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1日，山东广播电台传来噩耗，年仅55岁的薛亭同志与我们长辞了！每每想起，不由引起我对他往日的思念。
我和薛亭同志是同乡并一起共事多年。他的工作作风、思想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几件事迄今仍使我记忆犹新：
一、心里时刻装着群众。1958年刮“五风”，农业丰产不丰收；1959年反“右倾”，拔“白旗”，搞得干部人心惶惶，谨小慎微；1960年农业歉收，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在这天灾人祸接踵而来的严峻形势下，1961年春天，地委为了纠正“五风”的影响，明确提出千方百计安排好群众生活。但是，由于干部心有余悸，不敢向上级汇报群众生活困难的真实情况，害怕说了实话被打成“右倾”分子，所以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当时，我在苍山任县委第一书记，文峰公社党委书记周广泰同志个别向我如实反映了全公社有7万人断粮，连树皮都吃光了。我知道后亲自到文峰公社调査，发现不少群众因缺粮得了水肿病，不少户把花生皮、豆秸碾碎用来充饥。当时薛亭同志任地委副书记主持地委工作，我立即向他作了汇报。这时，薛亭同志也听到省、地委工作组汇报了这方面情况，他很动感情地说：“老李呀，你是苍山这一方人的父母官，群众生活困难，你我都有责任，你怎么不早向地委汇报?”我说：“一是心有余悸，怕汇报了真实情况就是否认大好形势。当时生活困难不光是苍山，不想给地委增加困难，我想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战胜灾荒。”薛亭同志说：“刮‘五风’，反右倾，已经伤了干部群众的元气，这个责任在地委，是地委官僚主义造成的，你不要心有余悸。你的想法很好, 搞生产自救，不向国家伸手，但有实际困难你解决不了，地委也要帮助解决。”向薛亭同志汇报后，我派县委副书记髙庆德同志和文峰公社党委的同志一起，发动群众开展互助互济，并组织干部从外地调来部分地瓜秧、葫萝卜，分到各生产队。在这期间，薛亭同志多次打电话向我询问文峰公社群众生活的安排情况，并亲自去了一次，及时拨给他们部分统销粮款。交待我要逐户安排好，保证不出现逃荒、要饭、饿死人的现象。有了地委拨给的这部分统销粮，加上开展生产自救，使文峰公社的群众顺利渡过了春荒。
事过几年之后，我和文峰的干部谈起此事，都说幸亏薛亭同志解决了 170万斤统销粮，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薛亭同志心里时刻装着群众的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二、善于掌握干部的心理状况。1963年春天，我调到费县任县委书记。当时县委常委和部分负责人中，有些人受反“右倾”的影响，精神萎糜不振，加之马庄饿死人事件处理了一批干部，在领导干部中思想很混乱，有些人以有病为由住进了疗养院。薛亭同志很了解费县班子的情况，他对我说：费县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有些同志有思想情绪，是形势造成的， 你到那里后，先把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情况摸透，要逐个进行谈话，把心理活动摸清楚，要把他们从反“右倾”的“怕”字中解脱出来，鼓励他们积极工作。只要把常委中的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就好办了。我去工作后，有些领导同志和部门负责人说是得了肝炎，要求疗养。我提议在许家崖水库旁办了一个肝炎疗养院，先让他们去疗养，然后按薛亭同志的指示，逐个找他们谈心。通过了解，才知道并没有那么多肝炎病号，而是思想没有解决。于是我一方面抓工作，一方面向住院的领导同志做思想工作，讲明刮“五风”、反“右倾”伤害了人们的感情，鼓励他们消除顾虑，安心疗养。不久，这些住院的同志便陆续返回机关，积极投入了工作。薛亭同志善于掌握和分析干部心理状况做思想工作的领导艺术，使我深受启发。
三、既交任务，又教方法。1970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再次掀起了大办农业、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次会议上，薛亭同志和我个别谈心，他说费县基础很好，有山丘，有平原，7座大中型水库要充分发挥作用，并向我提出大搞深翻改土50万亩、扩大水浇地30万亩的要求。当时我感到任务很重，思想有压力。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说：“猛一听这个数字感到很难完成，但要有办法，你回去后，要抓几个点，从点做起，以点带面，在全县搞起来。”北方会议后，我在县委常委会上传达了薛亭同志的指示，县委研究分别在平原大队搞了城阳、北村、张家村、三南尹、张庄和山区大队的王家埝、下牛田、东流、钟罗山等9个点。每个点上都派县委常委或部门负责人亲自抓，在这几个点上大搞深翻改土，水利配套，治山治水。全县18处公社也层层搞点，做到以点带面，推动全县。经过3年奋战, 到1973年全县深翻改土超过50万亩，许家崖水库石渠配套150华里，并建起了大小扬水站300多座，扩种水稻8万亩，使全县水利灌溉面积达到40万亩，从而保证了农业稳步发展。(本文作者曾任中共苍山县委书记、费县县委书记，中共临沂地委副书记，临沂地区副专员，濰坊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