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才来写这篇悼念文，是不是太迟了呢？不过，对薛亭同志的悼念之意这十几年来，常浮现在我心头，一直未断，以后也会镌刻在我脑海中永不消失的。我在临沂地区工作22年，认识过不少我们党在老区奋发工作的好党员、好干部，并深受许多老领导的关心与爱护。薛亭同志这种焦裕禄式的地委书记，我是一直从心里十分尊敬并视为学习的榜样的。他人已离去，但逝去了未必全都不存在，薛亭同志为人民做公仆的革命精神和他所做出的贡献，长留在沂蒙大地上的百姓心中，是不死的。我们党的历史是由无数烈士和无数类似薛亭同志这样的优秀党员、优秀干部用前仆后继的行动写成的。我们的党生命力是否强大，是否光荣、正确、伟大，首先看党员和干部表现得怎样，而薛亭同志的表现是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他用自己的行为，在人们的心头立下了一座丰碑。写这篇文章时，我的思绪中弥漫着悲痛，怅然若失，在此刻仿佛又看到薛亭同志高大的身影站在面前：他脸色严肃，昂首向着云天，若有所思……人说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谁说不是呢？我确实像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中去了！
我是1961年7月由北京来到临沂的。到临沂后， 地委张学伟副书记和组织部胡广惠同志会同宣传部田致祥部长反复研究后安排我去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 做行政领导工作。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离北京时，北京正在饥饿中。到临沂后，见市场供应丰富，物价虽贵些，至少“瓜菜代”是能吃饱的，这就很稀罕了。 人告诉我：“地委书记薛亭熟悉农业，大刮‘共产风’时，他能坚持实事求是，不搞胡指挥，才保存了不少元气。”我想：他一定是位头脑清醒而冷静的领导干部，当众人头脑都发热时，他能坚持马列主义的原则，真不容易！有这样的干部，临沂人民有福了！秋天时，统战部赵邦举同志通知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薛亭同志：平顶头，穿一套半旧的干部服，深沉稳重，似乎是个寡言鲜笑的人。与会的一共十多人，都属临沂的高层知识分子和文艺界头面人物，谈话中心是对赫鲁晓夫的言行发表看法，最后由薛亭同志总结并传达文件。我离北京前，曾在北京世界工联执行局北京会议宣传处工作过，早已知道了“反修”的精神，所以会上发言后，薛亭同志总结时肯定了我的发言。会议结束，我走过他身旁时，他对我笑笑，问：“从北京来这里习惯吗?”说实话，当时我并不习惯，但他的笑容使我温暖。他完全可以不主动同我讲话，但他竟了解我的情况，而且关心，这就使我出乎意外了。我笑着点头答：“行! ”对他的第 一面印象很好，虽然只是一问一答各说了一句话。
第二年初，收到省委宣传部送来署着“机密”的一封信，拆开才知道是一张省委召开全省知识分子座谈会的请柬，临沂地委决定我去出席。那是一次安抚、慰问、给高知打气鼓劲、高规格待遇的会，全省仅百余人参加。会前，地委让赵邦举同志陪我去郯城、莒南参观，目的是了解情况，增强信心，便于在会上发言。我们先到了郯城，听县委领导同志介绍了情况， 又去马头、陈村、桑庄等处考察。在三年困难时期，看到这儿政策落实，人畜兴旺，感到欣慰。记得当时我在陈村曾作打油诗一首，有“陈村喜闻政策美，桑庄笑看规划宏；一条路线能通天，三年变化大不同”之句。郯城是薛亭同志原先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地方。一再听到人们讲“薛政委”在郯城如何深入群众、如 何从实际出发安排农业生产的事，人们对他的感情都很深，都夸他是个好书记。据说薛亭刚来任县委书记时，郯城习惯于“人无厕所猪无圈”，但他善于为群众 办实事，着力造成“人有厕所猪有圈”的局面。一个干部离开工作岗位后，人们仍怀念他，津津乐道他的成绩，增加了我对薛亭同志的了解与敬重。后来，我到济南开会，与高亨、章益、田仲济、童书业、冯沅君等教授一个组。会后，省委宣传部余修部长找我个别交谈，详细询问了临沂情况，并要我就此作了发言，我觉得大家听了都是很受鼓舞的。会后，我去北京过了春节，回临沂后向田致祥部长作了汇报。他正住院，一再对我说“以后我们交交朋友”。我汇报完走出来时，遇到薛亭同志上医院看病。他手抚胃部，疼痛难忍，面色苍白，见面匆匆分手，但对我说：“以后找机会好好谈谈。”（如没有这句话也许以后我就不会同他有接触了!）自此，我知道他有严重的溃疡病，是坚持着抱病工作的。以后，见到他时，我总很关心他的溃疡病，总觉得他因操劳脸色很僬悴，但还无法体会他过的是什么样的廉洁简朴的生活。
他的大女儿薛应平、二女儿薛伟平都在临沂一中初中部上学。应平敦厚而且懂事,伟平活泼天真，当时穿得都极朴素。我印象很深的是应平在夏天总是赤脚穿一双旧凉鞋坐在班上最后一排静静听课，很专心，尊敬师长，功课很好。我注意观察,薛家女儿最大的特点是不像有些干部子弟有特殊思想，从不炫耀自己是地委一把手的孩子。薛亭同志也从未因她的女儿在学校上学，而对学校提出过什么要求，这使我联想到家庭教育问题，我肯定薛亭同志夫妇家教严格而且重视。我是搞创作的，喜欢观察人，这增加了我对薛亭同志的钦佩。大约是1964年或1965年的一个秋天，听说薛亭同志下乡回来后病了，我突然感到应当去看望他。一个夜晚，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夫人老萧在家，溃疡病折磨着他，但同我握手时很亲切，既有对待友人的态度，也有对待他们女儿的校长的态度。我是自尊心很强的人，那时是对知识分子极“左”的时期，他的态度使我觉得可以亲近。令我吃惊的是他的住处简直是家徒四壁，简陋无比，什么享乐，什么利己，似乎都同他无缘。从北京来的我，真无法想象一个地委第一书记的住处竟清贫成这般模样。那天，我主要只是看望，未多谈什么，老萧是个贤慧热情的女干部，当时在临沂县负责人事工作，正忙着自己在蒸“风搅雪”(一种掺和了豌豆面的面粉)。薛亭同志虽然满面病容，来找他的人依然不少。见他那么忙，我就告辞。老萧送我出门，问我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我谈了应平姐妹的学习情况，临别，我发自内心地说:“老萧同志，请多多在生活上照顾薛书记。”心里许多话都没有说，我确实被薛亭同志那种只知奉献，不计待遇的形象感动了。以后，见到宣传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时,我就想起薛亭同志，我认为只是没有人写他，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山东的焦裕禄！
临沂地区兴办水利种植水稻的“稻改”是全国闻名的，本地历史上不产大米，我与妻由北京到临沂， 最不习惯的是没有大米吃。但薛亭同志和地委一班人以科学和魄力抓了稻改，使临沂同江南相似，变为鱼米之乡，我们很快都吃上了质量上等的大米。稻改早成历史，但在这段奋发向上的历史的拓造者中，人民是铭感那位名叫薛亭的共产党的优秀地委书记的！
在过春节时，我间或曾去看望薛亭同志。有时，他同我谈谈临沂的形势，问问我的情况，每每见他繁忙，找的人多，我就匆匆告别。去看望他，仅是表达一种尊重之意，并无所求。他对我说过：“有事你可以找我。”我却从未找过他办什么事，只是因此同他和老萧有了一定的友谊。
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文革”是1966年夏从临沂一中开始卷起风暴的。风暴来势迅猛，使人莫名其妙。9月里，我在学校处境阢陧，随时会坠落深渊。由地委石一庆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入校后，是保领导班子的，可是实际已经力不从心。“十六条”公布后，一天，薛亭同志以军分区政委身份穿了军装由石一庆同志陪同到一中开了一个会。一批极 “左”的教师都参加了。薛亭同志军装领子上两面红旗映得他很英武，神色却特别沉重、压抑而且严峻。他讲了话，用“十六条”联系中学实际来讲，用意是说：中学里没有党内走资派，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划定要慎重，要注意政策。讲话时，他常用眼看着我讲，似是向人解释，也安慰我。听了他的话，我明白 他是专为保一中的领导班子来的，他的有些话是专为保我而讲的。他走后，我心里感到异常的悲凉。我虽知在劫难逃，但当时心怀感激，直到今天也不忘却。 只是，当时红卫兵正在进攻他，他自己后来也就身陷水火，而我则在他来一中讲话后不久就被野蛮“揪斗”了！
我不认为他是为与我的私交而保我的。我同他的交往并不密切，私交不深。他只是觉得像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干部一直勤奋为党工作无论如何不应随便打倒。他是在党性和一种责任心的支配下才保我的。这使我感到他的真诚与正直。时至今日，我应当在这里补说一声：“薛书记！谢谢!”
以后，我看到过他和老萧被残酷批斗的场面！那使我忿忿不平而且难过……。1972年秋，我解放后， 有一天，曾去看望过他们。薛亭同志不在，只见到了老萧，当时他们处境仍不好，家里也依然简朴如洗。除了安慰几句，一切都无能为力。以后，薛亭同志调到了省 里，又病故在济南。噩耗传来，我只能写了一封恳切的信寄给老萧表达悼念。十年前，我调到四川成都工作， 心里却永远也忘不了薛亭同志这一家。我知道了应平、伟平、宁东都很有出息和贡献,心里十分高兴。但是去年，临沂地区人大工委于兴和副主任来蓉,才知道老萧同志已经病故，当然免不了又是一番黯然。
人生必有一死，但好人的早逝，使人惋惜，使人依依。个人的命运总与时代休戚相关。无法假设如果没有“文革”薛亭同志会如何，但至少他对党和人民会有更大建树是无疑的。今夜，我停笔推窗伫望，静谧的天空，夜色神奇多情，群星眨眼，回忆往事，突然想起知道薛亭同志去世消息的那晚，也是这样一个静谧的天空有群星眨眼的夜，我默默地在灯下写信给老萧，对薛书记的离去表示衷心的悼唁。
成都离山东太远太远了。今夜，在写这篇怀念文章时，我的心一下子又飞回了鲁南。我的胸中燃着一柱心香，我用心在祭奠薛亭同志。这短文是代表我的祭奠的一束鲜花，一杯醇酒。对着遥远的巍巍沂蒙山、滔滔沂河水，在心潮澎湃心声回荡中，我从心中吐出我的敬重、思念与赞颂……
薛亭同志，魂其来飨！
一九九三年七月于四川成都楠斋
(本文作者曾任上海劳动出版社副总编，四川人民出 版社副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四川省作协名誉副主席，政协山东省第四、第五届委员，政协四川省第六届委员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