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亭，原名毕兴耜，1924年农历12月5日出生 于山东省莱芜县上峪村一户贫农家庭里。1930年入本村小学读书。他的家乡是早期的抗日根据地，他自幼受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少年时期积极投身抗日斗争活动。1940年7月，在本村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村抗日救国会会长。1941年7 月，调莱芜县六区区委各救会做青年工作。1942年1 月，党组织调他到山东省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 使他受到了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教育，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1942年9月至1945年11月，任滨海银行发行科科员、沭水县委组织部干事、新建区委干事。这里敌我斗争形势经常处于“拉锯”状态，工作环境艰苦、复杂。薛亭同志经常深入发动群众，反奸诉苦， 减租减息，动员参军、支前，组织民兵武装，配合部 队开展对敌斗争。1945年9月，他带领民工，参加第一次解放临沂城的战役。同年11月调莒南县委组织部任青年干事，兼任县机关党总支书记。1947年1 月带民工参加鲁南战役，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立功受奖。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他先后任兴云区委代理书记、桑庄区委书记，发动群众开展生产、 参军、支前和土改复查等各项活动。在土改复查中，由于认真执行政策，减少了“极左”思想的干扰，减轻了革命事业的损失。
1948年2月，调莒南县政府秘书科任科长，一 年后任代理县长、县长、县委委员等职。在这期间，薛亭同志按县委分工，负责全县的生产、支前、救灾等政务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仍是深入基层，加强工作的具体指导。
1951年10月至1956年10月，薛亭同志先后担任莒南县委副书记、书记兼武装部政委、地委委员、省党代会议代表。莒南县早在1943年就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实验县，建国后仍是山东分局确定的三个基点县之一，也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指导农业生产的重点县。薛亭同志和县委“一班人”，继承发扬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査研究。他热爱农村，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经常和农民、劳模、村干部促膝谈心，及时了解农民的思想脉搏和要求。在工作中抓主要矛盾，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他工作，围绕中心任务结合完成。在工作方法上，坚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对每项运动或每一项新的任务，都是带领县委“一班人”先搞试点、摸 经验、作示范、树样板，然后开会布置，组织参观介绍，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工作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进。在全县先后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先进单位中，有厉家寨互助组、农业社在丘陵薄地上深翻叠地、调换土壤、劈岭填沟、移河改道、整修梯田增产的经验；有发动社员集资、坚持勤俭办社的王家坊前村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办社的经验；有高家柳沟村团支部创办 “记工学习班”、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经验等。这三个典型先后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号召全国各地学习。还有一批先进单位，例如：何家店村全国农业劳模钮恩升的旗帜农业社，石泉湖村全国农业劳模李义丰的日光农业社，官地村省劳模吴希春的灯塔农业社等，《大众日报》都先后作过具体报道。这些典型的成长，都渗透着薛亭同志的心血和汗水，他和县委的同志们就是运用这些典型来指导工作。每年冬春农闲季节，通过参观典型，发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革耕作制度，推广先进技术，不断促进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发展。50年代初期，中共山东分局、省政府多次派工作组、报社记者到莒南调査总结有关互助合作、农业生产、治山治岭、改进耕作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发通报、登报纸介绍推广，起到了基点县应有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薛亭同志还出席了华东局召开的农业工作座谈会，陈毅、谭震林等领导同志听取了薛亭同志的汇报，对莒南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56年10月，薛亭同志调临沂地委任副书记，翌年1月兼任郯城县委书记。郯城地处沂沭河下游平原积水地带，经常发生洪涝灾害，不少农民外出逃荒要饭,•尤其1957年发生特大水灾，一些农村出现闹退社、“闹水鬼毛人”的混乱现象。薛亭同志深入基层调查分析，通过县委会议研究，按照党的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分别进行解决，很快平息了闹退社、“闹水鬼毛人”的问题，稳定了农村局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平原涝洼的灾害，发展农业生产，薛亭同志几乎跑遍了全县所有的村庄，实地调查，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经过县委和农、林、水部门的反复考察论证，为改变郯城自然面貌、改善生产条件，因地制宜绘出了一幅规划蓝图：修建防洪排涝工程，排除内涝；兴建水利灌溉工程，引河灌溉；改革作物种植制度，改种水稻，扩种地瓜等等。 薛亭同志带领广大干部，深入发动群众，统一组织劳力上阵，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全县的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变，农业生产发展很快，水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1958年底《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郯城县农业生产摘掉了低产的帽子……”全县人民不仅能吃饱饭而且能吃上了大米、白面。1959年2 月，薛亭同志调回临沂地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全区的农业、财贸、供销等工作。1960年初，主持地委工作。1963年7月任地委书记，12月兼任临沂军分区政治委员。薛亭同志主持地委工作之际，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大搞调査研究，摸清底子，有的放矢，解决问题。他立说立行，亲自带领常委和各部、委、办、局负责人，深入基层蹲点；各县、社先后抽调6.5万人次，蹲点包片，很快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一方面了解了农村困难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发现了一批在困难中“红旗不倒，不断前进”，“一年抬头，两年翻身”甚至“一年巨变”的先进典型和治山治水、治岭整地、改造涝洼等先进单位。这样，不仅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树立了榜样，也为各级领导和干部群众指明了战胜困难的途径，坚定了信心与决心。
通过调查，薛亭同志看到当务之急，是先解决农民的吃粗吃饱问题。在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在薛亭同志主持下，地委研究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诸如：农村停办食堂，允许农户自炊，责成供销部门积极供应锅、盆、缸、碗、筷等农户生活用具；扩大口粮按劳分配比例，做到多劳多得；每户社员除自留地外，再留一分饲料地；提倡户种蔬菜，切晒地瓜秧； 开放农村集市交易，允许自由买卖；允许社员喂养鸡、鸭、兔、羊、猪，允许个人饲养牲畜，搞短途运输；在重灾区发放救济粮款等。这些顺民心合民意的措施，经过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署和贯彻实施，农民生活很快得到了妥善安排，使大多数农民吃粗吃饱，并能吃上热饭热汤，农村病情得到控制，水肿病、干瘦病很快降了下来。切实纠正“五风”错误，落实农村政策。薛亭同志主持地委工作以后，临沂地区的“五风”（共产风、 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和浮夸风等）虽然得到了遏制，但“五风”造成的危害，仍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薛亭同志通过调査，与地委常委和有关部门反复商量，确定解决以下几个重大政策问题：首先解决体制问题，从1960年冬开始，将全区在“大跃进”中并大的7600个生产大队，调整为 1.1万个大队，基本恢复了一村为一个大队，将原并大的3.7万个生产队，调整为6.1万个生产队。其次，调整被打乱的土地。于1961年初，对全区被打乱的620万亩土地进行了调整，各村的土地回归各村，实行插标立界，确权发证，从而安定了人心，调 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再次，对劳动管理方面，由点到面，逐步推行了“一包两定”或“三包两定”的劳动管理和“包工到组”、“包工到户”的作业管理方法，基本上纠正了管理中的混乱现象。第四，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大多数单位实行了麦、秋分奖、“三包”兑现，超产归队，并以超产总数的60%分给社员，真正做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使群众满意。
薛亭同志对整顿干部作风、落实干部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等问题既关注，又慎重。他反复强调：对多吃多占、贪污挪用公款公物的基层干部要从教育入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洗手洗澡”、背靠背的帮助，自觉检査交待问题。全区有8.7万名农村、厂矿基层干部，检査交待了问题，挪用生产队、厂矿和个人财物达3.2亿元，按照退赔计划当即 退赔1.1亿元，使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同时，对全区2.35万多名被错划成“右派”、“右倾分子”的干部，薛亭同志按照党的干部政策，经常委研究，通过各级党组织逐个甄别，使绝大部分被错误处分的干部，得到平反、“摘 帽”、安置，重新振作了精神，积极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如何尽快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困难局面，这是薛亭同志头脑中绷得最紧的一根弦。为此，他把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列入地委议事曰程，常年坚持不懈，集中全力抓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第一线，首先精简机关，下放人员，充实农业第 一线。对地、县机关的工作部门，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下放人员1.7万人。同时压缩住机关的 家属非农业人口1.24万人，回到农业第一线。为了迅速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薛亭同志亲自主持，组织县、区、社、队干部和劳模、积极分子，多次参观莒南大山公社厉家寨大队，学习他们在三年困难中红旗不倒，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山、水、林、 田、路综合治理的经验，并且地委再次发出“学大山、赶大山、全区变大山”的号召，掀起了冬季生产 的高潮。1960年1月，薛亭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区县 (市）、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巡回现场会议，路经六县，行程千里，采取了边看、边听、边议、边讲、边行的方法（也称五边现场会），参观学习莒南、日照、 莒县、沂水、临沂、郯城治山治水、治理平原、改造 涝洼、实行稻改和养猪积肥的典型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概括为“一统”（即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四化” (即水利工程系统化、耕地田园化、大地园林化、道路规格化）、“八结合”（即蓄、排、灌、林、路、圈、 场、池结合），号召全区以水为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山丘、平原和涝洼地治理推向新的阶段。会后各县层层进行发动，拉开阵势，摆下战场，迅速掀起了以水为纲，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新高潮。 薛亭同志和地委一班人，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前段基础上，经过几年鏖战，建成大中型水库30多座，小型水库1000多座，并在沂沭河上修建了拦河坝，大力开挖引河灌溉工程和田间排灌配套工程，1964 年全区有效灌溉面积达291万亩；整修水平梯田320 万亩，筑台田、条田190万亩，改种稻田120万亩，治理山头3500个，封山造林300多万亩，使全区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生产逐年增产。全区粮食总产量从1961年开始抬头，1964年爬 上了“四〇高地”（即粮食总产量达到41.6亿斤），比1963年增产51%，棉花总产量增产25.8%。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5〜6亿斤，支援了惠民、德州、聊城灾区，并接收安置了聊城、惠民灾民5.2万余人、大牲畜1.5万多头来临沂度荒，临沂地区成为当时全省产粮大户和外调粮食最多的地区之一。
薛亭同志在成绩面前不骄不躁，谦虚谨慎。《人 民曰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相继发表社论、 评论、报道文章、照弁等，赞誉临沂地区的人民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愚公”。中共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干部群众学习临沂地区愚公移山、改变自然 面貌的经验。中央农业部和山东省委、省人委分别授予临沂地区“先进农业地区”的荣誉称号，并将他们 的事迹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展览。1964、1965两年来，从中央到全国各地，从地方到部队的领导人和各界人士，来临沂参观的络绎不绝。在一片赞扬声中，薛亭同志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为了防止领导干部中的自满情绪，亲自主持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和县、社及地直各部门的领导人会议，通过学习社论和省委指示，参观先进典型，座谈讨论，学先进，找差距，从而防止并克服了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盲目自满情绪。在筹备展览时，薛亭同志强调宣传党委集体领导，宣传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面貌的革命干劲，不准宣传地、县领导人个人，更不要宣传他自己。在展出设计版面中，有一个“临沂地委书记薛亭在稻田研究水稻生产”的镜头，几次请他拍照都被拒绝，只好按照他的意见，改为一位地委副书记的镜头。
薛亭词志十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尤其关心和 重视在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经常 与他们热情谈心，了解他们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真 心实意地和他们一道工作，民主共事，征求他们的意 见，虚心向他们请教，使他们感到了党的温暖。他一 年四季不断地到地区农科所，专访或召开科研人员座 谈会，听取不同季节不同农作物栽培的技术指导意见；他经常向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问计，每项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都是首先请水利技术人员充分发表意见，为地委当好“参谋”；他对文艺团体、教育、卫生等 方面的知识分子也非常关心、爱护，经常听取他们的 意见和要求，鼓励并支持他们积极工作，因而受到他 们的尊敬和爱戴。
薛亭同志始终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党的原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善于把执行党的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党的政策更加切合实际，深入人心。他能正确地摆正个人与集体、个人与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始终把自己置于集体领导之下。他作风民主，待人平等，没有官气，没有架子，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搞个人说了算。他主持地委工作以来，党委成员心情舒畅，敢讲真话，工作积极负责，热情高涨，“一班人”形成了一个拳头。薛亭同志正直善良，胸怀开阔，磊落大度，表里如 一，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 对关系人民利益的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随风倒，不赶浪头，不讲大话、空话，不邀功，不倭过。薛亭同志一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他家乡弟兄们多，亲戚多，但他从没利用职权安排一人。他一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到基层调査研究，并从不事先告知要去的单位，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和大家一起到食堂或到招待所就餐，从不要单位领导人陪餐，更不要烟酒茶果招待，临走前总要结算饭账，交足粮票、菜金，从不欠下边的伙食账，更不借故到下边吃请、受礼。他的家庭设备很简陋，生活清贫，但他从不按有关规定去单独吃小灶。他对子女管教很严，不准他们有特殊感，不准用公车办私事。由于处处以身作则，他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尊敬。
薛亭同志自主持地委工作以后，由于操劳过重，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胃溃疡和肝病，一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经常痛得难以忍受。他带病坚持工作，有时累得吐血，曾几次昏倒在会场主席台上和田间地头上。但他毫不顾及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常常带病坚持上班、开会，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比他年长且深高受众望的原地委副书记张学伟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在我见过的地委书记中，薛亭是最好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冲击了各级党组织，薛亭同志和广大领导干部一样，残遭打击和迫害，被罢了官，夺了权。1969年他获得“解放”并被结合进领导班子后，虽然先后任临沂地革委副主任，中共临沂地革委 核心小组副组长、地革委主任，中共临沂地委书记，山东省水利局局长和党组书记等职，但仍然不断受到冲击。在“文革”中，他为了稳定局势，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联合。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受到的委屈，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顾大局，识大体，忍辱负重，一心要把在“文革”中的破坏损失弥补回来。1970年，他参加了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对会议精神贯彻得坚决及时、有力，得民心，顺民意，在全区又一次掀起了大搞治山治水、彻底改变自然面貌的新高潮，结果取得了 “文革”以来所未有过的巨大成效。然而，正当他矢志不移，一如继往地和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顽强拚搏的时候，终因身心交痒、肝癌病情日益严重，于 1979年7月21日不幸逝世，终年55岁。
1983年8月4日，中共山东省委发出了对临沂地委《关于对薛亭同志问题的解决意见》的批复。省委认为：1977年进行清查时，省委把薛亭同志列为清査对象进行批判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过去省委发的文件或讲话中涉及薛亭同志这方面问题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省委批复中指出：“临沂地委对薛亭同志的问题重新作出的正确结论，对于促进党内外的团结，巩固和发展临沂地区的大好形势，将起重要的作用。对因薛亭同志问题受到牵连的同志，也应该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作出恰如其份的结论。有一个纠正一个。这一点应该坚决认真地、有秩序有步骤地去做。”中共山东省委作出的这一重要决定及临沂地委和各级党组织的贯彻执行使薛亭同志逝世四年之后，终在九泉之下得以告慰。
薛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他在40年的工作中，为临沂地区的解放事业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正如原水利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同志题词所称誉的：“薛亭同志是一位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他将永远活在临沂人民的心中。”薛亭同志虽然离开我们20年了，但他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祥，他和英雄的沂蒙山区父老乡亲一起创造的辉煌业绩，将永远激励着后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