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薛亭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很多个年头了，但我俩一直深深的怀念着他。每当我们登上千佛山顶峰，遥望薛亭同志长眠的四里山陵园时，他的音容笑貌立即浮现在脑际。往事历历，他的业绩，他的高尚人格，令人常相思，永不忘。
我俩与薛亭同志相识，早在50年代初，当时，他任莒南县委书记，我俩分别在沂水地委办公室和《沂水农 村》报社工作。莒南县是省委的基点县，又是地委的基点县，因工作关系，便与他常有来往，他给我们留下了良好印象。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担任临沂地委副书记、书记时，我俩又是《临沂大众》报社的正、副总编辑，可谓朝夕相处，联系更加密切。我们经常跟随他上山下乡调查研究，他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勤勤恳恳、艰苦创业的精神，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作风，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高尚情操，胸怀大局、时时处处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优秀品德，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们，鼓舞鞭策着我们。
熟悉临沂地区情况的人都知道，它的西部和北部沂蒙山区，过去是穷山恶水，地瘠民贫；东部和南部是临、郯、苍平原湖洼，夏涝秋旱，灾多收少。贫穷困扰着临沂人民。薛亭同志任地委书记后，在前届地委已取 得成绩的基础上，决心进一步改变临沂地区的面貌，为 民造福。他与地委一班人带领广大群众，在山区继续封山造林修水库，仅用几年时间，岸堤、跋山、青峰岭等三十多座大、中型水库便相继建成，总库容量达三十多亿立方米;在平原治涝洼，修水渠，改稻田。上下一条心，全区一盘棋，很快改变了临沂地区的面貌，人民生活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化，大家有口皆碑，称赞薛亭同志为临沂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
成就不是轻易得来的，是勤劳勇敢的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怕艰难困苦，战天斗地得来的，也是与薛亭同志长期辛勤工作，艰苦奋斗分不开的。他从50年代初期，就先后担任过莒南、郯城的县委书记，做出了出色的成就，积累了县一级领 导工作的经验。担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后，便在更大的范围内，施展他的才华，更加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当时，薛亭同志虽不到四十岁，但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已积劳成疾，除有长年的失眠症外，还有严重的胃病，他经常抱着肚子，忍着疼痛，不是骑着自行车，就是坐着一辆半旧的吉普车，来往于临沂大地的山间水畔、田间地头，认认真真地调查研究。有时胃病复发，就在地头啃上两块自带备用的馍馍干，稍好一些，又继续东奔西走。组织上出于对他的关心，几次劝他休息治疗, 都被他婉言谢绝。由于他调查深入，大量占有材料，问题摸得透，指导工作得心应手，他在会上的讲话，一般不用秘书起草，多是自列提纲，讲得生动翔实，有血有肉，深受到会者的欢迎。
薛亭同志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处处起带头作用。 他下乡都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时住在机关招待所，也是吃在食堂，劳动在工地。这种党的光荣传统，影响了临沂的一代干部。当时大部分基层干部都有劳动手册，都有锄镰锨镢四大件，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在三年困难时期，薛亭同志不搞特殊，与百姓同甘共苦。当时成年人每月定量口粮30斤，还拿出2斤救灾，而且大部分是瓜干。他家5个孩子，都还很小，每人每月只有十几斤口粮，虽然领导干部多供应一点细粮，但他为了照顾家人和孩子，在家庭生活中也是搞“瓜菜代”，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有一次，我们与他同车到日照县搞调查研究，路上有位同志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查体了！”于是，各人挽上裤角用手指按小腿。薛亭同志也笑着按了按，和大家一样，腿上出现了一个坑，不用说，也是浮肿。顿时，欢笑的车上鸦雀无声，人们默默地想着，一个领导着700多万人口的大专区书记，一个每年调出几亿斤粮食的大专区领导者，却不肯多吃一点粮食，而和大家共度难关，这是多么可贵呀！大家的眼睛都湿润了。
薛亭同志的智慧来自群众的实践。他善于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善于运用榜样的力量指导工作。他培养的莒南县治山治水典型厉家寨、石泉湖，莒县爱国村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郯城县码头的稻改，湖里村的高速发展农业生产，临沂县东张屯种稻模范李玉德等等典型，在全区乃至全省、全国知名度都是很高的。有的典型被毛主席亲自批示表扬。中央、省、地报刊经常宣传临沂的典型经验，鼓舞激励着广大群众参加比学赶帮活动，有力地推动着工作的开展。在水利建设方面，临沂修建大水库，成为巨大的榜样力量。地委组织写作班子，以“锁蚊龙”为主题，总 结了全区修建大水库的经验上报中央，谭震林副总理亲自写了批语，《人民日报》一版头题报道，在全国影响很大，有28个省、市、自治区组团前来参观学习。他还 组织大批工作组到全区各地总结典型经验，汇编成册， 印刷成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薛亭同志十分重视利用报纸宣传典型经验，当时的《临沂大众》报宣传典型是很突出的，因此，1960年我们报社曾被评为文教战线先进集体，出席全国群英会受到表彰。
薛亭同志谦虚自处，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曾被新闻界传为佳话。他虽是一个专区的主要负责人,但他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使上下左右的关系、党内党外同志间的关系亲密无间，在他周围工作的人都能心情舒畅地工作，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从新闻界来说，更是如此。当时，《人民日报》长住临沂记者、《大众日报》临沂记者站和《临沂大众》报社的同志，都与薛亭同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既是领导，又是同志们的知心朋友，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愿向他反映。他也经常找新闻界的同志们开座谈会，介绍情况，征求意见，提出报道要求。他经常说：新闻工作者应是训练有素的专业调查人员，你们下去后，发现好的典型要宣传报道，遇到问题要写信向地委反映，作为内部情况供党委参考，发挥党委的耳目喉舌作用。 因此，充分调动了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努力提高宣传报道质量，使报纸宣传成为党委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的有力工具。
薛亭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十分可贵的。他对现实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敢于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提出自己的见解，处理工作中的问题。
当社会上大刮“共产风”的时候，部分干部群众有不同的看法,薛亭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划小核算单位，以队为基础的意见，并责成秘书于兴和同志把他的发言整理成书面材料，印发给下面参考。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人民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指示下达了，薛亭同志的见解，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正由于薛亭同志对此问题发现得较早，对贯彻毛主席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指示，思想顺茬，坚定、自觉，落实的步伐大，纠正“共产风”也比较快，因此三年 困难时期的问题就少一些，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就好一 些。
当有的地方还在刮“瞎指挥风”的时候，全国劳动模范、莒县爱国社的吕鸿宾提出了安排种植计划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要照顾到八个方面的需要的建议，受到了薛亭同志的表扬与支持。我们把这一材料整理成消息，配上社论在《临沂大众》报一版头条上刊登了，接着《大众日报》在二版转载。刘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同志看到此材料，送少奇同志阅，少奇同志写了批语，高度赞扬了这一典型。不久，<人民日报》在一版头题配编者按语和社论发了这一报道。一年后，新华社派人和我们一起采写了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又配社论发表了。这两次报道，新华社也都发了通稿，全国及省级大部分报纸都转载了，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临沂地区在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中，也有一些冤假错案。薛亭同志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后，对全区反“右倾”受错误处理的干部先后给予平反，调动了这批干部的积极性。60年代初，薛亭同志已意识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当时的《临沂大众》报社是反右派的重点单位，部分同志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我们随薛亭同志在临沂县的大岭公社搞调查研究时，顺便向他汇报了报社冤假错案的情况。他说:有错必纠，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你们回去研究个意见报地委，先从你们那里试点，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了甄别意见报地委后，因当时提出又要贯彻上面“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暂时被挂起来了，直到“文革”结束后，这部分同志才得到平反。
由于薛亭同志及地委一班人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1965年临沂地区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专区，并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展出。三年困难时期，上下团结一心，较好地度过了难关，不仅临沂人民的生活比较好些，而且每年调出几亿斤粮食支援了惠民、德州等北四区。从当时来说，在临沂地区还存在一定困 难的情况下，薛亭同志和地委一班人顾全大局的风格，是难能可贵的。
薛亭同志，你为临沂人民做出了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您的。现在临沂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政策指引下，正在大踏步地前进。您盼望已久并为之奋斗的沂蒙地区集体脱贫已经实现了，您若有灵，听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定会含笑九泉
的。
(本文作者李栋春曾任《临沂大众》报总编辑、《大 众曰报》副总编辑等职；谢洪德曾任《临沂大众》报副总 编辑、《经济日报》副总编辑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