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薛亭同志相识和共事，从1947年至1974年整整27年，我们又在莒南县委、郯城县委领导班子中一起工作将近八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那种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在工作中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我们在莒南县委、郯城县委一起工作期间，从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中，足以说明薛亭同志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1952年他担任莒南县委书记期间，我是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这年秋收以后，我出发到坪上区了解生产情况，区委书记孙成运同志汇报了厉家寨村厉月举（全国劳模）在丘岭薄地上通过深翻改土花生增产的经验。这是农民的创造。我回到县委向薛亭同志汇报了这个增产的典型经验后，他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好典型，丘岭薄地通过深翻加厚土层，花生就会大幅度增产，在全县推广这个典型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还说，莒南县属丘岭地带，山区丘岭占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要想增产首先要抓深翻土地。薛亭同志立说立行，并亲自写通知，以县委名义发到各区（后来改为乡），大力推广厉家寨丘岭薄地深翻增产的经验，并要求各区委利用冬季农闲季节，组织农村劳力，大搞深翻整地。这就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开 始阶段。
厉家寨在原来深翻土地的基础上，又发展为以搞“三合一”梯田（深翻整平、修筑地堰、挖排水沟渠）为主的保持水土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厉家寨又提出了农田基本建设要“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的原则，即：打破地界、小块并大块，开山劈岭，填沟造地，深翻整平，实行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组织劳力施工，搞规模治理。这样做的好处是速度快，质量好，一治一个山头，一治一片岭。在这方面，厉家寨又做出榜样。县委又以厉家褰为典型，及时召开现场会，组织参观，号召全县学习厉家寨战天斗地、改变自然面貌的雄心壮志和做法，随即在每年的冬天组织全县劳力掀起以农田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冬季生产高潮。厉家寨经过四 个冬春的治理，旧貌变新颜，丘岭薄地变良田，增产极为显著。1957年，毛主席看到了莒南县委关于厉家寨的典型报告，在报告上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光辉批示的发表，更加鼓舞了厉家寨和全县人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信心和决心。薛亭同志虽然在1956年10月离开莒南调到了地委，但他始终重视大抓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变生产条件，为农业增产闯出了一条路子。这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来说，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1957年1月，为了充实和加强郯城县委的工作，地委决定，由地委副书记薛亭同志兼任郯城县委第一书记，我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到郯城的时候，正面临着全县性的农民闹社。初级社时把农民的大耕畜和农具打价归集体，引发了少数人的不满，加之敌人又从中挑动，闹“水鬼毛人”，矛头主要对着脱产干部。为了平息农民闹社和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薛亭同志在县委会议上明确提卑，对干部、党员和群众要坚持进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对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1957年，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薛亭提出对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雷厉风行，立即组织干部、党员、群众广泛宣传、学习毛主席这篇文章，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经过1957年上半年的宣传教育，很快平息了农民的闹事，同时，又狠狠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稳定了群众情绪，出现了社会安定的新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时，县委确定，要把农民的积极性及时引导到生产建设上来。但是，农民闹社平息了，却又遇到了特大的洪涝灾害。1957年7月份，连降暴雨，沂河水猛增至一万五千多个流量，在郯城县重坊区河堤决口，淹没了大片土地。沂河水大，内涝排不出去，全县有五十多万亩地积水受淹，造成严重的减产和绝产。用群众的话说真是天灾人祸。遇到这种困难的局面怎么办？县委的同志都分头到各区帮助搞救灾，薛亭同志就带领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带着所要解决的问题下基层搞调查研究。他走遍各区、乡和受灾重的村，实际考察，并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经过调查研究，对改变自然面貌，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并提交县委讨论和研究。我回忆，当时薛亭同志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由县委研究作出决定实施的。
一是治理洪涝灾害的问题。经过查阅水涝灾害的历史资料，过去的郯城是十年九涝，全县有70万亩涝洼地，几乎年年受淹。群众的说法是，“冬天白茫茫（指茅草荒)，夏天水汪汪”。大部分涝洼地受淹绝产，一年只收一季粮食。解放初期，产量不但低而不稳，遇到水涝灾害就大减产，全县平均亩产在二百斤左右。收完后，就出现大批逃荒要饭的。大部分农民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阻碍发展生产的主要矛盾是水涝此，县委作出决定，首先治理涝洼，排除水涝灾害，并要立说立行。薛亭同志指定由分管水利的副县长李金生和水利局局长赵明亮，组织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对全县涝洼地进行实地勘察，制订工程措施。第一步首先挖通主干排水沟，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组织劳力施工，本着上下兼顾，团结治水的原则，打通排水的主渠道，做到排洪畅通。第二步，在田间主要搞 排除内涝积水工程，其措施是：挖排水的条田沟、台田沟或修筑围田，以减轻内涝灾害。这些工程措施对发展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益。这是以薛亭同志为首的郊城县委抓农业做的第一件事。
二是兴修水利引河灌溉的问题。通过调査，县委认识到，在排除洪涝灾害的同时，还要兴修水利，灌溉农田，造福人民。我们当即组织水利部门进行勘察设计，确定在沂河上的李庄、码头段和沭河上的石窑上段，修建拦水闸坝，引水灌溉，同时还要挖通三大干渠和搞好田间灌溉配套工程。当时设计灌慨面积达四十多万亩。结果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三处引河工程，其速度之快，质量之好是预想不到的。这些工程的兴建，为灌溉良田特别是为种植水稻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这是以薛亭同志为首的县委抓农业做的第二件事。
三是调整农业作物种植问题。薛亭同志曾和县委同志酝酿两个问题：一个是涝洼地有水源的可否学南方改种水稻；一个是为了解决群众吃粗吃饱可否多种地瓜（以前郯城没有种地瓜的习惯）。这两个问题，是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大胆设想。县委也统一了这个认识，决心下定了，就要真抓实干。
关于改种水稻问题，1957年9月，省政府由张竹生副省长带队，组织适宜种水稻的县赴安徽、苏州、天津等地参观学习种植水稻的经验和技术，薛亭同志派我参加了考察、学习。回来后，我向县委汇报了参观学习的情况，县委研究决定，种水稻先试点后推广，由码头区委书记刘兴武在采莲湖亲自抓几百亩的水稻种植试验，薛亭同志亲临指导。到了秋收季节，水稻种植试验成功了，长势喜人，当地干部群众 高兴地说“想江南，盼江南，如今家乡变江南”，“昔日茅草荒，现今变成稻米乡”。薛亭同志提出要组织各区、乡、村干部到码头采莲湖参观学习，当时临沂地委也组织各县来码头参观，对全区种植水稻起到了示范、推动作用。通过参观，更加鼓舞了干部群众改种水稻的积极性。郯城全县改种水稻由点到面，由少到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最多年份发展到36万亩。由于扩种水稻，不论粮食单产还是总产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实践证明，凡有水浇条件的地方，特别是涝洼地，改种水稻确实是一条旱涝保丰收、稳产高产的好路子。这是薛亭同志为首的县委抓农业做的第三件事。
郯城种植水稻至今，已有37年的历史了，但广大干部群众永远不会忘记改种水稻的开创人。
关于扩大地瓜种植面积问题，1957年冬，全县在做好深翻土地、增积肥料、准备地瓜种的基础上，1958年扩种地瓜大约在20万亩左右。秋季地瓜等作物又获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收成，由过去亩产240多斤一跃而为近300斤，不论单产、总产确实是一个跃进。为此，1958年底，《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的文章，大意是，“郯城县农业生产摘掉了低产的帽子”。 这是以薛亭同志为首的县委抓农业做的第四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