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坊前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是滨海革命根据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村庄，山东省党政军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罗荣桓、肖华等同志以及著名国际友人罗生特曾驻在该村，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在这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这里曾是受到毛泽东主席批示表扬的勤俭办社的典型。70年代学大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果辉煌，名扬国内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组团前来参观、学习、考察。1979年由11个国家成员组成的联合国考察团来这里考察时，曾给予高度评价。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经济飞速发展，又以漂洋过海的石头——各种精美的石雕享誉国内外。王家坊前是个不平凡的村庄，从40年代初到现在，曾经数度写下辉煌的历史篇章。然而大家不会忘记，王家坊前的光辉历史中曾经倾注着薛亭等老一 辈领导人的心血和辛劳。
战斗的岁月
解放战争时期，薛亭同志曾在坊前一带领导革命斗争工作，当时他的名字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我跟随薛亭同志参加革命工作的一幕幕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我家是王家坊前村，当时属桑庄区坊前乡。1944 年我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村里做青年工作，担任过青抗先队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1947 年，上级调我到区里当公务员，实际上是一身兼公务员、通讯员、警卫员三职。当时薛亭同志任桑庄区委书记，高凤振同志任区长，区公所设在大坊前村。为适应战争环境，我与薛书记住郑家相邸村，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跟随薛书记做收发、通讯和警卫工作，天天与薛亭同志吃、住、工作在一起。因为处于战争环境，形势复杂紧张，工作头绪多、任务重，加上当时区委人员少，所以工作显得特别忙。
1947年正是敌我斗争极为紧张激烈的时候，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重兵进犯我解放区，国民党八十三师和王洪九还乡团从徐州、临沂东犯，扫荡我滨海革命根据地，大肆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本地的一些地主、特务以及那些对共产党、对人民政权怀有敌意的阶级异己分子也纷纷出动，疯狂进行破坏活动，到处造谣、暗杀、放火。为了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的军队对进犯的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和还击，对暗藏的破坏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一些反动地主、特务很狡猾，他们表面上敷衍，暗地里组织破坏活动，并把枪支武器秘密隐藏起来，有的藏到野外。我们侦察到那些隐藏枪支蓄意破坏的人，就派人把他叫来，进行政策攻心，晓以革命大义，迫使其把枪交给人民政府。有的坏人既狡猾又顽固，百般抵赖，拒不交出。我们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有时和这种顽固分子斗争要一连熬上几个通宵，常常和他们斗争到下半夜。薛书记经常和我去同反动地主进行心战、舌战，直到把枪起出来。尽管熬到深更半夜，人被拖得疲惫不堪，但看到获得的胜利品，我们都露出了笑容。
当时薛亭同志负责组织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年8月，我们在坡木战斗中，掩护群众转移。战斗胜利后，群众见了薛亭同志都非常亲热地说：“老薛，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
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苦，走到哪里，就到老百姓家里吃点野菜窝窝头，有时一连几顿吃不上饭。穿的是一身简单的粗布衣，根本没有铺的盖的东西，真叫做“起来一身，睡下一铺”。睡觉的时候，都是合衣一躺就睡，有情况爬起来就走。由于长期这样生活，又没有替换的衣裳，我们身上都生了虱子，还长了疥。尽管身上又痒又痛，在那种情况下，也没有耽误工作，也没有影响我们的情绪。薛亭同志唯一的行李是一条棉被单，夏天没有蚊帐，夜里被蚊子叮得无法入睡，有时就用柴草烧烟驱蚊，谁知烟息了，蚊子就又来了。
那时一参加革命工作就要同敌人作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还要做群众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地紧张忙碌，又苦又累。蹲山沟、钻青纱帐、吃野菜、睡土炕，没有工资，有时连每月几元钱的生活津贴都发不下来。可那时我们心里想着打败敌人，解放全国的劳苦大众，根本不考虑个人的私利，再苦再累甚至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每个人情绪都很高涨。薛亭同志经 常教育我们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打天下，为人民谋幸福的，今天我们吃苦受累、流血牺牲是为了解放普天下受苦的老百姓，为人民将来能过上好日子。 我们共产党员要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不怕牺性。哪里最危险、最艰苦，哪里就有我们共产党员。”那时我们听了薛亭同志的话都心服口服，深受鼓舞，信心百倍，劲头十足，工作起来，自觉主动，有使不完的劲。
光辉的典型
解放后，国家进入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由于新中国刚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当时的经济是极端困难的，农村已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许多刚解放不久的农民又濒临贫困破产无法生活的绝境。这时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1952年，薛亭同志已担任莒南县委书记， 战争年代他工作过的原桑庄区已改称莒南县第八区， 区委仍驻在大坊前村，郑世永同志任区委书记，后来是孟宪爵，我任副书记。
薛亭同志为首的莒南县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在全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为取得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薛亭同志决定首先在每个区先办好一个试点社，如三区（大店区）何家店村劳动模范钮恩升办的旗帜社、一区（路镇区）官地村劳动模范吴希春办的灯塔社等，在第八区（后称坊前 区）则以滨海劳模王同昌领导成立的新建社作为试 点。薛亭同志亲自过问指导、关心支持办社工作，注意总结办社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认真组织全县干部群众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地关于开展合作化的文件， 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他经常召集各区、乡、村干部开会，听取汇报，了解办社工作的进程和细节，亲自部署办社的各项工作。他还经常带领县、区干部深入农村，访问群众对办社的看法、想法、意见和要求，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由于薛亭同志工作认真、细致，工作布置周密，莒南县的农 业合作社运动稳妥、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工作走在了全省、全国的前列。
继1952年钮恩升领导成立的旗帜社之后，王家 坊前村的王同昌和张三善、史明松3个共产党员带领13户贫农和两户中农于1953年冬成立了全县第二个农业合作社——新建社。从办社开始，薛亭同志就非常重视王家坊前村办社工作，经常亲自来或派人来了解办社情况，指导工作。
由于办社是历史上谁也没有经过的事，没有经验，一开始多数人都认识不足，而持怀疑观望态度。 有劳力、耕畜和农具的户不愿入社，怕和贫困户在一起吃亏；而那些贫困户少这缺那，又怕凑在一起难以开展生产。这时，王同昌说：“共产党员就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解救普天下劳苦大众是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职责。”于是他把全村最贫困的一些农户吸收 到社里来。尽管入社的多数农户是全村最穷的户，但他们团结一心，有力的出力，有农具的出农具，有种子的出种子，充分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1954年秋，粮食取得了大丰收，每户粮食产量比单干时提高一至两倍。农民看到了办社的好处，纷纷要求入社。这样，秋后新建社由13户一下子发展到33户。
新扩大的农业社订出了发展生产的规划，但由于家底穷，生产资金严重不足，缺种子、缺农具、缺肥料、缺耕牛、缺禾苗……严重的困难摆在面前，怎么办？王同昌召集社委会讨论解决困难的办法。大家认为：目前，国家经济也有困难，不能靠贷款而影响国家建设，而应靠大家自力更生，发动社员投资来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统一了思想，于是召开社员大 会，进行爱国爰社教育，说明投资对增产增收、利社利民的意义，又制定了投资互利政策，社长王同昌又把家里省吃俭用积攒的100元钱投到社里，史明松把复员退伍安置费全部投到社里。这样一来，群众觉得干部讲得在理，纷纷向社里投资，有的姑娘拿出了编蓑衣挣的钱，有的老太太拿出了卖鸡蛋的钱，有的青年拿出了准备结婚用的钱，有的投出了花生种，有的投出了农具……社里用这些钱购置了耕牛、农具、肥料，修复了部分旧农具，又发动社员积肥，靠群众的力量，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保证了春播生产的顺利进行。县、区政府又及时拨出部分合作基金进行了扶持，当年获得了大丰收。秋天分粮时，家家大囤满，小囤流，人人笑得合不拢嘴，农业社赢得了声誉。我们区里把这个情况汇报到县里，薛亭同志听了 非常高兴，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个很好的经验，应该在全县推广。他说：“王同昌这个经验了不起，对当前的工作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你们回去，立即总结这个经验，写成一篇书面报告交给我。”我回到区里，就安排区委秘书张孝金写成了这个报告，经区委讨论后抄了两份：一份报县委薛亭同志，一份寄往《大众日报》社。不久，《大众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
薛亭同志看了报告和报纸上的这篇文章，对王家坊前村的经验非常重视，决定作为一个好典型在全县推广。在县委召开的全县党政干部大会上，薛亭同志让我发言，专题介绍了新建社的经验。会后，薛亭同志又通知县委办公室，组织专人把王家坊前的经验总结成书面材料上报。这一任务交给了县委秘书徐伴农。徐伴农找到有关人，在张孝金所写报告的基础 上，进行了座谈、采访、调查，充实了材料，作了一 些修改、补充，以中共莒南县委的名义，写成了一篇题为《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的材料，经县委讨论后，上报山东省委。省委核实后，在当时的山东省委机关刊物《互助合作通讯》第12期上发表了。 1955年，毛主席为总结全国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要求各省报典型材料，山东省就把这份材料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上面作了亲笔批示。后来这篇文章连同毛主席的批示（以编者按的形式）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一书，发行全国。从此，王家坊前村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光辉典型，受到世人的瞩目。这个典型与薛亭同志的关怀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永志的深情
薛亭同志从战争年代与坊前人民并肩战斗，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群众，与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时，他经常住在坊前村，和干部、群众、老人、儿童都亲如一家人，父老乡亲什么心里话都愿向他说。在坊前村，他动员了许多人参加了革命工作，我就是其中一个。他当时动员我出来参加工作时说：“有志气有出息的青年，应当参加革命，为穷人打天下、使天下穷人翻身做主，过上好日子。”又问：“怕不怕吃苦，怕不怕牺牲?”我说：“不怕，跟着你干，没错!”薛亭同志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更是我的良师、益友。那时，我们到各村去开展工作，就住在群众家里，如郑家相邸村老书记高华家、何家店子村老贫农何森家等等，老百姓都像欢迎自家的亲人一样欢迎我们。
和平建设年代，薛亭同志带领人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并亲自关心培养树立了王家坊前这个勤俭办社的光辉典型。1953年夏天，薛亭同志带领我们到济南参加省农业合作化会议，听省委领导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示。因交通不便，我们一行人只好步行取道临沂、徐州，然后坐火车去济南。记得当时天气炎热，雨水又大，到处都是一片片 的水，有时就得赤脚在水里走。步行几百里也够累人的，但薛亭同志却一路谈笑风生，经常说些幽默的笑话，惹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使我们忘掉了旅途的辛苦劳累。
“文化大革命”中，担任临沂地委书记的薛亭同志受到冲击，但他时刻没有忘记全区的人民和全区的建设事业。1968年，薛亭同志刚站出来重新工作，就不顾劳累，顶着各种压力，到各县去指导工作。他特别关心各地的工农业生产情况。这年冬天，薛亭同志来到王家坊前，召集公社和村革命委员会成员开会，听取汇报。时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的王继廷同志汇报了本村情况，谈到王家坊前村始终坚持白天抓生产，利用晚上搞革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治山治水，当时已建成水浇地400亩。薛亭同志听了高兴地说：“你们排除干扰，狠抓生产建设的做法很好。”他要求王家坊前要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路子，抓好治水改土，发展副业。会议开了两个小时，薛亭同志没顾得喝一口水，会后，就又 到别处检査工作去了。临走时，他亲切地握着王继廷的手说：“希望你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传统，加快发展步伐，把村子建设好。”全村干部听了，心里都觉得热乎乎的。
薛亭同志走后，村革委马上召开会议，根据薛亭同志的要求，重新调整了规划，农田水利建设掀起新高潮。不久修成了坝长330米的银子沟水库，全村土地大部分整修成旱能浇、涝能排、平平展展的高产稳产田。自流灌溉达到1500亩，粮食亩产达到500斤， 1971年达到800斤，1972年达到1000斤。以后薛亭同志又多次来王家坊前村，对王家坊前村的工作进行指导。
薛亭同志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文革”期间，已担任副县长的我受到诬陷和错误批斗，被殴打致伤，致成脑震荡。当时薛亭同志自己也受到冲击，但他听到我受伤的消息后，专程托人给我送来了药品。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薛亭同志站出来工作后，又多次找我谈话，鼓励我正确对待挫折，安慰我并鼓励我继续努力，为人民立新功。 这一切都使我深受感动，永远难忘。
(本文作者曾任中共莒南县坊前区委副书记、大店区委书记，莒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