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众多的熟悉他的同志一样，一直对薛亭同志怀着一种崇敬、留恋的心情。他的形象和行为举止，还经常在脑际间萦回。我想，这么众多的同志所以对他崇敬和怀念，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职位，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具有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克已奉公的高尚品格！
我是1960年调进地委办公室工作的。在他身边工作了14年。我和他除了工作上的接触外，又是邻居，生活上的接触也不少。从长期的交往中，我为他的高尚品格所折服，由衷地敬佩他！
他对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
薛亭同志出身贫农家庭。参加革命后，又长期战斗和工作在农村。就是到机关做领导工作，他也是用相当多的时间活动在基层。所以他熟悉农村，了解农民，和农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能事事想到农民，处处维护他们的利益。在他的感情王国里，群众最重要， 农民好比自己的父母。
我开始与他交往的时期，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那时是“全民勒腰带，吃饭瓜菜代，瓜干是细粮，野菜、瓜秧是主粮”的年代。那时是人民公社的体制，社员吃食堂，吃什么，吃多少，完全由集体（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安排。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加上政策上的失误，国民经济和群众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I960年春，全区缺粮队(全年统算，每人不足300斤毛粮)就达到了37.9%，缺粮人口 239万多人（当时全区人口只有700多万人）。春天安排国家统销粮，包括自产部分，每人每天是10〜12小两原粮，夏季降到了8 小两，秋冬季只有5.5小两。所以，到了1961年春天，灾荒全面暴发，从机关到农村，干瘦病、水肿病比比皆是，病、饿死人，几乎村村都有，逃荒要饭，人口大量外流。当时的地委与群众同呼吸共患难，带领各级党委，全力以赴搞救灾，度难关。薛亭同志这时任地委副书 记主持地委工作。他深知问题严重，责任重大，所以忧心如焚。他本来就有胃病和失眠症（后来又有肝病），经常几天几夜睡不着觉，长期“抱着肚子”在农村基层跑。那时，他和地委“一班人”想的，说的，做的，都是怎样让群众“填饱肚子”，治好病，有房住，有衣御寒的问题。
记得1961年春天，在一次地委常委会议上，薛亭同志对群众挨饿、逃荒要饭，抒发了自己的感情。他说:“灾荒到这样严重的程度，既有天灾，又有人祸。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责任的。想一想实在是对不起老百姓。战争时期，他们养活我们，掩护我们;建设时期，还是他们供给了我们吃穿，支持我们工作。没有他们，哪有革命的胜利？哪有我们这些人？农民才是我们真正的衣食父母！前几年，‘五风’所以能够刮起来，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敢讲实话，怕丢官，怕挨整。结果， 苦了老百姓。今后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条血的教训，老老实实地做人，不要‘乌纱帽’，也得要群众! ”当时，到会的同志无不为之动情，他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在战胜灾荒的过程中，他像一个大家庭的持家人一样，与地委“一班人”带领各级干部，想尽千方百计，进行生产自救。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医，成了这个时期地委讨论的主题。群众想不到的和想到办不到的事情，他们都想出来了。许多具体措施，是薛亭同志首先提出来的。比如：1960年春天，当时上面还没有揭开工作问题的“盖子”，认识不到有严重的灾荒。这时地委就提出了大种瓜豆菜，准备渡春荒、夏荒,这是地委体察下情民情的结果。当时要求集体每人种一分地的菜、一分地的葫萝卜，并扩种小杂粮。生产队建立专业队种菜园，
发动社员利用“十边”空闲地，大种瓜豆菜，谁种谁收。这对战胜当时的灾荒，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秋季，又提出全民动员，搞“三大运动”：多种秋菜，广泛采贮可食的野菜、树叶、秧蔓等，大搞代食品加工。并发动集体、个人都动手拾草，准备过冬。由地委副书记兼临沂县委书记李永臣同志亲自在独树头乡搞了试点，在全区推广。
这年春天地委就提出让社员每天8小时劳动；秋后又宣布半日劳动，半日休息;冬季，宣布集体“休战”(即不搞工程），让社员“晒太阳”，休养生息。秋后又组织大队、生产队普遍检修了社员房屋，大搞火炕、建“地 屋”，让群众过好冬。这一年还搞了一项“土政策”，允许社员群众搞土纺土织，解决少衣缺棉的问题。
从这一年开始，首先拿出专项用粮，对水肿病人、干瘦病人每人供应5斤大豆。第二年春季，又采取将严重病人集中治疗的办法，用救济粮款由集体包下来治疗。1961年春，又一次组织广大社员群众上山下坡，拾柴、打猎，下河下库捞鱼摸虾，以增加食品，等等。
由于这些措施的超前、具体、周到和落实，大大减轻了灾害的程度，减少了人口的外流和死亡。在地委的坚强领导下并经过各级干部的努力工作，临沂地区较快地度过了严重灾荒。到1961年秋季，全区形势就大有好转，取得了丰产丰收。这一年不仅本区群众度过了灾荒，而且还安排外地区的5.2万多名灾民、1.5 万头大牲畜来临沂地区，包吃包住包治病，待来年开春农忙时(有的到麦收前），人畜再返回家乡生产。
薛亭同志对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表现在工作上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事事处处都是这样。比如，那些年，他不论在机关还是到哪里，看到有乞讨的，他从不漠视，总要查根问底，予以安排。他在宿舍院经常接待讨饭的。除了给吃给喝外，还要问明原由，亲自或让办公室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有关县、社领导，查明原因，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他对老年人特别有感情。发现老年人生活有困难，更要追个究竟。一次,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机关讨吃的，到了我家，他先不要吃的，总是打听前面一个“浓眉毛，有点儿红鼻头的大个子，好像是个当官的”是谁。我说:“你问他有什么事?”老人说:“这是个好人，他不光态度好，问这问那，还要告诉我们大队照顾我的生活，临走又给了我这些好吃的。”我一看，有煎饼、馒头，还有几块钱。像这样的事例，我们是不少见的。他对集体经济单位（大队、生产队）照顾好 老年人和鳏、寡、孤、独，教育年轻人孝敬老人，是非常重视的。有一次，临沂县电话汇报工作情况时，讲到一 个事例，说有一农村老人，因儿子不孝，不养老，作了一 首打油诗:“隔窗偷看儿戏子，想起当年我戏儿。不怕 我儿不养老，就怕你儿饿我儿。”此时正逢要开展面上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我汇总向地委汇报后，地委当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薛亭同志说:“这个问题有普遍性。共产党是解放全人类的，不能不要老人。这要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内容进行教育。并让群众讨论制定一个办法，集体怎样照顾好老弱残疾，子女不赡养老人怎么办。”张学伟同志说：“面上社教，就要对那些‘不孝子孙’进行教育。好的要表扬，坏的要批评。对那些不养老人的人，集体扣他的工分养 老人!”就这样，把这项内容列入了社教的内容，受到了 广大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的欢迎。后来，又总结推广了沂水县西旺庄的经验，在全区开展了评比“五好”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的活动。
注重实效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
我刚到地委办公室工作不久，有一次，秘书长王林同志向我交代:“你们和各县电话联系工作情况时，一定要把具体事例问清楚，搞准确，不能似是而非，更不能扑风捉影。我们地委的这些书记，尤其是薛亭同志，成年累月在下面跑，我们向他们汇报工作情况，一定要 准确，不能出纰漏，不能把牛头当成马面。”事实也正是如此。有一段时间，我负责综合全区工作情况，一周一 次向书记办公会或常委办公会回报。在提到基层的具体人、具体事、具体地点时，有些不准确的，许多都得到了薛亭同志的及时纠正。
薛亭同志抓工作，研究解决问题，最讲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在这方面，据我回忆，从1960年调整政策开始，到“文革”前，有许多较重大的政策问题，在上级没有“说法”以前，地委就研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具体办法和意见。有许多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既符合 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又符合上级的指示精神，有些得到了省委的肯定，并在面上推广。比如：1960年开始批 判和纠正“五风”时，还没有具体涉及到农村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一次地委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时，薛亭同志的发言就提出要研究解决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稳定的问题。他说:“生产力遭到破坏，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我看，主要问题是体制问题。说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五八、五九年实际是共了大堆！所有制的关系不稳定，群众还有什么积极性。因此群众说：‘一放一收，社员直了钩；一收一放，群众够呛！’基本核算单位非放到小队不可! ”到了 1961年春，上边就明确基本核算单位“也可以放到生产小队”。是年1月23日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薛亭同志又提出“体制问题，也可以搞三级半。小 队规模大的，群众要求搞小组核算的，我看也可以。这样，小队是虚的，小组是实的。基本上就是高级农业社 的生产小队了，这没有什么不好。”到了2月份，地委就 提出讨论解决土地所有权(实际是使用权)归哪一级的问题。当时先征求了各县的意见，大多数县都主张放 在生产大队，许多常委的意见也是放在生产大队。薛亭同志提出：“放在哪一级，让群众讨论决定。我看归小队也没有什么害处，可以叫社员把心放下，土地使用 的决定权离他们更近了，种什么，怎样种，在国家计划 指导下，由他们自己决定，会更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向土地投资的积极性。土地不会越种越薄了。” 核算单位确定以后，根据省委指示开展整风整社运动。 薛亭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总结先进单位的经验，首先提 出在面上整风整杜中，小队要普遍实行“三包四定一奖 励”（即包工、包产、包投资；固定土地、劳力、牲畜、农 具;超产奖励）。地委几次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在全区 推广。当时省委副秘书长谢华同志来临沂帮助工作， 他在会上发言时充分肯定了临沂的做法。他说:“你们 的‘三包四定一奖励’，和省委刚发的‘十二条’精神完 全一致。现在就全省来说，许多地区都还不会做。我 建议，你们赶快总结典型，搞一套经验报省委，全面推 广。”
1960年春夏，农村食堂（集体做饭，社员集中吃饭，不允许自炊），上面还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坚持着，要求“巩固、提高”。这时实际上绝大多数食堂很难办下去了。群众编成顺口溜说：“打饭一条 线，吃的吃，看的看，早饭东南晌，晚饭一更半，八两给不足，实在有意见。”一次，薛亭同志到基层跑了一圈后，地委常委研究工作时他说：“食堂是个大问题。不能再吆喝多么好多么好了。没有几个办得好的。绝大多数只是摆个‘样子’，是摆给上面看的。可是，给社员生活却造成了很大困难。吃饭里一半外一半，食堂里吃不好，也得摊伙食，回家脱不了再做饭。群众还说：‘你们工作组都自立小灶，不在食堂吃饭，硬叫我们吃食堂，是给我们双夹棍！ ’咱组织的农村食堂观摩团（机 关人员参观农村食堂）回来汇报说多么好多么好，都是假话。什么‘食堂新阶段’，都是说说好听的。不能再拿群众的吃饭问题当儿戏了 ！”就从这开始，地委提出 了“社员吃食堂自愿参加”的原则，实际上给了群众自炊的自由。不久，农村食堂基本解体，全部恢复了自炊。
薛亭同志讲求实事求是，还反映在他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上，不是照搬照套照本宣科，而是吃透精神后，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有两件小事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刻的。一件是，1962年，根据上级的部署，清查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不管是什么情况，只要搞贩运活动，都要被视为投机倒把。地委讨论部署这项工作时，就没有照本宣科。薛亭同志提出：“千万不能一网打了满河鱼。要区别对待，有证商贩一定要保护，生产队、社员自产的产品到市场上出售，绝不可当投机倒把对待。我看，除了国家的统购统销物资外，应允许大队、小队和社员搞短途贩运，以增加劳务收入。社员个人贩点青菜萝卜，没有什么害处，这些要保护！”这样，不仅方便了群众生活，而且保护了一大批人。
第二件事，是1963年，国家为了控制粮食流失，部署普遍清理县、社粮食“小仓库”，买出来纳入统一的粮食计划。按常理说，一律买出来既符合上级的指示精神，又增加了地区的粮食控制量，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薛亭同志考虑的是怎样方便下面的工作，有利于群众的生活。他说;“县、社小仓库应分两种情况，一是好单位，不需要再安排群众生活，一定要买出来，今后也不允许再搞；另一种情况是，搞粮食包干的县、社，‘小仓 库’是自己安排群众生活用的，只要用途正当，不浪费，手续严格，就应当允许，不要买出来。这样一般的缺粮队、户的生活困难就自己解决了，既及时又方便。省了下报上批的繁琐，还会更节约粮食。何乐不为呢?! ”我想，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的背景下，没有深入的体察下情民情，没有坚定地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办不到的。
他的勤奋刻苦精神是一般人不能比拟的
在我的记忆中，薛亭同志从来没有休闲玩乐的时候。“薛亭不会玩乐”是地委机关人所共知的。他几乎什么娱乐活动都不会，连打“百分”也不会。一天24个小时，除了有限的睡眠时间外，他都在工作、学习和思考问题。找有关的同志聊一聊，算是他的“休息”。他 的性格有些内向，一般不苟言笑。不熟悉他的人，认为 他很严肃，其实，他很喜欢与同志“闲聊”，和他聊起来，什么都可以讲。这种闲聊，使他了解了不少真实情况，他也得到了欢快。他喜欢听笑话，有时听着开怀大笑，大概只有这个时候，他的精神是超脱的，愉快的。记得 当时沂南县委书记朱凤九同志，对薛亭同志刻苦用脑有一番赞叹:“薛亭同志简直是机器人，就看他的脑子每时每刻都在转悠想事，没有闲着的时候。成天睡不着觉，脑子还那么好使，真是‘特殊材料’！ ”其实，他的痛苦他知道，和他在一起共事的同志也知道。他的胃病和失眠症是比较严重的，有时连续多日基本不睡觉。记得1963年，有一次他到县里出发，于兴和同志另有事情，临时让我跟他出发。这天转到莒南住下。住在县委平房接待室。他住一头，我住一头，当中是小会议室。到了深夜二三点钟了，听着他起来走动,我也起来了。
他见把我也影响醒了，有些歉意：“我已有七八天睡不着觉了，吃了药也不管用，有时还越兴奋，真没办法！我是相信脑子越用越好使的。可是现在觉得不行了，记亿力太差太迟钝了。”我很同情地说：“你得安排一段时间，好好治一治。”他说:“我这是老毛病了。现在工作任务这么紧，我怎么能撂下挑子去治病呢？其他几位书记，大都年龄比我大，张学伟、张清波同志身体也不好，都还在拼命工作。李永臣同志身体好一些，他分管的事不少，农村工作主要靠他跑。我真羡慕永臣同志，他会用脑筋，来得快，效率高。他有时几天几夜不睡觉也那么精力充沛，说休息马上就睡着了，多好!”我说：“你也得学会休息，老是想事怎么不失眠 呢? ”他笑着说:“官大不由人，责任大了不想事怎么行! 认真想许多事都还想不透，不动脑筋不就更糟糕了吗? 就得‘慢鸭先行’，多想些事。”这一夜他基本没睡觉，第二天照样往下跑。他的几种病把他缠得够呛，给他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按说常在机关，对减轻疾病的痛苦是有好处的。但他除了到上面和在机关开会外，其余时间全部用在深入基层上，一不开会就往下跑。我们给他大体算了一下，一年要有三到四个月是在跑面和在基层度过的。
薛亭同志对工作从来不马虎从事，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锲而不舍，从不前紧后松，总得有始有终有结果。他抓主要工作是这样，处理事务性工作也是这样。他主持召开的工作会议，都是自己准备讲话提纲，办公室准备的讲话稿一般用不上。这样久而久之，都是他讲完后再根据记录整理，印发文件。他对地委发的重要文件，都是亲自主持修改。记得1963年春，我们向省委写了个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办公室起草修改了几遍，送到他手上，他又亲自主持逐字逐句修改几遍才上报。1964年2月下旬，省委召开全省四级干部会议，学大庆，学解放军。会上组织一批艰苦创业的典型作经验介绍。临沂地区有临沂县东张屯大队支部书记李玉德、沂水县西旺庄大队支部书记鞠太田、郯城县委书记于湘和薛亭同志。地委的发言稿，会前就准备了。到了会上，又经杨廷谷等同志几次修改。 发言的前一天，薛亭同志又亲自主持修改。这一天从下午到夜里12点，大会秘书处催了几次，要稿付印，他仍坚持修改。特别对成绩和经验部分，字斟句酌，怕说过了头。一直改到天亮还没交稿，大会秘书处只好等介绍完了再印。
他生活俭朴，一贯廉浩奉公
对一个干部，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来说，在他去职或离任以后，群众舆论的评价才是公正可信的。薛亭同志以及地委那“一班人”，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是群众公认的。这已在“文革”批判“走资派”的运动中，从反面得到了验证。薛亭同志的生活作风廉洁俭朴，而且是透明的。他看起来身居要位，相比工资也不低，但他的生活很简朴。除了他有一身蓝色毛料制服外，其余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吸烟档次高一点，有时也和我们共同吸“丰收牌”普通烟。他的家庭食谱非常简单。不用说生活困难时期照样“吃糠咽菜”，家人也得了水肿病，就是后来生活好了，他也是照样吃机关食堂。
那个时期，个人之间的交往，只是事业和感情上的交流，没有什么物质的来往，制度和条件也不允许有这种来往。薛亭同志当然是率先躬行。那时地委有一条不成文的规距:一律不准接受下边送给的土特产品，如有送给的，一律退回，不能退的，一律交机关食堂公用， 按质论价付给下面钱。有一次临沂县一个公社送了一小推车白菜和几个猪头，书记们不要，退又退不下，最后还是交到了食堂公用，照价付给公社钱。那时我们这些秘书常随地委负责人出发，从来没有往家带什么东西的，连需要买的东西也不在下面买。那时出发，饭钱粮票如数交，从来不欠账。
薛亭同志对自身和家属要求是很严格的，不准有任何特殊。我认为，他也不是“无欲”的，而是对党对人民的责任感养成了他躬身垂范、言行一致的作风。记得1963年机关开展“五反”运动，地委自身首先“洗手洗澡”，即先把检查的问题公布到地直部委书记、科局负责人，再公布到党员干部，让大家批评、揭发。薛亭同志为了一件不算什么问题的事，几次检讨。那就是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县委书记他们要求每人做一身呢子中山装进京开会，钱都由自己付。按说，薛亭同志买一身布料，这没有什么不妥，就是因为他的夫人萧永华同志也买了一块（同样按价付钱）。他在生活会上反复作了检讨。
总之，薛亭同志的高尚品格，是很值得称道和耐人思索的。用陈毅同志“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尤其难上难，锻炼品德纯”的诗句来对照，更觉得薛亭同志留给我们的这笔精神财富，这种情操是多么宝贵！我们应该永远地学习他！
(本文作者曾任中共沂南县委副书记，临沂地区科委主任、党组书记，临沂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