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亭同志55岁就过早地走了，令人甚感痛惜！从他去世的那天起，我就想写点什么表达思念之情，但越想越感到需要写的事情很多，而又无从下笔，所以拖了下来。按常规说，人们对过去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淡漠的，然而，薛亭同志的举止言谈、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而且久久不能逝去！现在我从岗位上退下来了，时间宽裕了，几十年往事像电视剧一样，经常在面前一幕幕地闪过，但想得最多的仍然是薛亭同志。
我跟薛亭同志做秘书工作有7年的时间，以后虽不再经常跟他一起活动，但接触也比较多，直到他调省水利厅任厅长，我们才离开，前后相处16个年头。写悼念薛亭同志的文章，我不可能把所知道的他的事全 部写出来，也不可能对他作全面评价，现只是将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写出来，以寄托对薛亭同志的怀念之情。
我是1960年从临沂团地委到地委办公室工作的。那时，薛亭同志是地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我到地委办公室报到，先找到秘书长王林同志，他对我说:调你来是在地委办公室当秘书，具体工作是为薛亭同志服务。 薛亭同志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是农业方面的专家， 要向他好好学习。你来这里工作，经常同地委领导同志在一起，因此，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注意保密。不论是会上研究的、领导人之间交谈的，还是上级文件上的，凡是不能公开讲的问题，对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老婆孩子都不要讲，这是纪律;二是在领导人面前不要随意评论那个干部，因为在评论时往往只是按我们个人的认识去说这个人的优缺点，不可能客观地全面地去评价一个同志，必然会有一定的片面性，领导听了，如果产生了印象，就会影响领导人对这个同志的正确看法，这样对工作、对同志都不利；三是要搞好同其他部门和其他同志的关系。地委办公室的工作同其他部门的工作都是党的工作，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重要、次要和高低贵贱之分，不要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高人一等，要尊重其他同志，搞好关系。我听了王林同志讲了这些话之后，这时我虽还没见薛亭同志，但已使我感到在党委机关工作要求是严格的，责任也是重大的。从这以后几年的实践中，使我感到，在跟薛亭同志做秘书工作期间，确实使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党性教育。从薛亭同志的言行中，使我看到了一个党的领导千部的非凡才能，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也看到了什么是焦裕禄式的干部。我认为，薛亭同志是一位事业心很强，全心全意、脚踏实地为群众办实事的好书记、好领导;也是一位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启发你在工作的实践中提高认识、增长才干的良师;还是一位不摆架子、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待人诚恳，使人有一种亲切感的益友。同他在一起，很受教益，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薛亭同志在工作中真正实践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英明论断，他从来不单纯把听来的东西作为研究指导工作的依据。相反，凡是经他调查研究过的东西，在没有充分理由说服他之前，他始终是坚持的，从不跟“风”跑。1963年麦收前，他为了摸清全区小麦产量，到郯城、莒县、莒南、蒙阴选择能代表平原、丘陵、山区几种类型的社、队，走访老农，召开基层干部 座谈会，并分别走访听取了莒县爱国村的吕鸿宾、莒南县何家店村的钮恩升、蒙阴县大诸夏村的张凤祥、郯城县湖里村的李荣山等几位全国劳模、华东劳模的意见。 这一年小麦预产量，按照调查和各县回报，全区平均每亩135斤。调查之后，正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汇报研究小麦产量问题。会上，薛亭同志把我区的小麦估产情况作了汇报。从当时全省各地汇报的情况来看，我区小麦预产数量偏低。省委负责同志便问：薛亭同志，临沂的小麦有灾害吗？薛答：没有。又问：那为什么这样低呢？薛答:这是我下去调查的，同各县回报的数基本一致，就是再多，每亩也多不出10斤来。下午散会时，省委负责同志说，明天上午继续讨论临沂的小麦产量。第二天上午，会议一开始，省委负责同志就 问：薛亭同志，临沂的小麦产量到底是多少？薛答:还是那些。这时，省委负责同志面向薛亭同志说:不讨论临沂的产量了，你没说服我，我也没说服你。这次会后，过了不到一个月就割麦子了，各县通过试打，全区小麦实际产量是每亩138斤，仅比原来的估产多3斤。 那年，省里按估产分给我区的小麦征购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后来，省委负责同志说，看来薛亭同志调查的小麦产量是准确的，他是一个心中有数的同志。
倾听群众意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薛亭同志一贯坚持的工作作风。1962年，临沂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人民公社以生产大队 (即现在的行政村）为核算单位，生产队的生产计划由大队安排，收入的粮食等一切农副产品全部交大队统一分配。因此，社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队长没有生产的自主权，完全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状态。社员群众的劳动态度是：“自留地里打冲锋，集体大田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农活工效低、质量差，草荒地、鸡食 地、闲散地到处可见，因而，产量低、收入少，群众生活非常困难。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人民公社体制、政策不合理，要改变体制政策,这在当时高举“三面 红旗”、批判“三自一包”，坚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形势下，是根本不可能的。薛亭同志对这种状况非常着急，他多次到基层围绕着如何调动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这个问题寻找办法。这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了可以适当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政策，但如何调整，没有具体说法。薛亭同志带着这个题目，到基层去找答案。他先到了苍山县，同县委书记周晓同志去仲村公社东城子大队找支部书记、省劳模李凤鸣同志研究。李凤鸣同志提出，要调动生产队长和社员的积极性，大队要放些权利给生产队。在议论放哪些权利， 如何放时，李凤鸣同志说大队可以对生产队这一年的工分、生产成本、作物产量以及征购任务和社员口粮定下来，超产部分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这样可以减轻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分配一拉平、吃大锅饭的问题。薛亭同志听了非常高兴，他说，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分、 包成本、包产量和定征购、定口粮，既没有改变大队核算和公社的“一大二公”，又使生产队有了部分生产自主权和收入分配权，社员对自己的切身利益靠得近、摸得着，劳动积极性自然会高一些。这个办法可以简称为“三包两定”，你东城子大队可以同生产队长商量一 下，先搞个试点。座谈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了，我认为今天收获不小，可以回临沂了，薛亭同志却对我说，咱再到郯城研究一下。到郯城后，连夜让县委书记于湘同志召集县委办公室、农业办公室、农村工作部的王桂秋、邰昆峰、段太三这几位经常在农村搞点的同志进行座谈。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好，但可能有人怕这样搞会不会担“否定公社4 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分散集体经济”、“是一种倒退”的罪名？搞起来不大胆。 薛亭同志说，你们明天分别到农村找基层干部和部分社员进行座谈，要他们除了研究这个“三包两定”的具 体做法以外，也要研究如何消除顾虑，解决认识方面的问题。第二天下午，这几个同志回到县委向薛亭同志作了汇报。他们说，在座谈中，大家一致反映这个办法 好，只要上边让我们搞，我们马上就办。这时，薛亭同 志感到心里更踏实了，认为顾虑只是干部有，群众不会有，只要我们下文件，就会很快在基层推开。回临沂后，他先找地委副书记张学伟同志(二把手)交谈，又找其他几位书记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交谈，最后在地委常委会上正式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向省委写出了报告，并作出了在全区推行“三包两定”的决定，接着召开 县委书记会议作了研究部署。但时间过了不久，省委 副书记周兴同志来临沂，专门了解“三包两定”的情况，并从怕削弱“集体经济”，影响“一大二公”方面考虑，提出让我们暂缓推行的意见，当薛亭同志向他再次做了说明解释之后，他表示：你们可以试试看，如引起思想 波动，要马上停止。1963年春，毛主席南巡途经济南， 在听取省委工作回报时，他说:现在人民公社是生产在 脚上(指生产队）、分配在腰里(指大队),影响社员积极性，要给生产队放点权利。这时，省委认为临沂的做法很符合毛主席讲的精神，要地委抓紧上报推行“三包两定”的经验(后改为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只包粮食、花生产量，不包工日和成本，在包产以内定留量、定上交，生产队完成上交任务后，多产多分，少产少分）。这种办 法，实际上把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了队与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 主义。直到《人民公社条例 >(即“六十条”）下达，明确 规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应当肯定，临沂搞的“三 包两定”，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对于调动社员群众的 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公社化以后，影响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另一个问题 是集体经济的财务管理混乱，账目不清，社员有意见。 那时有人说“现在是黑脖子挣给白脖子吃”、“老鸦跟着夜猫子走——打食的打食，熬眼的熬眼”。针对这种情 况，薛亭同志搞了一些调查，并在地委常委会上进行过多次讨论。大家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群众有意见，影响生产积极性，因此确定由地委农工部长毕汝成同志带领工作组到临沂县义堂公社搞清理整顿财务试点。他们在各大队普遍开展了清工、清账、清财、清物活动，张榜公布清理结果，群众非常满意。地委转发了试点的经验，这项工作便在面上逐步展开了。与此同时，地委对临沂城出现的娶媳妇坐花轿、死了人烧纸等复古行为，耶稣教不法分子以医病、赶鬼为名骗财害人 以及赌博、暗娼等几股歪风，也进行了打击。这时有的人给省委写人民来信。当时省里处于怕引起社会波动的考虑，由一个省委常委带检査组来我区检查，包括清 理财务也要我们暂停，说这样搞会激化矛盾，违背宗教 政策，等等。检查组还没走，毛主席来山东，介绍了河北省保定搞“四清”的做法。这时，省里便通知检查组 撤回，并要临沂地委总结清理、整顿人民公社财务的经验，上报省委。
薛亭同志通过调查发现，贯彻《六十条》以后，生产队虽然有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但由于经营管理，特 别是劳动管理跟不上，不少地方出现了“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队长乱点兵、社员听喊声”的现象，工效低、农活质量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薛亭同志多次到莒县爱国村找劳动模范吕鸿宾同志交谈，借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管理经验，针对公社化以后的新情况，在原来“记工评分，当日工当日清”的基础上，初步研究了一些新的做法。薛亭同志带着这个问题又到几个经营管 理基础较好而又善于探讨问题的社、队进行座谈。同时，组织地委农工部、地委办公室的毕汝成、徐朋杰、崔 玉衡等同志到沂水县西旺庄、黄庄、张家荣仁等单位调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从而形成了“一年早知道（即 制订全年生产、分配计划）、两个基本制（即基本工日和 基本口粮）、三建立(即建立政治思想工作制度、生产责 任制度、检查评比制度)和四小管理(即小段计划、小组 作业、小段包工、小段检查评比）”的一整套管理模式。有的县以生产队为单位把“一年早知道”和“两个基本 制”印发到户张贴。省委对临沂抓管理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转发了这方面的经验。后来地委又把大庆 油田的“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 严”、“四个一样”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推广到农村，并 总结、推广了沂水县西旺庄搞“五好评比”的经验，使农 村的经营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更加丰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地委，特别是薛亭同志突出抓经营管 理，对调动社员劳动生产积极性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凡是搞得好的地方，明显地改变了“一窝蜂”和“大呼 隆”的混乱现象，出现了“满湖人不成群，千人作业一丝不乱”的良好局面。
薛亭同志搞调查研究的方法，除了下去走访、召开座谈会以外，他还有固定联系点。如蒙阴县大诸夏支部书记张凤祥、郯城县马头公社党委书记刘兴武、马家圩子支部书记侯洪胜、高峰头村支部书记刘奉三、苍山县文峰公社党委书记周广泰、莒南县何家店村支部书记钮恩升、石泉湖支部书记李义丰、厉家寨支部副书记厉月举等等。他对这些联系点，每年至少联系两次，每过一段时间，或部署一项新的工作任务,他都是有针对性的分别找他们其中的几位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薛亭同志非常重视亲自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 材料，他搞调查研究的时间，每年大体占三分之一。
用典型推动工作
抓典型，树样板，用典型推动工作，是薛亭同志一贯坚持的领导方法。我听一些老同志说，薛亭同志在莒南、郯城工作时，就很注意抓典型带动全局。他来地委工作后，对每一方面或每一项新的工作，也都是先搞试点，摸取经验，然后再在面上展开。
临沂地区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山丘，改变这些地方穷山恶水的自然面貌，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如何改变？地委认真总结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因地制宜地抓了各种典型。如莒南县厉家寨就是治山治岭、修建梯田的典型，平邑县大埠槐就是小流域治理的典型，沂水县锣鼓山就是治山的典型。这些典型，标准比较高，效果明显，吸引力强，对面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地委通过这些典型，总结出了诸如解决认识、搞好规划、确定工程技术措施以及加强领导等一系列的经验。如在修建梯田的做法上，就总结出了“深翻整平倒流水，棉槐红草金(金银花)镶边”的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经验。在治山的工程安排上，就总结出了陡坡挖鱼鳞坑，缓坡挖竹节沟、水平阶，山腰挖围山河，山沟建谷坊、塘坝、闸山沟、搞沟头防护，山脚建梯田的经验，并对这套做法，简称为“鱼鱗竹节水平沟、库坝梯田自流渠”。在治山的生物措施上，就总结出了砂石山的山顶栽马尾松、刺槐，山腰建果园，地堰上栽桑、棉槐条、金银花等，青石山的山顶栽侧柏等耐旱耐瘠薄的树种的经验，并确定除了牧场、牧道以外，山上要坚持常年封住，严禁放牧。
在治山治水的领导上，薛亭同志经常对我区各级干部和群众讲，改造自然，就要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谁违背了自然规律，谁就要受到惩罚。正如群众说的“水是一条龙，从上往下行，治下不治上，白搭一场工”。他一直强调，在对山水的治理上，必须通盘考虑，上下游兼顾，要坚持“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 的方针，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施工的组织领导 上，他强调采取“工换工”或“轮流治”的办法，发动群众投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治一座山，一治一道岭，一治一个流域，搞一片成一片，不搞零打碎敲，不搞半拉子工程，不搞形式主义。
在治山治水工作中，薛亭同志经常用典型教育干部、群众。1964年春，薛亭同志陪泰安地委书记刘众前一行到沂水参观，当车开到崔家峪公社地段的公路上时，看到了一条穿过公路的小水沟，他们便让车停下，他俩指着小水沟对大家说:这条小水沟窄而深，沟底没有沙，是尖底，这说明上游水土保持搞得好，如这小沟是浅平底，有沙，沟面宽，就证明上游水土流失严重。大家听了很受教育，佩服他们的眼力。薛亭同志 还经常说，治山治水、封山造林主要是为了保持水土，费县的塔山林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里上午山顶上下了大雨，下午才从山上淌下水来，不仅淌得慢，而且是清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封山造林搞得好，不论多么急的雨点，经过乔木、灌木、草叶三层缓冲，已没有多少劲了，到地上还有一层干枯的树叶、草叶接着，渗到地里又有树根、草根拦水。这样，山下的农田既抗旱又抗涝，是个良性循环。如山上没有树，暴雨一来，就会 黄水滚滚，砂石倶下，山上土被冲下来，只剩下裸露的岩石，这样，山下的农田既不抗旱也不抗涝，是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改造自然，改变生产条件，是发展农业的基础，只要对农作物生长不利的生态环境改变了，再加上科学种田，就能做到稳产高产，如再把养殖、加工搞上去，农民就一定能由穷变富。我认为，薛亭同志对治山治水、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这些主张，至今仍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临沂地区的平原，是粮食集中产区，但在50年代 和60年代初，全区常年降雨量900〜1000毫米，而且多集中在汛期，每降大雨，沂、沭河涨水，农田排水顶托，形成内涝，许多农作物因涝减产，甚至绝产。如何 解决这个矛盾？地委确定，要改革耕作制度，凡是有水浇条件的地方改种水稻，无水浇条件的地方挖排水沟，修台田、条田。对这两项耕作制度改革，地委也是首先抓了典型。临沂县诸葛城公社和苍山县韩塘村是修建台田、条田的典型。诸葛城公社党委书记田发祥同志在1964年发动群众大干一冬春，把7000亩涝洼地变成了沟渠纵横、土地平整成方的台田，1965年汛期，5 个小时降雨180毫米，没受水涝灾害，这年全社粮食平 均亩产445斤，比上一年增长一倍多。韩塘大队在1964年奋战一冬春，把地处“茅草湖”的1340亩低产洼地修成台田、条田，这年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由历年吃统销粮一跃变成余粮队，向国家交售20多万斤粮食。对这些典型，薛亭同志都是亲自去总结经验，召开现场会，在面上推广。改种水稻，地委抓的最早、影响最大的典型是郯城县马头公社采莲湖、临沂县东张屯、 塘崖、程庄。如东张屯大队，有400多户人家，人均3亩耕地，但由于是黑土涝洼地，产量很低，每年吃国家 统销粮15万多斤，1963年，他们把3900亩涝洼地改 造成了稻田，1964年他们除了留足口粮、词料、种子以外，卖给国家余粮100多万斤（1966年向国家交售高 达180万斤）。大队支部书记李玉德被济南市请去作报告，反响很大。
在对稻改试点的要求上，薛亭同志提出：我们是新稻区，群众在栽培管理技术上没有习惯势力，全听我们的指导，因此，要学习全国著名水稻专家陈永康的经验，一开始就坚持高标准，要超过南方老稻区。薛亭同志亲自同技术员研究水稻种植技术操作规程，抓技术培训，到试点单位同干部、群众一起研究种植计划、学习种植技术，并到田间实地操作。对如何培育水稻秧苗，管好秧板田，如何泡田整地、插秧，如何搞好田间管理，直至如何收割脱粒、种好稻茬麦等环节，薛亭同志和地委副书记李永臣同志也都是亲自到试点单位去总 结经验，召开现场会介绍、推广。如在插秧这个环节上，如何做到既要抢时间，加快速度，又能保证质量，就总结出了“两手近水面、两脚退直线、速度在分秧、拇指定深浅”的一套做法。这样用顺口溜的形式把插秧技术要点说出来，群众听得懂，便于记，也容易掌握。“
“工作是基层的同志干的，要宣传他们”
临沂地区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治山治水改造自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处呈现着干部、群众意气风发、团结奋斗、战天斗地、大干快上的可喜局面，自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段时间内，全区修建大中型水库32座，拦蓄洪水37亿立 方，在沂、沭河上建拦河闸21道，水浇地达400多万亩。在山丘地区建“三合一”水平梯田200多万亩，平原易涝地区全部修建了台、条田，在黑土涝洼地块改种了水稻。1965年，全区水稻面积达到120多万亩，来到汛期，昔日一片白茫茫、水汪汪的茅草荒，如今变成 了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微风吹过，稻叶摆动，波浪起伏，水鸟在空中盘旋，真是一片江南风光。群众高兴地说:“想江南，盼江南，如今家乡变江南。”“昔日茅 草荒，今日变成鱼米乡。”对这个变化，各级报纸相继作 了宣传报道。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 分别发表了题为《从胜利跨向更大的胜利》、《改造自然 大有可为》、<人的因素第一》等表扬临沂地区治山治水改造自然所取得成就的社论之后，1965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做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愚公 >的 社论，并用两个版面刊登了临沂地区的典型经验。这一年，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里，临沂地区以与大寨相同的板面展出了改造自然的先进事迹。据我所知，当时，薛亭同志并不想这样过早地宣传临沂。当《人民日报》记者按照省委的介绍来我区采访写文章时，薛亭同志曾找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说：“我们治山治水做了些工 作，取得了一点成绩，现在看还只是点片的，大面上还不行，而且有些标准也不高，是否现在先不宣传，待我 们不声不响地再干两年再说。”谭启龙同志说:“现在可 以叫他们去看看，写点文章，这样对临沂是个鼓励，对 其他地区也是个启发! ”对宣传临沂，薛亭同志主持地委常委会专门作了研究，定了三条:一是要明确大量工作是基层的同志干的，不论文字，还是照片都不要出现地委书记、常委个人的名字和镜头，如必须出现县委书记的名字和镜头时，要经地委批准，主要报道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活动场面;二是对外介绍工作情况，一定要实事求是并留有余地，不能说过头话;三是要教育各级干部和群众把对我们的宣传看成是鞭策，加倍努力，不能自满，要看到自己的差距，不能忘乎所以。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薛亭同志一再强调:上级对我们的表扬，给我 们增加了压力，更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要认真 听取批评意见。那时，由于报纸和展览的宣传，全国各地陆续有不少人来临沂参观、考察，每次考察结束要离开临沂之前，薛亭同志和副书记张学伟、李永臣等同志都是再三征求他们的意见。有一次，福建省水电厅长和三个地委书记一行来参观，这时，江西赣州地委派秘书长赵洪波同志先来我区看一下，以便回去组织县委书记、地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参观，他同福建的同志一起由我带路在各县看了七天。他们临走时，薛亭同志再三请他们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们只说了一些赞扬的话。随后，赵洪波同志个别对我说，我看地委领导同志很诚恳，再三要我们谈意见，因同福建的同志一起，我不好说，有几条请转给地委，一是我看到您有些地方在山顶上种庄稼，这不合算，费工不小，收入了了，破坏了生态平衡。要在山顶上封山造林，搞乔、灌、草混作，以保持水土，使山腰和山下的土地抗旱抗涝•，二是您整的梯田， 有些土地堰拍的很光滑，有的还在上面种庄稼，这不好，来到雨季，会加重水土流失，要在地堰上搞生物措施，保持水土;三是您公路两边的树和山上的树，多是 单一的加杨、马尾松，这样既不抗虫，也不抗病，要搞混交林。并说这些意见，不一定符合实际，为了党的事业，提出来，供地委领导参考。我把这几条意见向薛亭同志汇报后，他非常高兴，要我马上整理出来送给他。 当时，地委正在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他枇上：此件印各县委书记，赵洪波同志的意见很好，完全符合我区实际情况，请各县委书记注意抓抓这几个问题。赵洪波同志第二天就回江西去了。我想，他如果知道薛亭同志这样重视他提的建议，一定会同样很受感动的。
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堂”
薛亭同志平时说话不多，但他善于思考，喜欢听别人讲话，如果你讲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常常用提问的方法引导你把话讲透。据我观察，地委一项重大决策的形成，往往是他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先产生个想法，拿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让大家议论一番，再找有关部门的同志交谈，当部门的同志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时，他就又从反面提出不同意见，让同志们去批驳，越是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他越高兴。平时，他最愿意找善于思考、敢于直言、能同他“抬扛”的同志交谈。属于农村政策、经营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问题，他经常同农工部长毕汝成、《大众日报》记者主传典等同志交谈;属于改变生产条件，改革耕作制度、推 广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他经常找农办主任王守学、副主任单子明和农林水方面的同志交谈。通过交谈，待他脑子里基本形成了框架的东西之后，他就先同张学伟同志交谈，再在几位书记中酝酿;待取得了比较一致 的意见后，再召开地委常委会讨论确定。薛亭同志很注意在领导班子成员中通过个别交谈沟通情况，交换看法。那时，地委机关的办公室和宿舍在临沂城的北头，分东西对门两个大院，西院为办公区，东院是宿舍区，地委的几位书记、常委和办公室的同志大都住在东院。薛亭同志和几位书记，特别同学伟同志，经常在晚饭后一起散步，他们边走边谈，交流思想，沟通情况。许多工作，甚至有些重大决策，在地委作出决定之前，书记们往往先是在这样的个别闲谈中，交流看法，作些酝酿，形成共识。这就为在会议上的讨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
薛亭同志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特别注意听取下级的意见，这是大家知道的。因此，不论在机关工作的干部，还是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凡是熟悉他的，都愿同他说心里话，有了问题，也愿同他讲，所以他了解的情况不仅多，而且真实。那时，地委办公室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各县电话联系情况，当办公室把联系的情况综合起来向地委常委汇报时，薛亭同志有时对所汇报的情况作些补充，或者说明。对他的补充或说明，往往使到会同志感到惊奇。有一次，地委秘书长王林同志问我: 这一段时间，薛亭同志并没有到那个县出发，他说的这些情况怎么讲得那样具体？当我向他说明薛亭同志经常在晚上用宿舍的电话向下边了解情况时，王林同志无限感慨地说:作为地委参谋部的办公室来说,如不加倍努力，是很难适应薛亭同志要求的。薛亭同志在用电话向下边了解情况时，当他听到县或公社的同志对他所问的情况说不清楚时，他就提出要求，交待方法，让其把情况搞准。如在1961年春节刚过，地委将要讨论农村统销粮的安排问题，薛亭同志听取了苍山县委书记李福崇同志和省、地委工作组关于文峰公社群众生活困难情况的汇报后，一天晚上，他便同苍山县文峰公社党委书记周广太同志(地委组织部下去的科长)打电话进一步了解群众生活情况。他叫周广太同志找个最困难的大队到社员家里具体摸摸，看看到接下小麦来，还缺多少粮食，再分析一下全公社需要多少统销粮和救济款。过了两天，薛亭同志直接到文峰公社，找周广太同志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最后，薛亭同志问：要保证不逃荒要饭、不饿死人、不影响生产，到接下小麦，全公社还需要多少统销粮？周广太同志说：除去群众 现有的，再给100万斤就可以了。薛亭同志说:100万 斤能够了吗？周说:我不想给地委增加困难，是打紧说的，如好安排，再增加三四十万斤就够了。薛说：你要 保证做到“三不”（不逃荒要饭、不饿死人、不影响生 产)，给你170万斤，要逐户安排，把工作做细。周说：你把我想的说出来了，我一定做好工作，不辜负地委的关怀和希望。事后了解，这170万斤，并不宽余，如不把工作做细，还是过不去的。
薛亭同志主持地委常委会讨论问题时，尽管他对 所讨论的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但他从不先发表结论性的意见，都是启发别人把话讲透，最后再作总结性的发言。由于他对所讨论的问题，事先比较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又加上让常委同志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因此，他的总结发言总是让人感到比较准确深刻，也比较具体周密。因而，到会同志对他的发言都是注意听、 认真记。在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时，每逢传达上级的指示或部署一项新的任务，薛亭同志都是首先引导大家 讨论，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把精神吃透，然后再去讨论完成任务的方法。他主持县委书记会议，多是边听取同志们的发言，边准备总结讲话提纲。他不论在县委书记会，还是在电话会、现场会上，基本不念别人写的稿子，即使给他准备了，他也不照稿宣读。
薛亭同志很注意听取各部门的意见，支持部门的工作。他经常根据当前工作的要求，到有关部门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当部门工作遇到困难，要求地委帮助解决时，他从不拖延。1964年，有一天，地委正在开常委会，地区林业局局长姜振邦同志扛一棵被松毛虫吃光了叶子的马尾松树、拿一包松毛虫闯进了会议室，把树竖在门口，把松毛虫放在薛亭同志面前说，您先别开会，我插上几句，我区马尾松招了松毛虫，虫害面积大，发展快，除了人工扑打，要赶快给省里写报告，要求派飞机来打药。薛亭同志说，老姜说的问题很紧迫，要以地委和专署名义给各县发个通知，组织人工扑打，向省里写报告请求尽快派飞机打药，林业部门要做好飞机打药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姜振邦同志很高兴地走了，薛亭同志说，老姜是一个事业心、责任心很强的同志，我们就是要支持这样能干的同志。那时，地委领导班子很融洽，各方面的关系很协调，这是与薛亭同志有一个好的民主作风分不开的。
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
薛亭同志是很注意廉洁自律的，他生活作风非常简朴，从不搞份外享受和特殊照顾。他主持地委工作期间，正是三年生活困难时期。他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小孩也长了水肿病。当时，地委机关不少同志为了补充口粮，在一些空闲地或到农村要点地种点粮食作补充。有一天，我劝薛亭同志说，实在过不去，也可以要点地种种补充点口粮。他说，别人可以种，我不能种，因为我们坐着小汽车不论到那个县，只要说一句要地种，他们不会叫我们干的，到时候就会把粮食给送来了，这不等于向人家要粮食么？影响不好呀！我跟春亭同志到各县出发，不论在那里吃饭，都是按规定结算生活账。只有一次没结账，就是1963年春，我和王林同志跟薛亭同志到莒南县何家店钮恩升同志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当时我虽看到做面条的面粉是从外边弄来的，但我考虑薛亭同志同钮恩升同志是老相识，在他家吃饭再硬去交粮票和钱会不会薄了人情？所以没有交。第二年搞面上“四清”时，薛亭同志对我说，搞四清，要求很严，先要清自己。我们下去出发，有没有没交生活费的？我说，只有在钮恩升同志家里那一顿没交，现在是否通过莒南县委退赔办公室把粮票和钱转给他？薛亭同志稍加思索后点头表示同意，并说这样也好，免得给钮恩升同志添麻烦。
薛亭同志对他的亲朋、家属、孩子要求是很严格的。他经常教育孩子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搞特殊。他从来不让他家里的人乘坐他的车，不准到行政科要求生活上的特殊照顾，更不准到外边办事打他的旗号。 他家的小孩衣着朴素，不论在学校、在工厂、在农村上山下乡时，从不显示自己，甚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少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地委书记的孩子。这是与薛亭同志的家教是分不开的。薛亭同志有一个侄女，叫薛桂，从十五六岁就从莱芜老家来给他看孩子。孩子长大上学了，她就在薛亭同志家里做饭、搞家务，一直到二十多岁了。有一次她对薛亭同志说:“五叔，我这么大了， 你说句话给我找个地方当工人吧！也好自己挣饭吃。” 薛亭同志说：“我何尝不想安排你呢？但我当地委书 记，要是安排你当了工人，怎么去领导和教育别人呢?” 后来，给薛桂找了个对象当了家属，她始终没能当上工人。
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
听曾在郯城工作过的老同志说，在“五风”盛行时, 郯城“五风”刮得比较轻，群众受害小，原因就是薛亭同志在那里带领县委一班人（那时薛亭同志是地委副书记兼郯城县委书记)办事从实际出发，处处想到群众利益。1958年大炼钢铁时，为了做炼铁的引子，不少地 方把各户的铁锅、鏊子砸碎拉到炼铁工地。薛亭同志不同意这样办,他在全县电话会上说:“为了炼铁，社员各户的废铁可以拿出来，但做饭用的锅、鏊子不能砸，如砸了，群众吃饭怎么办?”我区有个县为了搞运输“机械化”，把社员正在睡觉用的木床拉出来做成“木轨 道”，地委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个办法，而且要求限时间完成。薛亭同志却说:“没有床群众在哪里睡觉？尤其郯城是平原涝洼，地面潮湿，让群众打地铺能睡觉吗？ 对这些事，只要我们领导上不去下死命令，群众是不 办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自己不愿办的事，就 不要让群众办。当干部只有关心群众的义务，没有违 背群众利益的权力。”
薛亭同志对其他同志，特别对下级是很关心的，他实事求是地为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1958年刮“五 风”时，蒙阴县委书记张洪荣、行署副专员孙笑生、矿务局党委书记曹方强等几位领导同志因说实话，不同意虚报浮夸，被定为否定大好形势、攻击“三面红旗”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职务，下放到小公社（相 当于那时的公社管理区）当副主任。1963年薛亭同志任地委书记（1961、1962年因地委书记朱奇民同志养病，薛亭同志主持地委工作，1963年朱奇民同志调任 济宁地委书记)之后，他多次同张学伟同志酝酿给这几个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薛亭同志说，解决这几个同志的问题，不仅使这几个同志本人不再受冤枉，心情舒畅，而且也使那时被拔白旗、受过批判的同志放下包袱，这样做，也体现了我们党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薛亭同志到省委开会时，多次找省委领导同志谈过此事。后来，地委向省委写了报告，对这几位同志的错误处理 作了纠正，使他们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事隔十几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中 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薛亭同志关心别人、爱护下级、 实事求是、工作扎实，是个好书记，说他是“反革命”，真 叫人想不通。
薛亭同志有严重的失眠症和胃溃疡病，经常一夜 只睡二三个小时的觉，因胃疼，他经常捂着肚子办公。 后来，他的肝脏也不好。有时正在开会，他肝区疼起来，就在椅子架上挤压，以减轻疼痛，为了不影响别人， 他总是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群众生活困难时期，他没白没黑地工作，病情加重，医生叫他住院治疗一段时间，我也曾劝过他住院。他说，现在是非正常时期，群众没有饭吃，不少人长了水肿病、干瘦病，我怎能去住院呢？再说，学伟同志年龄比我大，身体不比我 好，我怎么能把担子压给他呢？他始终没有住院治疗。 相反，他对别人却总是很关心。1963年地委副秘书长陈绍亭同志脾脏有病大出血，住了院，薛亭同志听说后，连饭也没顾得吃就跑到地区医院，找院长、医生询问病情，听取他们的治疗方案，并要医院派人到济南请医生为他做了手术，使陈绍亭同志转危为安。1963 年，机关干部查体，我查出有肺结核。当时，我思想压力很大，薛亭同志一方面做我的思想工作，说:“现在不是建国初期，结核病不可怕，有特效药，只要休息治疗一段就会好的。”一方面安排办公室叫我去沂水结核病疗养院进一步检查。由于没有了思想压力，又加治疗及时，三个月后治好了病，又跟薛亭同志一起工作了。
薛亭同志爱护下级，不仅从生活上、工作上关心你、指导你，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政治上教育你、培养你。记得有一次在工作之余，当谈起社会上仍存有烧香拜佛、信神信鬼的封建迷信活动时，他给我们几个同志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刚参加工作时，到青年干校学习，听的第一课就是“无神论”，讲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一个学员听了这一课后,在一天的下午去给在另一个村住的机关送信。这时正是秋季高粱晒红米的时候,走着走着天黑了下来，接着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当他冒雨走进高粱地中间的一条小路上时，发现 前面路边上一片松林墓地，雷闪一照，看见一座坟顶上站着一个妇女，披头散发，赤身露体，每来一道闪光，她便哈哈大笑。这个青年学员便停住了脚步，在想:这是不是鬼？如是正常人，绝不会在大雨天的夜晚赤身跑 到野外。但又想刚听了“无神论”这一课，世上是没有鬼神的，肯定是人，不是鬼。他便壮着胆子走过去，走不远便遇到了一个村庄，看到村头有一户屋里还有灯亮，便敲门问：你们村里有没有下了雨往外跑的妇女? 这户的老大爷说:俺村一个妇女是疯子,经常在雨天往外跑，今晚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个青年学员说看 见她在松林里，他们村的人便找去了。这个青年完成 送信任务，回到干校对老师、同学讲这件事时，老师说， 这就是你学习了“无神论”的收获，是唯物主义的胜利。 薛亭同志讲完这个故事后，接着说，事实上鬼神是没有的，都是人们想出来的。“唯物”还是“唯心”，这是真假 马列主义的最大区别。薛亭同志善于用通俗的语言、 生活的事例说明一个深奥的道理。所以在同他的闲谈中，也会很自然地受到启发，得到收获。
薛亭同志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是 永存的！
(本文作者曾任中共临沂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地 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临沂地委秘书长兼地委研究室 主任、临沂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