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紧急任务
当天夜半天降大雨，蓝田同志悄悄地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来。我跟着到了他的住处后他对我说，二区队一个排叛逃，队长王友三已带队伍去追。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回到泰泗宁地区，那里的秘密工作点他们都知道，倘若投了敌，损失就大了！你赶快去曹营要他们紧急出动去截击，一个也不要放走。我冒着倾盆大雨，刚走出村，周政委追上我，把他的棉大衣披在我身上。未走出多远，棉大衣被雨淋透，我背不动了，于是就把它扔在路旁，轻装前进。天亮前赶到了曹营驻地安山寺，传达完周政委的命令之后，又给松山的伪自卫军大队长司广元写了一封信，要他以截击过路八路军的名义调动自卫团，在卞桥以西公路上伏击，一个也不让他过路北去。说起司广元，他是第四乡村师范毕业，也是一九三八年春，聚集在曹济舟抗日游击队的五个知识分子之一。其他四个是林泉蒋家的大少爷蒋钦，看过他父亲信上说回家没有事，就走了；卞桥镇的张玉琦，回家教书去了；这就是抗日救国的满腔热血未洒而先凉。孟宪忠投奔孟继科当了大队长，之后成为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崔希贤投奔了南京的汪精卫当了汉奸，投敌叛国，出卖祖宗。只有司广元去泗水城合作社当了个小职员，与我们没有断了联系。买点山里没有的复写文具托他的家人送给我们，有时还送点情报来。被日本人怀疑为“通敌”分子，而逃出泗水城。他来到曹营商量今后如何办时，最大的顾虑是家处敌占区，为一家老小的性命担忧。我对他说，你回家搞伪自卫团抓枪杆子。这就是司广元和我们的一段关系。凡是做过有益于抗战工作的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二区队那个排当夜跑到泗水县东南边区的香山，天就亮了。白天不敢进入敌区，过公路北去，而被王友三追回去了。泰、泗、宁地区，本来就是一个灰色抗日根据地。升着维持会大旗的地方，就是泰、泗、宁中心县委所在地。这个地区原来是泰安县的第七区、宁阳县的第九区，它是通向延安党中央交通线上的一块跨铁路的跳板，它的存在十分重要，许多要人、高级干部的往来都经过这里，都是中心县委和司令部负责接送。
在去党校的途中
我执行完任务返回到戴家庵时，出发去党校的队伍已经在打谷场上集合了。蓝田同志说，你先去我的住处吃饭。我去屋里喝了一茶缸子水，拿了三个馍就跑回了集合出发地。周政委说，你非去不可吗？我点点头。周接着说，咱们先讲个条件，你当大队长，把去民训班和一一五师政治大队的两个队，共八十多人带去。我说只要让我去学习，什么条件都答应。他就要组织干事周焕光给我写介绍信，小周在指头长短的纸上写了五个汉字，两个英文字母。即“萧剑秋CP区书”。并嘱遇有危险时就把它吞掉。这支队伍在雨中出发，越下越大。到了离城后鬼子据点不远的地方，大雨倾盆，电闪雷鸣，顿时洪水陡涨，下公路走乡村小道。我反对，理由是能见度这么差，鬼子不会发现我们。在敌人鼻子尖下行动是出其不意。两者走乡村小道更危险，没有向导，又不识路，坑、洼、沟、坎都看不见，尤其是那四十多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淹死或冲走几个怎么交待！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周政委来了。他听了各执一词的意见后决定走公路。到了界牌村。全村空无一人，几个战士到村外喊乡亲们回家避雨，也没有一个人敢回来。为了避雨和休息，暂停该村。天亮后继续前进，出了界牌走出一条山沟，到了一条大河边，先头进入河中央，测下河水深度和流速。突然遭到河对岸猛烈射击，王友三打旗语联络并派两名战士过去。大队过河后，一位县长对周政委说，好悬啊！把你们当日本鬼子打啦。昨夜我侦察报告，城后的鬼子在大雨中出动。什么时间到界牌，我们都知道，即调县大队和民兵在此埋伏，鬼子想进山必须先过这一关！这时才解开了昨夜界牌之谜，我们到达时刚过半夜，正是人们熟睡之时，发生一切都像事先有准备似的。原来这里是新辟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
前行翻过一座大山，进入这块根据地的内地，当晚宿营七里河。这是山里较大的村庄，全村也只有一盘碾，各户还是用原始的杵、臼舂米、面。比较先进的加一个杠杆用脚踩，代替双手捧着木棒往石臼里戳。侦察员骑脚踏车进村，全村老幼都出来看“汽车”。泰、泗、宁的同志从敌占区带来的“霍维他”洗脸皂，被房东小孩当糖吃了。在反扫荡中住过一个小村子，蚊虫起飞后聚成团，烟熏不散。崔古峪是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小村庄，臭虫多得惊人。在房里睡被咬得睡不着，拉领席铺在天井院地上睡，还是如睡针毡，掀起席子用手电一照，红乎乎的一片，几乎看不见地皮！转移到了抱犊崮山区吃风落梨煎饼，不如说是风梨饼了。吃到嘴里牙碜得不能嚼，咽不下去。山区人民如此贫困，还热情地支援抗日的军队。
第一次见到江洪同志
江洪同志是区党委的干部科长，平易近人，言谈亲切。他询问夏云的情况，我说，他去九区工作之前，乔海秋同志对我谈过他是自首的托派分子。时在我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第一营打了司家庄的汉奸尤兴臣，解放了杨园地区之后，因工作需要派他到张庄的。这时期他的工作表现不错，尤其在与张显荣联合召开的九区乡镇长会议上的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的赞扬，都说八路军真有人才！只有两件事我不理解，有一天给蓝田、海秋连写三封信，第一封信上署名夏云；第二封信上署名“是我”；第三封信署名“还是我”。这三封信还都给我和魏璧轩看了，不知何意？第二件事，他对吴健同志的语言、行为低级庸俗。吴健在气脑之下骂了一句，夏云你真不像个革命者！于是他一个人走进南河沙滩上，边哭边写“绝命书”。“绝命书”又给魏璧轩看了，老魏怕他自杀，才对我说了。这次他来，只是随队同行，不是党员。江洪同志说，这次把他带来，就是因为他还有现行活动。之后在一次行军途中，我见夏云被绳绑两臂蹲在路旁休息，当他看到我时，扭头转身回避，之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前几年我县党史办的同志对我说，给夏云平反，夏云不是托派。夏云是不是“托派”，我都没有根据。只是如实地写历史资料。材料来源都不是道听途说，一是泰、泗、宁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乔海秋，二是区党委干部科长江洪，三是泗水县委党史办，都具有发言的权威性。曾有泗水县是“托派”的大本营之说，这是道听途说。城西有个张延恕，城东有个韩光照，城南有个崔希贤等三人都是托派的省级要人，“大本营”由此而来。张被反共头子秦启荣当共产党员枪毙，韩被我八支队除掉，崔逃往南京投汪精卫当了汉奸。三人的下落都是事实，泗水县有无托派组织，夏云是不是托派可能是个疑案或者是冤案，姑且不论。但作为历史不能不如实反映，如何对待史料，我的观点是权威性的也有假的，人云亦云也有真的。泗水县历史上这件大事的真伪，只能留给党史专家们去研究和结论了。
党校学习生活
江洪同志把我介绍去学校组织科报到，张凯科长要我化名鲁樵，编入党小组。开始了我入党后第一次进学校的学习生活。教务主任穆林讲《党的建设》，不拿讲稿，蹲在地上，掐着草棍一、二、三、甲、已、丙地讲，有条不紊，据说他是从延安马列学院来的。教育科长林亦夫讲生产力、生产关系。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讲国际形势中的两大阵营。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讲《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组织部长梁必业讲的党的组织工作。区党委书记兼校长赵博作《政治报告》，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教育，其内容前所未闻，使我茅塞顿开。学习期间参加了三个斗争会，共计十三天。第一个斗柳树村的自私自利，开了七天。事实是他去费北检查工作是春天，回来是夏天。路过他的家乡把棉衣、被的棉套寄存在家中，谁料到家乡被伪化，棉套拿不回来了。第二个斗穆可之的自高自大，开了三天。几个同志在议论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真好，穆可之接着说，好是好呀，不过我还能再给他添两条；第三是邢陆为妻被强奸报仇，夜闯仇人老婆的住房，也斗了三天。三个斗争会出了一本书《党的教育》，人手一册。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娱乐晚会上有个节目叫抓阄，一位同学打开纸头上写：中共三大要人是谁？他冲口而出：王明、洛甫、毛泽东。这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实际上已不是王明、也不是洛甫，而是毛泽东。王明不过是一个脱离中国革命实践、不懂中国社会的教条主义者，他背诵马列主义词句的本领，唬了不少人，其影响之大可见一般。
天宝团叛变
天宝山地区，盛产葡萄、梨、核桃、金银花等，粮田不多。因此机关、单位要去产粮区背粮自给，学校当然也不例外。白天进入大峪沟，出天宝山北口，待黄昏后进入敌占区过公路封锁线，到费北石河去背粮。经一天的准备，每人生熟三十五斤，一夜返回天宝山。这一天大队人马耐着疲劳出了山，回到了卓庄住地。只有几个拉肚子的病号留在天宝山里。第二天，有人天不亮就翻山跑出来说，天宝团叛变了！天亮后山头上的叛军往桃峪（注：师部驻地）、油蒌（注：区党委驻地）打枪。师部警卫连出动把站在山头上“拉屎的一群乌鸦”轰下山去，六八六团奉命由费北南下。白天过公路封锁线，中断了敌人的交通。附近大小据点都关门闭户，顽五十七军闻讯撤离天宝山四十里，陈光副师长作关于《粉碎顽军勾结天宝团团长廉得山阴谋叛乱以及敌伪军扫荡》的动员报告。这个动员大会之后，区党委机关干部一部与党校、民训班的学员全编为几个工作团。分别到天宝山周围村庄发动群众组织团体、发展党员，以孤立天宝团。在军事上粉碎敌伪军的扫荡之后，打下了南大顶，更加孤立了天宝山。南大顶四面是陡峭的悬崖，只有一处可单人攀登到南天门，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目睹八十多名伤员都是石头砸伤的。
返回一地委
时在秋末冬初之际，结束了工作团的工作。原泰泗宁的干部都回新建的第一地委，我被分配到组织部任组织干事，这批干部不仅照搬党校审查党、巩固党的办法，而有过之无不及。搭起高台子，像土改中斗地主、恶霸一样斗争犯了错误的老干部，我去二区队参加批斗政治指导员孔波同志家庭成份的小组会。会后我俩走在路上，孔波自言自语地说：孔波、孔波呀，你为什么瞎了眼跑到地主家里去投胎啊？！我同情孔波，但无言可慰。我想这就是王明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左倾组织路线流传下来的“铁拳主义，无情打击”吧！
组织部长周蓝田养病回来，我把党校对我的鉴定给他看。当看到思想斗争不开展的缺点时，他吃惊地啊了一声说，你还不开展呀？！我回答，是的。三个斗争会我一言未发。小组长布置的发言，我也不发。原因是，我认为有的不该斗，该斗的也用不了三天。再者就是我有个从不抢先发言的习惯，前两天发言之后的发言，都是“倒粪”。我讨厌重复乏味的发言。时隔不久，江洪同志来到了一地委，见面就问我现在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萧明，这是回一地委前又让改名，这次允许我更名不改姓。江洪同志说：来了一位司令员也叫萧鸣，音同字不同。你就别与他争“鸣”啦。我说，返本归原如何？江洪同志笑着说，那就再启用“萧剑秋”就是了。这就是我第二次见江洪同志的一件往事，江洪同志过早地与世长辞了，但是和蔼可亲的江洪同志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随后，区党委通知《党的教育》小册子交组织上就地焚毁，据说是校长赵博同志检查这期教育工作时，发现了组织路线上的问题，为了不使其流传漫延而采取的措施。
赵博同志永垂不朽
银厂惨案的罪魁祸首国民党二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奉蒋介石密令于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与日寇鹫浓师团订立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一九四一年缪澂流命令六八三团团长张本枝袭击银厂，杀害我党干部四十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银厂惨案，边联县委的同志几乎全部遇难。宣传部长牺牲的更惨，他被俘后宁死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不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被割了舌头，他仍对敌人怒目而视，又挖掉了眼睛而后活埋！
赵博同志本已突围脱险，因中央的一份电报没有带上而返回住地，为了保住党的机密，正在焚毁电报之际被捕。张本枝派人挖好了坑，又派一个营去行刑。赵博同志对该营长说，集合你的队伍我要给他们讲话。他对士兵们讲了感人肺腑的抗日救亡的道理，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士兵们开始是啜泣，而后就投枪顿足！那位营长见势不妙，就对赵博同志说，你别讲了，我也是奉命。赵博同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大义凛然地跳下坑去就义了！后来，这个营的士兵自行解散，该营长见状难以交差也弃官而逃。
鲁南人民为了永远纪念赵博同志，给他修墓、铸像、把边联县改名为赵博县。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弘扬赵博同志临危不惧的大无畏气概，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不忘宣传党的主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是对赵博同志最好的纪念，他的这种可贵的精神，将鼓舞鲁南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来源：泗水县委党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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