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岁月的淘洗，留在记忆中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才是最珍贵的。
小院里很安静。每天，太阳静静地照进来，又慢慢地落下去。人到了八十多岁，卧在病榻之上，日子在悠闲中便显得漫长。在这些长长的白天和长长的夜晚，躺在那里，不由得便会想起过去。几十年中的所经所历，常常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在眼前重映出来。童年，战争，革命胜利，合作化，大跃进，治山治水，稻改，社教，文化大革命……我们奋斗了多年，付出了很多，有成绩，也有过失。和我一起工作的许多人中，高尚的与卑鄙的，真诚的与虚伪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与自私自利投机钻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当然，还是好人多，好同志多。而在这许多好同志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便是薛亭同志了。
和薛亭的相识，已是40年前的事情了。
1952年冬，在沂水地委召开的会议上，我第一 次见到薛亭。那时，我是日照县委书记，他是莒南县委书记。我已年近不惑，他却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面，薛亭便给我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他身材高大，一米八O还要多，额头高高的，一双深沉的眼睛总是和蔼地望着你，让人觉得平易可亲。他是个谦虚的人，又是个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人。这一点，一开始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52年冬地委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布置开展 “三五反运动”的。那是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上海、 天津等地已揪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老虎”。按照当时政策的规定：贪污1000元者是小“老虎”，贪污10000元者是大“老虎”。薛亭回县后，经过认真地排队摸底，向地委回报说：莒南没有“老虎”。运动处于发动阶段往往比较左，当时已有人提出“猴子不爬竿，多打几鞭子就行了”的所谓经验。其实，这经验不就是逼供吗？在这种形势下，薛亭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出“莒南没有老虎”的结论，是十分不容易的。地委派刘格平同志到莒南县了 解情况。刘格平作了深入的调查，肯定了薛亭回报的正确。后来，我们两人先后调进了临沂地委，在一起工作了二十来年。不论是我们都当副书记的时候也好, 还是他当一把手我当二把手以后也好，我们一直都配合得很好。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配合，而是真诚相待，同心协力地搞好工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搭挡，而是休戚与共的战友。虽然薛亭比我小整整10岁，但我对他始终十分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对他的人格与才干的钦佩。他作风民主，待人平等，没有官气，没有架子，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注意调査，善于思考，见解总是高人一筹。他善良正直，严以责己，宽以待人， 大事小事都能设身处地地为老百姓着想，为同志们着想。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随风倒，不赶浪头，总是想方设法保护人民的利益。对一个领导人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又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格。至今想起，我对他依然充满了由衷的钦敬。
在领导农业生产上，薛亭是把好手。
当年在莒南当县委书记时，他便抓出了厉家寨、王家坊前、高家柳沟、何家店、石泉湖等先进典型。 石泉湖修起了全省第一座小水库，解决了全村吃水浇地的困难，带动了全区的水利建设，被称为“山东水库之母”。厉家寨修筑梯田，绿化荒山，在改变山区面貌、提高粮食产量上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1956年薛亭调到地委后，任地委副书记兼郯城县委书记。临郯苍平原当时是一片涝洼地，每年都是春旱夏涝。雨水排不出去，内涝严重，秋季作物往往颗粒无收。为了改变临郯苍的面貌，寻找丰收门路, 薛亭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一条河一条河，一道岭一道岭地实地考查，了解情况。遇到不好走的沙窝地，便推着车子步行。饿了，到农户家里吃张煎饼卷大葱。天黑了，便在村里住下，第二天天明再上路。就这样，他摸清了临郯苍平原的地势、水流、土壤情况。与此同时，他派人到江苏学习种植水稻，回来先搞试点，获得了成功。在此基础上，他又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然后，与技术人员一起制订出了排涝与灌溉综合治理的具体规划，并让地委副书记李永臣具体分工负责稻改工作。几年时间，在全区建起 了岸堤等32座大中型水库，在沂河上建起了21座拦 河坝，开挖了灌溉与排涝相配套的大小渠道网，平整了土地，培训了农民技术员，使大面积种植水稻获得了成功。原来十年九不收的长满了芦苇茅草的黑土湖地，变成了一片稻花香的北国江南。
稻改工作，从1957年开始试点，到60年代中期便在临沂地区全面铺开了，达到了140多万亩。至今，当人们走在一望无际的水田中央或是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的时候，依然会想起当年领导稻改工作的薛亭、李永臣等同志，想起广大农民群众修建水利工程将旱地改为水田的劳苦艰辛。从50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1958年、1959年那场“五风”的风势之猛，危害之大。在那个风头正猛之时，若想抵制，是十分困难的，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小高炉遍地冒烟， 人们都集中到公共食堂里吃饭。上级让各县把农户烙煎饼的鍪子、做饭的铁锅都砸碎投进小高炉。那时薛亭在郯城。他当时一定想了许多。吃饭是大事，农村的食堂是不可能保证农民吃饱肚子的，更别说能吃得好吃得舒服了。他想尽力为老百姓保留下他们做饭的铁锅和鏊子。但硬顶是不行的，他便说：各家都有老人孩子，总得热热饭什么的，总得为老人病人孩子们留下只锅吧，先把多余的拿出来，以后要是炼钢铁真的需要，咱再动员大家全都捐出来就是。就这样，郯城的百姓便幸运地保留下了他们做饭的铁锅，可以在家中煮点什么添补添补，日子便比别处好过了一些。
1960年，群众生活已相当困难，但虚报浮夸之风仍然在刮。那时薛亭代理地委书记。薛亭历来实事求是，他一主持工作，大家便都敢讲话了。那时浮夸风是相当厉害的，粮食产量一个劲往高处报，统购任务便随着加码。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粮食，卖的多了，群众的口粮自然就很少了。1959年，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受到了严重挫伤，加上雨水过大，减产已成定局。薛亭与我商量，一是在产量上要实事求是，不能再吹了。二是要派人出去买菜籽，多 种蔬菜，把地瓜秧等能吃的东西都收藏起来以备冬春食用。可是有的同志往上反映，说我们报的产量不实。省委把薛亭和我调到了济南，批评我们本位主义，要我们检查。薛亭与我都据理力争，说我们留的粮食实在不多，多数村庄每人平均每天不到半斤粮， 如我们说的情况不实，请省委处分。后来省委领导同志来我区到临沂县的王桥和郯城农村亲自调査，知道 我们反映的情况属实，才把我区的征购任务给减了下来。上级了解到灾情的严重之后，对农村公共食堂问 题也开始松口了。原来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绝对不准自炊，必须集体就餐。薛亭与我们分头下到基层了解情况，他下到了郯城，我下到了费县石桥。回来后与地委其他领导一起研究，制定了几项措施：1. 一切大办都停止，水利建设量力而行。2.把食堂放开， 允许农户自炊，抓紧把返销粮分到农户。3.做好次年舂季生产的准备。4.搞好生产救灾，允许群众拾柴拣粪做小买卖。5.在口粮分配上改变上级人七劳 三的规定，可放宽到人六劳6.多留点自留地，每户一分词料地。军工烈属都多留一分自留地。正因为有薛亭这样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所以临沂 地区的“五风”相比较而言就刮得轻一些，后来经济情况的好转也快一些。1960年以后，我们自己虽然还在“瓜菜代”，每年仍都挤出5亿斤至7亿斤粮食 支援惠民、德州等北四区。还接收安排了惠民、聊城的五万多灾民到临沂来度荒。
薛亭对普通百姓，对周围同志十分关心，对自己要求却十分严格。
60年代初，大家粮食都不够吃，许多人得了水肿、干瘦病。地委决定学习当年南泥湾开荒种地。在南大院、农场边角、体育场都种了些粮菜。那时，罗庄南边是一片涝洼湖，借拖拉机来耕了种了，每人能分到四五十斤粮食。也有的人要个一亩二亩，请人帮忙种上，自己收获。我向薛亭提议，一人给他留下200斤，其余都归集体分配。薛亭说：算了吧，这不过是个临时办法，就这样吧，让他们多吃点吧。
薛亭有五个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两三岁，生活比别的干部更困难些。秘书劝他也在下边种块地添补点粮食，薛亭说：不能这么干呀，咱坐着小吉普车下去，人家好意思叫咱干活吗？让人家把粮食种出来给咱送来，咱这不是等于向人家要粮食么？影响不好呀。薛亭在下边一点地没要，我也一点地没有要。大家生活都困难。我们困难，农民更困难。我们不能去 夺老百姓的粮食。那时候，地委食堂有个小灶，是照顾主要领导的，饭菜要好一些。可是薛亭从来不到小灶去吃，跟大家一起吃大伙房。下乡的时候，也是吃家常饭，每顿都要付钱付粮票。
1960年、1961年，地委书记朱奇民同志因病休养，先后住在青岛与沂水小东岭。薛亭主持地委工作。那两年正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地委书记也吃不饱肚子，工作任务又格外繁重，薛亭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他有严重的失眠症，一晚上能睡两三个小时就是最好的了。又得了胃溃疡，经常痛得难以忍受。但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1960年以后，我们工作中的严重失误所导致的后果已经暴露得很明显了。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挫伤。.薛亭经常到基层去。他在基层干部与普通农民中 有许多朋友，有许多固定联系点，所以能及时地了解到真实的情况。那时有句顺口溜：“自留地里打冲锋，生产队里磨洋工。”这说明社员们在集体生产中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而且，由于大队实行统一分配，生产队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薛亭同志带着这个问题到苍山、郯城调査，基层的同志提出：要调动生产队和群众生产积极性，就要加大生产队的权利， 即大队与生产队签个合同，把每年征购上交的任务定下来。产量、总用工量，口粮、征购、上缴，来个“三包两定”，剩下的粮食全归生产队。回到临沂，薛亭先找到了我。他一直对我很尊重，分工让我主持地委日常工作。我们两家是邻居，吃过饭，一出门就碰上了。他拿把扇子，一边走一边扇着，向我介绍苍山、郯城两县干部群众的意见。我知道这件事责任重大，但为了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 为了群众能吃饱肚子，冒再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我说：这事可以研究，再听听同志们的意见，讨论得充分些才好。他征求了农工部长毕汝成的意见，又组织搞农村政策研究的同志及报社的同志展开讨论。薛亭遇事总是同大家反复商讨，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尤其喜欢听反面意见。因为反对的意见，可以使你把问题考虑得更充分，更周密。
在各个方面酝酿得比较充分了以后，便正式提交 、地委常委会讨论。有的常委有顾虑，说：这样做是否 、削弱了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这个事咱们还是先 、请示一下省里吧。薛亭说：咱们给省里写个请示报 、告。各县回去先搞一个试点，搞个试点还是可以的。于是，地委便向省委写了一个在我区试行“三包两定”的意见，报到省里以后，引起了一场大争论。省委一位副书记特地赶到临沂，专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这位领导同志本是带着“这样搞不妥”的框框来的，但听了我们的详细汇报，进行了实地调查之后，也觉得我们说的有理。但他回省之后，省委却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事有凑巧。毛主席到南方视察路经济南时，谭启龙、白如冰在济南车站向他汇报了我们的情况。毛主席说：河北也有人反映这个问题。现在是干活在脚上 (指生产队），分配在腰里（指大队），怎么行？省委领导一听，知道临沂地委的做法符合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这才明确表态肯定了临沂的做法。
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因为薛亭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为广大百姓着想，所以，他总是能及早地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他主持临沂地委工作的年代里，临沂的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都搞得很好，稻改获得了成功，粮食产量连年增加。对危害严重的“五风”，他也作了力所能及的抵制。所以，在1960年前后那段困难时期，临沂地区的灾荒比别处相对而言要轻一些，群众的日子好过一点，好转得也比别处早一点。至今，临沂地区的干部群众对这一切 仍念念不忘。
50年代初，我与薛亭初次相识时，他那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同志负责的精神便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以后多年共事之中，事实一次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薛亭确实是位为人民负责的正直的好干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受了委屈的同志，能保护他就尽量保护，有机会平反的他总是尽快予以平反。在“反右倾”运动中，蒙阴县委书记张洪荣被拔了“白旗”，下放到一个小公社里当了副社长。地区副专员孙笑生下放到莒南县文疃小公社当了副社长。他们都是因为不愿虚报浮夸而被打成“右倾”受到处分的。薛亭主持地委工作后，便与我商议：不行呀，人家不过是说了句实话，怎么能撤人家的职呀？咱们得向省里反映一下呀。我很同意薛亭的意见。我们向省里写了报告，为这些受到错误处分的同志落实了政策。
1959年，当为右派分子甄别的指示精神传达下来之后，兼任郯城县委书记的薛亭便抓紧为一部分右派进行了甄别。其他县还没来得及进行的时候，上级便又传达下来停止甄别的指示。结果，我们区只有郯城这一个县为一部分打成右派的同志进行了甄别。“文革”当中，薛亭受了许多委屈，但他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是真正想促进各派群众的联合，稳定形势，搞好生产建设，使群众过上安稳日子的。对个人的委屈，无论是肉体上的摧残，还是精神上的折磨，他都说：我可以忍受。他只是觉得对不起许多同志，他说：许多人是因为挂到我这个线上挨了批判的，我于心不安。比我小10岁的薛亭同志却在15年前就先我而去 了。他是不该走得这么早的。以他的才干，以他的热忱，以他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的那种精神，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应当是能大有作为的。他的早逝，是十分令人惋惜、令人遗憾的。这遗憾，是无法弥补、无法消除的。于是，我便写了上面那些文字，以作纪念。纪念我们的友情，寄托我的哀思。
(本文作者曾任中共沂源县委副书记，中共沂水地委纪委书记，中共日照县委书记，中共临沂县委第 一书记，中共临沂地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临沂地委副书记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