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79年7月7日下午，我同薛亭同志作了最后永别前的一次谈话。听说薛亭同志查出肝癌，我的心情很沉重，匆匆赶到医院探视，凑巧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刚走，薛亭同志拉着我的手说：“我从回临沂接受批判，再三恳求 省委书记找我谈一次话，等了两年，想不到今天书记来看我了，这是临终关怀啊！你还记得1974年咱俩在蒙阴议论的那桩事嘛! ”说到这里，他泪汪汪的，哭不出来，说不下去。我看到他那种受压抑的心情，很难过，想起那次蒙阴谈话，当时我很同情他的处 境，而今他忍辱负重，受委屈了，我劝他：“历史会 作出公正结论的，咱们换个话题吧。”
记得田汉同志为程砚秋遗作唱片题词：“人比青松多几时，输他犹有事业在”。人的寿命虽然活不过“汉柏”、“唐槐”，但人们创造的业绩却是永存的。薛亭同志为改造沂蒙山区穷山恶水面貌呕心沥血的业绩将永远留在沂蒙人民的心里。我说：您这一生不是碌碌无为，而是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您创造了三个第一：山东第一个小水库出在莒南石泉湖，山东第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出在莒南厉家褰，全国第一个治山治水的“大寨 式”专区是临沂地区。我们共同回忆了这段创业史。我想，在这里先简短介绍一下这“三个第一”的 来龙去脉：
50年代，薛亭同志任莒南县委书记，他培养了个石泉湖日光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先进典型。1954年薛亭同志带领我参观石泉湖“三层楼”连环水库，村支部书记李义丰向我们介绍：1944年他带领7个互助组建了一个200立方米的小塘坝，尝到了甜头。 1953年办起初级社，全社仅有42个劳动力，一个冬春开山劈石7000立方米，用了2万立方土建成了蓄水5万立方的小水库。舒同同志题词“山区水利建设典范”，并把第一座小塘坝誉为“山东水库之母”。当时，薛亭同志问我：“小流域能建小水库，沂沭河流域能不能建几个大水库呢? ”和我同去的水利专家肯定了薛亭同志的这个大胆的设想，说“国际上有先例”。我不由自主的冒了一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水库可以引出大水库来。”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1957年，我和迟明等省山区生产办公室的同志到临沂地区探讨发展山区生产的途径，临沂地委副书记薛亭同志向我们推荐莒南厉家寨大山高级社山水林田综合治理的先进典型，我们在莒南县委办公室主任徐伴农陪同下，到厉家寨住了半个多月，作了比较系统周密地调查。徐伴农同志向我们介绍：厉家寨这个先进典型是薛亭同志亲自培养树立起来的山区建设的 一面旗帜。1952年县委副书记于湘同志发现厉月举深翻花生地增产的实例，向县委作了汇报，薛亭同志肯定了这个经验，认为深翻土地在丘陵地区具有普遍增产的效益，并立即召开现场会大力推广。紧接着薛亭同志帮助厉月举研究：如何把费县汪沟创造的“二合一”梯田与深翻整地结合来，厉月举经过试验创造出“三合一”标准梯田，即培埂挖沟、深翻整平、倒流水的“三合一”标准梯田，这对全省山丘地区普遍整修梯田保持水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谭启龙同志肯定了这一经验，指出“山区建设要抓水土保持这个根本”。紧接着薛亭同志又向厉月举提出：要把横冲直撞的山洪制服，并让县水利局帮助勘察设计。厉月举发动社员开山劈岭，凿开了三条大岭，让竖水横流保护了梯田，兴建了葡萄山水库，拦蓄了山洪，发展 了灌溉。薛亭同志还帮助厉月举研究了绿化、美化和山村建设。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形成了山水林田综合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可以说，厉家褰的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凝结着薛亭同志的心血。1957 年4月29日，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写出了《山东省 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 的调查报告，经薛亭同志审阅后，地委上报省委，舒、谭带到了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10月9日作了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 例。”毛主席这一批示，大大鼓舞了我省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重新安排河山的革命斗志。
1965年中央决定命名临沂地区为大寨式专区，并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馆中开辟了临沂地区专厅， 这是沂蒙山区人民艰苦创业获得的荣誉，作为临沂地委书记薛亭同志的确做出很大贡献。当年，我和副专员张清波、水利建设指挥部指挥李肃、林业局长姜振邦同志跑遍了沂蒙山区，察地形，选坝址，帮助水利 指挥部制订沂沭河流域治理规划，向地委汇报。薛亭 同志亲自到现场勘察，同地委常委一起集思广议，作出动员千军万马兴建大中型水库的重大决策。全区兴建了大中型水库32座，拦蓄洪水37亿立方，大大削 减了洪峰，沂沭河这两条洪水猛兽终于被驯服了。40 年来，沂河再没有出现超过黄河的1.5万秒立方的洪 峰，变水害为水利，兴建了一批引河灌溉骨干工程, 扩大灌慨面积400万亩，1966年全区种植水稻145 万亩。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薛亭同志顶住了对大办水利的冷讽热嘲，没有扒水库“下马”，而是巩固配 套，扩大效益，这是难能可贵的。讲到这里，薛亭同志一贯谦虚朴实的作风自然流 露出来，他总是说：这是沂蒙老区人民的创举，个人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值得一提。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大寨式地区临沂展厅中，是看不到薛亭同志的名字和照片的。
这时，我看薛亭同志心情平静下来了，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共同回忆了974年蒙阴谈话的背景。当时，我在新汶矿务局党委工作，薛亭同志突然来约我到蒙阴县委招待所交谈。他说：省委开了个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了王洪文的批林批孔报告，省委提出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批袁揭袁运动，要敢字当头，迅速将王洪文的报告传达到群众中去。王洪文的报告是煽风点火，省委的报告是火上加油，这两个报告传达下去，临沂刚刚稳定的形势又要乱起来了。他愁得要 命，问我怎么办？我说，要坚决顶住，新汶造反派头头拿着王洪文的报告找我，要我召开职工大会传达，说“省里是省委书记主持的杨坡兰传达的，在新汶就应该你主持，我传达。”我问他：“你有中共中央批转王洪文报告的文件吗？你没有中央正式文件，如果你传达到群众中去，搞乱形势，我先逮捕你。”结果， 那家伙被镇住了。然而，薛亭同志很为难，他说：“省委书记亲自向我交代了，还有两个支左负责同志和我一同回临沂，监督着我，不传达不行啊! ”我说的“那就‘拖’，拖上个把月小平同志抓整顿占了上风就好办了。”事过5个年头了，这天，薛亭同志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我回临沂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 ‘炸了锅’，县委书记联名写了一封信，给省委书记并转毛主席，反映下边的混乱情况，并提出了要求和建议。想不到1977年省委39号文件中竟然说是在我的煽动下，11名县委正副书记联名写信，告省委的状，向‘四人帮’送厚礼。令人不解的是：直到今天，省委书记来看我时还说：‘地委的报告（指省委39号文件攏转临沂地委的报告）事实有出入，省委没有去核实。’信是写给省委书记的，他怕得罪‘四人帮’，不报毛主席，转告我处理。信是抵制‘四人帮’的，不是向‘四人帮’送厚礼，他是一清二楚的嘛！我承认我有错误，我的错误都是执行省委指示的。在临沂有人说：要拿出痛打‘刘黑七’的劲头来痛打十恶不赦的薛亭，我想不通（薛亭同志被折磨病倒了，地委开全区有线广播大会，批判薛亭把喇叭安到薛亭同志的床头上让他听)。我请求省委撤销39号文，省委书记表了个态：‘你是老同志，你要相信组织上会全面地、历史地、公平合理地、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你要安心养病，相信你的病是能治好的。’”最后，薛亭同志含着泪跟我说：“省委39号文不撤销我能安下心来养病吗？我个人受折磨，受委屈，我都能忍受。可是许多同志挂到我的线上挨了批斗，11个县委书记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于心不安啊！哪年哪月才能澄清是非啊! ”当我们紧紧地握手告别时，我突然有个念头， 薛亭同志病危还挂念受牵连的同志，想到这里，不由人一阵阵心酸。别后不到半个月，薛亭同志就逝世了。遗体告别时，我看到这个坚强朴实的沂蒙山区的儿子，走得那样安详，那样从容，真可谓一心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直到四年以后，1983年8月省委发了32号文， 9月临沂地委发了34号文，文曰：在批林批孔中，有11个县委书记、副书记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在清査中，被说成是向“四人帮”送厚礼而进行批判， 并写进了地委向省委的报告中，致使这些同志思想上受了委曲，这种不实之词必须予以推倒，恢复名誉，挽回影响。
正义终于得到伸张，可以告慰薛亭同志了，这也体现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明磊落的。
(本文作者曾任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