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亭同志50年代初他在莒南县任县长、县委书记时，我们大都在区委做领导工作；50年代末至70年代他在临沂地委任副书记、书记时，我们又都在几个县的县委做领导工作。因此，我们都是他的老部下、老战友。每当回忆起来，我们就从心底里涌起对他的无限怀念之情。他确实是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
薛亭同志在临沂地区奋斗了三十多年，他和这里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起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对我们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干部来说，他对我们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他几十年来如一日，始终不渝地求实务实的好思想、好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正是由于他坚持不懈地以身作则、躬行实践的表率作用，带起了我们那一代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好作风。
建国初期，莒南县被中共山东分局确定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点县，特别是把办好农业合作社作为全党的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为了不辜负分局领导的期望，真正起到基点县的示范带动作用，县委一班人在薛亭同志带领下，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即：一是抓好对基层干部的培训，二是抓好办社基点。县委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要适应农业合作化新形 势发展的需要，真正把合作社办好，不仅要县委、区委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还要把上级的方针、政策、章程、规定交给基层干部去掌握、去实践。因此，县委每年都要办基层干部训练班，全面、系统地进行培训。培训时，由各区委的干部带队，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农业社社长和小乡的干部参加，学上级指示，学先进典型的做法，互相交流实践经验，直到弄通学会为止。有一次支玉斌同志在培训班开始前找薛书记汇报情况，尽管薛书记当时工作很忙，但却仍和支玉斌同志交谈了很长时间。薛书记根据上级的方针、政策、指导思想，结合本县实际情况，讲得非常具体。他向支玉斌同志交待了三条：一是通过培训，一定要把上级的指示讲明白；二是由初级社到高级社过渡的形势、道理、要求要讲明白；再就是光由我们这些县委、区委的干部讲不行，还要请村里的、社里的同志们讲。每次训练班进行时，都要有一两个好的典型村、典型社作介绍。要请他们讲怎么想的，怎么做的，那样做了效果又怎么样。这三条讲透了，就是很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支玉斌同志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很受教育，思想上豁然开朗，对搞好培训工作增强了信心。
为了不断创造和总结办好合作社的新经验，薛亭同志和县委其他几位负责同志都有自己的基点村 (社），并且要求各区区委书记都要有一个基点村 (社）。县委、区委负责同志常年住在点上，吃在点上，工作在点上，每次会议都是由基点社作经验介绍。特别是薛亭、于湘等同志亲自抓的“灯塔”、“日光”、“旗帜”、“三红星”等六个基点社，创造的经验最多，在全县影响也最大、最深刻。这样，工作每前 进一步，都有先进典型引路，办一个成一个，巩固一个，稳打稳扎，逐步推进，全县合作化运动搞得非常出色，确实是起到了山东分局基点县的示范作用。当 时的《大众日报》经常报道莒南的经验，有的同时发表社论，或由分局下达通知，要求各地学习和借鉴。
正是由于莒南县农村工作基础打得结实，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得好，1957年在一些地方发生闹社、退社风波时，莒南除南部新划进来的极少数单位外，都很平静，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都很正常，农村基层政权稳固，干部群众关系密切。
人们都知道，50年代莒南出现了一批全省以至全国著名的先进典型单位和先进人物。获得毛泽东同志批示的有厉家寨、高家柳沟和王家坊前；获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的有厉家寨的厉月举，石泉湖的李义丰，何家店的钮恩升，并且还有老红军、全国革命残废军人模范杨云，妇救会长、全国“三八红旗手”张秀菊（薛大娘）等等。“莒南先进典型多”，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然而这些典型的发现、培养和提高，无不倾注着薛亭以及于湘、李永臣、杨雷、严立乾等县委负责同志的心血。这也是县委一班人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的求实务实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和获得的丰硕成果。
薛亭同志在莒南工作期间，对于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一直是紧紧抓住不放的，每年都要到这些先进单位住一段时间，蹲下来与那里的干部群众一起研究生产建设规划，共同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即使是拿不出时间住下去，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去一次，随时了解情况，进行具体指导。对于大山公社和厉家寨大队这两个典型，薛亭同志即使调到地委工作后，仍是不断地亲自前往指导，及时解决所发生的问题。三年困难时期，大山公社围绕举红旗和砍红旗的问题曾经发生了一起冤假错案，一些党支部书记受到了错误批判和处理。薛亭同志发现后，立即代表地委听汇报研究制定措施，很快使这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件事使当时参加平反纠正工作的尚延生同志感触很深，因为原来那些蒙冤的干部的问题一旦获得解决，积极性很快就调动起来了，工作干得都很出色。若是得不到解决，不但冤枉一些好同志，党的工作也会遭受很大损失。再就是1963年厉家寨的工作、生产出现了滑坡， 各方面都很被动。薛亭同志前来调查了解后，回去即通过地委研究，决定派一个由地委、县委同志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前来指导帮助。工作组成员有地委的张崇祥、高仁山、芦兆兰、梁翠芝等同志。县委有严立 乾、尚延生、赵西田等同志，他们既有领导工作经 验，又有实际工作能力，来到后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工作组到厉家寨不久，薛亭同志就亲自来厉家寨召开会议，叫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就讲什么，即使是谈个人的体会也行。谈完以后，就接着和大家一起制订工作计划，抓什么，怎么抓，研究得非常具体。在以后的几年里，厉家寨获得了连续几年的大发展、大变 化，地、县工作组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被迫撤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薛亭同志在遭受冲击和迫害的日子里，依然没有忘记莒南这些先进典型。他曾冒着很大风险到厉家寨、王家坊前、高家柳沟、何家店等单位看望那里的已被打倒的干部和群众。过了一段时 间，他被结合出来工作后，更是深入到这些单位调查研究，帮助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尽最大可能挽回因闹派性所造成的损失。特别是他以地革委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了1970年10月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 议回来后，立即来到莒南找到严立乾书记和时任大山公社书记的孙成顺同志一起研究，借这次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东风，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干快上，掀起治山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的问题，并响亮地提出了“远学大寨，近学厉家寨”的口号。当年冬天，这个新高潮就在莒南全县以至全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这一新的高潮中，大山公社在薛亭、严立乾等地、县委领导的关心指导下，重新振作愚公精神，大鼓革命干劲，连续奋战四年，一年上一个新台阶，粮食亩产量从1971年的500多斤，1974 年上升到1050斤，全社35个大队，队队过“长江” (800斤)，20个大队超千斤，使大山公社在“挖山不止”的胜利进军中，继续发挥排头兵的作用。
薛亭同志求实务实的好思想、好作风，不仅体现在抓点带面工作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整个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之中。
薛亭同志任莒南县委书记时，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和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我们看到他总是认真地听汇报、作笔记，听完后就自己写讲话提纲，写总结报告。在作会议总结报告时，他都是拿着自己的笔记本子讲，先把上级有哪些指示一条条地摆清楚，说明上级党委是怎么要求的，再把大家汇报的，他平时深入实际了解的，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我们听后就觉得对上边精神吃得透，回去怎么办也非常明确。在开比较大型的会议时，为了摸透实际情况，会议中间他和县委的其他领导同志除了深入到各组一起讨论外，还要召集一些小型座谈会，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请大家进一步反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回去贯彻时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这样，他对问题看得就准，贯彻时就少出偏差或不出偏差。
薛亭同志的工作作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下去检查指导工作时，总是先到田间地头或工地现场实地察看，然后再坐下来听汇报和与同志们一起研究。有一次孙成顺同志陪他去一个大队了解玉米产量时，有的同志说今年玉米亩产量可达到600斤、700斤，有的甚至说可达到800斤。薛亭同志回到村里后，问一位长期住点的干部亩产量到底能有多少斤？那位同志 说：我看也就400多斤。薛亭同志说：“咱们当干部的，一定要用两只耳朵听话，好的，孬的；正面的，反面的，都要听，这样了解的情况才会客观、真实，才能避免盲目性。”薛亭同志走了以后，那位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有些领导同志检查工作时，总是愿意听产量高的，听好听的，薛书记却是愿意听实的。
薛亭同志为了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他还建立了不少重点联系人、联系户、联系单位。这些人和单位中，有劳动模范，有烈军属，有五保户，也有一般农民群众；有好的单位，也有一般的和比较后进的单位。通过这些个人和单位的经常密切联系，他就可以及时、准确地获得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真实信息， 以用作研究问题、制定措施的必要参考。
1961年姚学益同志任宫南筵宾公社书记时，有一次薛亭同志去检查指导工作，他听了工作汇报后向姚学益同志提出：“咱们建立个工作联系点吧，就是每个星期电话联系一次，主要内容是社情、民情、生产情况、生产队经营管理情况以及群众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姚学益同志听后很高兴地答应了。从那以后，每星期就电话联系一下，薛亭同志在与姚学益同志电话交谈时，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总是一再征求姚学益同志的意见。那时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每次都要特别询问群众生活困难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吃的什么主食？什么代食品？到底需要供应多少粮食才能度过难关？姚学益同志都一一作了如实汇报。1964年地委调集力量在临沂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姚学益同志等包的大队是相公镇的孙旺庄，薛亭同志又把这个大队作为他的联系重点，经常去检查指导工作。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四清”政策问题时，他向姚学益同志反复交待：农村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在退赔时，一定 要实事求是，到底贪的什么、占的什么，都要弄得清清楚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决不冤枉一个好人 即使是对一些干部确有贪、占问题的，在搞退赔时也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对待，一次退不出来的，就分期分批退，可以向群众讲清楚，取得群众谅解，不能一下子退不了就“抬嫁妆”。按照薛亭同志这一指导思想去做，结果这个大队以至全相公镇的干部群众都很满意。
特别使我们从内心里敬佩和感动的是，多年来，薛书记一直是拖着多病的身躯坚持不懈地实践这种求实务实、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的。我们都知道，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和失眠症，可他从来没有停下来拿出专门时间去治疗过，而是忍着病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夜以继日地操劳。他在开会时就抱着肚子，或是把胃部顶在椅子或桌子角上；他检查工作时就蹲在田间地头，一边休息一边察看和交谈。在生活上也从来不要特殊照顾。有一次薛书记到临沂县孙旺检查“四 清”工作时胃病又犯了，疼痛得非常厉害。正在这里住村的姚学益同志和房东看到这种情况后，为了表示 对他的一点照顾，在做饭时不再放地瓜干，只放大 米，薛书记却不同意这样做，坚持一定要和大家吃一样的饭，不然他就不吃了，大家为此都感动不已。
“领导者的榜样就是无声命令”。正是由于薛书记和他当时所在的县委、地委一班人的表率作用，自然而然地带起了临沂地区那一代县委、区委广大党员千部的好思想、好作风。历史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五 六十年代，确实是党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之一， 也是党风最好的时期之一。
(本文作者支玉斌曾任中共沂南县委书记，政协 临沂地区工委副主任等职，孙成顺曾任中共蒙阴县委 书记、临沂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等职，姚学益曾任中 共临沂县委副书记、中共苍山县委书记、临沂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等职，尚延生曾任政协莒南县委员会主 席、莒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