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薛亭同志认识于50年代，每逢地区开会之际，时有相见和接触。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为人稳重，办事谨慎，讲究实际，廉洁奉公，而且平易近人，是位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他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多年，熟悉农村，了解农民，能带领党委一班人坚持以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为中心，推动全面工作。当时他领导、发动群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力开展治山治水工作，搞农田基本建设，对改变农村贫困面貌起了重要作用。他在主持临沂地委工作期间，联系实际，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记得60年代初，由于各种原因，全区面临经济困难，他和地委一班人坚决地、扎扎实实地纠正“五风”的错误，贯彻落实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下放和其他各项政策，有力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推广农业技术，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丰收，使临沂地区较早较快地克服了经济困难，农村呈现出一片生机蓬勃的局面，并调出大批粮食支援了其他灾区。当时，我在临沂城关区抓社队改制和落实农村政策试点，对此深有体会。1961年时城郊周围生活困难，得浮肿病的人不少，因为纠正了错误，落实了政策，吃上了返销粮，干群情绪很高。到了第二年，形势大为改观，超额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支援了国家建设。那年冬天，省委曾派工作组前来考査、总结，我曾接待过他们，开始他们对我们城关区粮食产量有所怀疑，但一经了解，很快信服，确认比其他地方的形势恢复得快，转变得好。
在部署完成一项新的任务时，薛亭同志善于抓典型，搞调査，有了经验才全面推广，体现了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1958年总结推广郯城县码头稻改经验，引导和组织了大批干部前去参观学习，收效很好。1963年秋，根据中央农村十条的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遵照地委先搞试点的要求，我当时曾带领临沂县委四十多人的工作队，在城北岔河区进 行试点。在那里我们认真清理社队财务，解决了干部多吃多占、脱离群众等等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领导作风、干群关系和社队管理等方面大有起色。于是，总结了数条经验和做法，向县委、地委写了书面报告，地委很快批转各县参照学习。
薛亭同志在工作作风上，深入细致、艰苦朴素、 联系群众。记得50年代初，薛亭同志在地区县级干部会议上，介绍了莒南县初次实行义务兵役制的经验，提到现在征兵与战时大不一样，对新兵登记、政 治审査、体格检査非常严格，像选“秀才”一样。如何搞好这些关口，讲得生动具体，对到会人员启发很大。1959年，有一次地委组织各县委书记到外地参观农业先进典型，我代表临沂县与薛亭同志同行。参观结束，在返回临沂时，我劝他暂住一住，向地委要辆车把他送回郯城。薛亭同志当时已是地委副书记兼郯城县委书记，他一心挂着工作，婉言谢绝说，事情多，不再麻烦了。当即在汽车站买了车票，自己坐公共汽车返回工作岗位，深受同志们的称赞。
1964年我调北京工作。以后得知临沂地区被评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之一，并在北京举办了展览。我作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前去参观了这个展览。对家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战天斗地取得的巨大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次展览，是对全区和薛亭同志的最好评价。
文化大革命后，我在中央组织部负责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大约在1979年，我收到薛亭同志的夫人萧永华同志转来的薛亭同志病中写的一封申诉信，信中说“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至今未得到平反。看后令人十分同情，当即批转山东省委抓紧办理落实。 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了省委给薛亭同志彻底平反的报告，胡耀邦同志看后表示满意。我曾盼望他放下包袱，安心休养，继续为党工作。但时隔不久，惊悉薛亭同志在济南不幸病逝，深感悲痛！ 一位为革命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在沂蒙山区做出许多重要贡献的好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业绩和优良品格，永远值得人民尊敬和怀念。
(本文作者曾任中共临沂县委副书记，中共临沂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处长、局级调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