在以胡学仁为首的视察团回曹县后，曾电邀范筑先到曹县会晤一次，交谈的结果发现双方意见大相径庭：沈要求范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原则排除共产党，撤换一批他所委任的青年共产党人担任的抗日县长。而范筑先回聊城后却撤销了有共产党员赵伊坪在内的“驻曹县办事处”。自此，沈鸿烈便开始千方百计地破坏范筑先与共产党合作下的若干抗战措施。
不久之后，寿张县长共产党员管大同被撤职，换上沈鸿烈的私人党羽冯谦光；范县县长共产党员周子明也被排挤回了聊城，县长换成了和沈鸿烈接近的乔志恂。
陪同范筑先司令到威县会见徐向前将军
一几三八年五月初到六月中旬以前的这一段时间中，为配合徐州保卫战，范司令率领第五支队石洪典部、第六支队韩春和部、第二十一支队刘耀庭部、二十二支队于耀川部，还有卫队陆子衡部共数千人，开赴濮县一带，对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队进行牵制性的侧击战斗。经过濮县西关、七里堂到城西的石墓头等战斗，获得了相当的战果。于耀川部并于六月九日收复了日军放弃的濮县县城。
就在这个期间，我曾由聊城到驻在濮县王堤口的司令部去见范司令，向他报告：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将军已经到达河北、山东交界的威县县城，正等待和他进行一次亲切的会晤。六月十日早晨，我们由王堤口出发前去威县。途经观城城东南的将军寨时，范司令亲自解决了县长姜鸿元和当地农民群众之问的冲突事件，当天傍晚赶到驻冠县城的十支队。
六月十一日上午，我们由冠县出发继续向西北行进，经过馆陶到达威县城。
我们到达威县时，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早已集合在南关郊外列队相迎。欢迎仪式非常隆重。徐向前将军和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同志都亲自参加接待工作，热情洋溢，十分感人。当时的威县县长范若一同志也参加了双方的会谈。当天下午，徐、范两位将军开始会谈，一直畅叙到深夜。彼此除交换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经验外，还就建立通讯联络和互通情报等问题达成了友好的协议。六月十三日上午，举行了几千人的盛大欢迎会，徐、范二将军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会谈中八路军方面表示很客气，声明八路军部队决不进人范筑先将军所辖的境界之内。当时馆陶县境内的绿林武装领袖王来贤部，曾经派人找八路军一二九师领导机关接洽收编和委任问题。徐向前副师长认为馆陶地区属于范筑先司令的管辖范围，不宜由八路军收编，曾婉言劝导王来贤部就近在山东境内找范司令接洽收编事宜。后来我们由威县同山东时又经过馆陶，这次对当地的绿林武装王来贤、王金甲和吴作修部进行了收编和发给委任的T.作，使这一带的绿林武装在政治上有了归宿，进入了抗战的行列。
收编王来贤部队为“民军第一路”
由于收集到了宋哲元二十九军部队留下的手枪队，工来贤白以为力量不小，对收编的要价很高。他在馆陶摆了三桌酒席，“接待”范司令。可是，他的手枪队却杀气腾腾地站在屋外院子里列队“示威”。范司令在宴会之前先讲了话，王来贤的参谋长刘冠千也发了言，他气势汹汹地说，过去曾有人来对他的部队洽谈收编和加委的事，都因为给的番号小、官阶低而未成。
范筑先司令针对着这些话，对刘冠千严厉地批评说：“你在山东教育界工作了多年，应该知道些做人的道理。如果一个参谋长做不好参谋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和后果，要承担重大的政治责任！一个人家的大闺女不能随便乱许婆家。即使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婆家，也不能许八个头啊！来贤应以宋朝的岳飞、秦桧与张邦昌的事例为镜子。我知道你是个忠诚老实的人，要走正经道，不要走错路。只有抗日救国才是个正路。只要你自己能好好地走正道，政府是能宽大为怀并将功折罪的。只要能听指挥，就能大有前途。希望你不要为别人所左右，对自己应当走的道路要多加考虑才好。”
吃过饭的当天晚上，张维翰与孙景濂同志等又和王来贤在他的家里谈了几乎一整夜。第二天上午王来贤才把他的部队主要人员名单拿出来，交给范筑先司令。范司令集合王来贤的主要人员给他们讲了话。当场宣布：他们被编为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下属的“民军第一路”，并发给他们正式的委任状，大家热烈鼓掌，表示庆祝这次收编工作的成功。
王金甲部队本来没有多少人，他也带来了名单请求收编，范司令委任他为第二十五支队司令，并告诉他：以后不要再骚扰老百姓才有出路。他表示，今后唯范司令的命令是从。后来我们还到过吴作修的第七支队所在地，范司令又对他们的部队官兵讲了话，勉励他们好好地走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
我们由馆陶回聊城途中，过堂邑县城时，曾受到堂邑抗战军民的夹道热烈欢迎。当天下午我们到达聊城时，由东关东北角姚家园子街北的公路人城。经越河圈街和运河大闸口、东关大街进城时，群众倾城而出，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欢迎范司令在收复濮县城后胜利归来。
关于把范筑先将军遗榇秘密运出聊城的筹划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约在阴历六至七月间，漳卫河决口时，我们八路军筑先纵队在馆陶的侦察员不断去聊城进行工作，知道当时驻留在县城中的日本兵很少。聊城文明街路东著名的绅士周祖澜（号荫泉，北洋政府时期的众议员，群众称他渭“京议员”）和伪聊城县公署及日本驻军司令部都有联系。我曾给他写信研究把范司令的遗骨设法盗出城外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范司令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聊城战役中壮烈牺牲后，日本占领军找群众把他的忠骸装殓起来，埋葬在城内万寿观，还立了个木牌“故范筑先之墓”，并为之开过祭悼会。我们请周荫泉考虑能否设法把范司令的灵柩运出来安葬？他诚恳地表示：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对范司令的道德品格极为敬佩，愿意为此出些力。我们为盗墓作了大量的准备T作。周荫泉也作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后来还函告我们，规定了运灵柩的大体日期。我方连接灵仪式也做了准备，但此事终于没有实现。周荫泉先生殚心竭虑反复筹谋，既期望务要办成，又深知困难、风险极大，竟因此忧惧成疾，不久病殁。
后来得知，我们的老战友姜克夫在延安工作时，曾听鲁西北去学习的同志谈过这件事情，以后他写了《山东筑先纵队》一文，于一九四o年冬到一九四一年春在《国讯》旬刊上连载发表，文中有一章专门记述这个故事。但由于传闻失实，他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件真事来加以描述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聊城解放了。在解放聊城前，八路军某部政治机关发布了关于保护古城文化的三项命令：
（一）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
（二）保护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海源阁图书馆。（三）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北街的住宅。聊城解放后不久，我到聊城去祭扫了范司令陵墓。当时只是黄土一杯。本来打算认真修建一座陵墓，有的同志还提议建纪念堂，政府也同意，但因战争关系，未能实施。直到一九五三年清明节，范司令的遗榇才迁往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