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亭同志在莒南县委和临沂地委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把厉家寨作为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的一个基点，他为树立和高举毛泽东主席批示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这面光辉旗帜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的丰功伟绩，厉家寨人民永远铭记在心。
“有土才能多打粮!”
厉家寨位于莒南县东部山区，三面环山，丘岭起伏，沟壑纵横，土地瘠薄，支离破碎，“瓢一块，碗一块，蓑衣底下盖一块”，“三天无雨一小旱，五天无 雨一大旱，连下几天洪水泛滥。”好年景粮食亩产也不过百斤左右。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地方。
1953年，俺村的互助组组长厉月举带领农民在丘岭薄地上深翻改土，增厚土层，扩大面积，种上花生，获得了丰收。当时任县委书记的薛亭同志和副书记于湘同志听了乡里和区里的同志汇报后，便以县委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大力推广厉家寨山岭薄地深翻增产经验的通知》，很快把厉家寨的经验在全县推开。
1954年冬天，薛亭同志骑着脚踏车，带着铺盖卷来厉家寨驻点，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听取村党支部汇报后，就和大家一起上山下坡，全面实地察看，然后又坐下来一起研究，帮助制订了一个治岭整地的全面规划。他向大伙说：“有土才能多打粮，一定要抓住深翻改土不放松，抓土是根本，是基础！”
从那以后，厉家寨人按照这一规划，依靠互助组、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掀起了治岭整地、深翻改土的高潮。硬是凭着一把镢头、一张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两年时间，治理了11座岭头，深翻改土2400亩，挖地下引水暗渠500米，修建塘坝32座, 并凿通了3道岭，开挖了800米长的截水沟，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初步改变了全村丘岭坡地的自然面貌。
1956年，当时已是厉家寨乡的大山高级农业合作社获得了空前大丰收。秋收时，薛亭同志来到厉家寨，召开了厉家寨乡全体干部会议，总结肯定了厉家寨治岭整地、深翻改土、改造自然的经验，称赞厉家寨人用创造性的劳动，开辟了增产的门路，用勤劳的双手，把穷山沟变成了米粮仓，为山区生产建设树立了榜样。他还要求我们不要满足现状，要再接再厉， 向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进军，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
这次会议后不久，薛亭同志调往临沂地委工作，杨雷同志接任县委书记，继续把厉家寨作为先进典型予以指导和培养，使之不断提高。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山东省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上，作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光辉批示。
毛主席批示以后，薛亭同志在地委做领导工作, 距离厉家寨虽然远了，但始终把厉家寨的发展建设放在心上，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一定要把毛主席亲自批示的这面红旗扛到底! ”薛亭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9年11月，组织上安排我担任厉家寨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里安了一部摇把子电话，为了便于联系工作，电话就安在我家里。薛亭同志一直把厉家寨作为他的联系点，经常晚上打电话找我询问工作、生产、群众思想情况。他还提醒我和支部一班人，工作作风一定要正派、扎实，要艰苦朴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想问题时不要墨守成规，要不断有所创新、 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年年都有新道道，年年都有新成绩、新变化。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毛主席的光辉批示！
“农民不能不养猪和鸡!”
薛亭同志不仅在电话上与我们保持经常联系，而且依然和在县里工作时一样，经常亲自到厉家寨来了解实际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由于薛亭同志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即使看来是很平常的事，他也能够从中悟出大道理，作出一篇大文章。
有一次，薛亭同志来到厉家寨，先和我们几个村干部到岭上转了一大圈，回来天很晚了，我就拉着他到我家吃饭。这顿饭吃的是粗煎饼和菜渣腐，我和我妻子都觉得很过意不去，薛亭同志却说吃的很香甜。饭后，他就和我们啦起了家常，又到院子里看了看喂的猪。突然，他像是发现一个新情况，便向我妻子问道：“你家为什么没有养鸡呢?”我妻子说：“鸡好养， 可那鸡瘟不好防呀，每年春天，一得了鸡瘟，鸡就死干净了。猪瘟也时常发生，老百姓一家一户的没法治，都叫它死怕了，谁还养!”薛亭同志听了后，皱起了眉头：“这怎么能行呢？老百姓不能不养猪，不养鸡，不然就积不了肥，手里也就没有零花钱!”
就是这样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对薛亭同志这样一位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却把它做为关系到农村如何发展养殖业和如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大问题。他回到临沂以后，马上告诉地区分管畜牧工作的领导同志，要认真研究解决防治鸡瘟和猪瘟的问题，以促进农村养殖业的发展。并且召开了全地区家禽家畜防疫工作电话会，对这项工作作了全面部署。他还专门告诉地区管畜牧的领导同志，安排莒南县畜牧兽医站组织技术人员到厉家寨以及其他乡镇给鸡、猪打防疫针。从那以后，猪、鸡的防疫工作便形成了制度化，农村养殖业的发展有了可靠保证。“于细微处见精神”，薛亭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善于发现问题善于解决问题，体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干。
“要把害水变为利水!”
经过几年的连续实干苦干，我们厉家寨的治岭整地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还创造了深翻改土、整平地面、开挖排水沟和修地堰三道工序一气呵成的“三合一”梯田的先进经验，本地和外地纷纷组织人前来参观学习。
岭地是整治好了，但上游的水害却没有解决。为此，薛亭同志便向我们提出了山、水、林、田、路如何综合治理的问题。特别是水，一场特大暴雨，洪水泛滥成灾，就会把岭地冲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薛亭同志便带领地、县工作组和我们支部干部上山察看。先到英雄岭，又到石屋顶，然后登上葡萄山的最高峰向厉家寨俯视。他向我们说“必须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群众总结得好：‘水是一条龙，从上往下行，治下不治上，白搭一场工！’治水是关键，只有把害水变为利水，山岭地区的生产才能得到更大发展！ ”说完以后，他又带领我们来到龙门沟，勘察地形。他说：“厉家寨的地理位置是北部高南部低，山高谷深，跌差大，坝基距离短，便于修水库。若是在葡萄山半腰开凿一条围山河，把山上的水引到水库里，既可以使下游岭地梯田免受水害，又可以蓄水浇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这不就是‘人定胜天’了吗？”
按照薛亭同志的这一设想，莒南县委书记严立乾同志亲自来厉家寨坐阵指挥，连续三年坚持在厉家寨蹲点，一一具体落实，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厉家寨的干部群众，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大打除水害、兴水利的攻坚战。先用一年时间，在葡萄山半腰，硬是用火药炸开了一条围山河；又用一年半的时间，在葡萄山后修建了两座水库。每逢下雨，葡萄山上围山河截住的水，沿着20里长的水渠全部流到了水库里去。 从而彻底解决了害水变为利水的问题。薛亭同志亲自把这两座水库命名为“龙潭水库”和“龙门水库”。他还风趣地说：“修起这两座水库，就叫‘二龙吐 须’，将来在水库里发展养鱼，不就是‘鲤鱼跳龙门’了吗？”
“要为子孙后代造福!”
薛亭同志每一次来厉家寨，总要为我们出一些新主意，想一些新措施。作为一位领导者，他确实站得高，想得远。
为了进一步提高厉家寨“三合一”梯田的标准质量，巩固治岭整地成果，他向我们提出：“搞‘三合 一’梯田，光有工程措施不行，还必须搞好生物措施。这生物措施就是要在梯田地堰上栽植上棉槐、红草、金银花，来它个‘金镶边’，这样既可以起到梯田护坡、保持水土的作用，又可以增加经济收入。” 他还安排我到沂水县的沙沟和崔家峪、费县的汪沟、 黄县的下丁家等地参观，学习人家绿化荒山、荒坡、 荒滩的先进经验。回来后，薛亭同志叫地区林业局给我们购来了棉槐条子和金银花苗，我们一气栽了 120 万墩棉槐条子和100多万墩金银花。为了形容这种高标准梯田，我们还编了一首顺口溜：“深翻整平倒流水，棉槐、红草、金镶边，涝能排来旱能灌，稳产高产不靠天!”
对于大力发展林果业，薛亭同志也倾注了不少心血。有一次他领着我们满山遍野察看了一遍以后，帮助我们作出了大面积种植板栗和櫻桃树的决定。这一决定是我们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首先他向我们讲明了发展这两种果树的道理。他说：“虽然这里常年气温偏低，但无霜期长，很有利于楼桃的生长发育。而且樱桃是早熟品种，早上市，可以填补春季没有水果的空白。板栗是木本粮食，既可以卖钱，又可以备战备荒!”但由于这两种果树生长周期都很长，见效比较慢，一般结果需要五六年甚至十年左右的时间，有些人信心不足，热情不高。薛亭同志便开导说：“古人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就得要为子孙后代造福!”
这一决定形成后，薛亭同志还叫地、县林业部门从郯城县和本县的板泉公社为我们调运来了几万株板栗苗，他还亲自和社员们一起上山参加栽植，很快形成了绿化美化荒山荒坡，大力发展经济林果业的高潮。
今天，那时栽的板栗和櫻桃已是果实累累，连同以后几年栽的，厉家寨全乡发展樱桃近万亩。开花时，山山岭岭绚丽多采，一片花的世界；结果时，透红欲滴，一片红色的海洋。每年春天，这里都吸引来大批的游人和客商。特别是大樱桃，一亩能产两千多斤，这里已成为全省著名的樱桃市场。板栗每年产量高达上百万斤，已成为厉家寨人民直接受益的高效农 业。每当我回到故乡看到满山遍野櫻桃树、栗子树、 苹果树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薛亭同志的音容笑貌和他那爬山越岭的高大身影！
“把厉家寨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顽强拚搏，厉家寨山水林田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大，群众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情况下，薛亭同志却在为厉家寨群众谋划着一个新的目标——要把厉家寨建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
厉家寨村原来坐落在大山以东、葡萄山以南、英雄岭以西的一块小平原上，村庄的周围都是好地。这样全村唯一的一片平原好地被村庄压在下面，很是可惜，而且群众住了几辈子的破旧草房又缺乏统一规划，街不成街，巷不成巷，每遇阴雨天气，泥泞遍地，污水横流，十分脏乱。“这种落后状况必须改变， 而且厉家寨人也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改变!”薛亭同志经过认真思考，下了决心。一天晚上，他来到厉家 寨后，住在村西边的一间小屋里，县委书记严立乾和工作组的同志也都聚在一起，我们支部的几个同志进去后，看到薛亭同志的胃病又犯了，正趴在床上，有位同志正给他捶按。他就这样忍着疼痛，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构想。他说：“这些年，厉家寨的山变了，岭变了，地也变了，就是村庄还没变，有些户的房子都住了好几辈子了，破旧不堪，也该换换了。我的意见是把原来的村庄全部搬到东岭上去，那儿地势高，又有水源，按照统一规划盖成排房，留出街道，学校、农机站、供销商店等都要单独建，这样就把厉家寨建成为一个像模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了！”
薛亭同志的这一美好设想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全体干部的拥护。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很快形成了关于厉家寨村搬旧村、建新村的规划。为了圆满实现这一规划，根据薛亭同志的指示和我们党支部的请求，仍然叫严立乾书记坐阵厉家寨指挥实施。
第二天，在全村群众代表大会上，薛亭同志作了长时间的报告，向大家详细地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大家听了以后，奔走相告，全村男女老少，一片欢腾。接着，严立乾同志不负重托，住下来，靠上抓，带领新村建设领导小组，各负其责，分兵作战，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厉家寨村就搬上了东岭，一排排崭新的瓦房，一条条宽敞的街道，整齐而洁净，厉家寨率先进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行列。而且，原来的旧村平整耕翻以后，增加了一个小平原，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今天，五十岁左右的村民都还记得很清楚，你如果问厉家寨是怎样搬上东岭的，他们都会说：是薛书记和严书记帮助俺建设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
“要了解农民心里想什么!”
薛亭同志身为地委书记，可是他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在给我们谈话时，经常告诫我们要了解农民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对当前党的方针、政策有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要求。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在战争年代薛亭同志都有“堡垒户”（多为党员或贫雇农)，有时住在“堡垒户”家里掩护自己的革命活动，或者通过“堡垒户”了解民情和敌情，以把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由于他和这些“堡垒户”结下了患难与共的革命情谊，房东们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直到解放后，不少“堡垒户”的老年人都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亲骨肉一样对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薛亭同志继续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在一些村里他确定几个“联系户”，这些户大都是贫苦农民，忠厚老实，为人正派，在村民中有一定威信。通过这些户，可以及时听到群众的反映，了解群众的心声和愿望。在我们厉家寨，薛亭同志有一个“联系户”叫厉夫顺，他每次来厉家寨都要到夫顺家里谈心。夫顺是个贫困户，身体有病，日子过得很紧巴， 但为人厚道，敢说实话，心里怎么想的就向薛亭同志怎么说。因此薛亭同志就从厉夫顺那里了解了很多真实情况。长此以往，厉夫顺就成了薛亭同志的知心朋友，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有一次，薛亭同志坐着吉普车来厉家寨，顺便捎来一袋大米，约有三十斤左右。他对我说：“这点大米是我的口粮，是捎给夫顺的，夫顺身体不好，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叫他熬稀饭喝，好补补身子。”我连忙上去帮着提下车来，陪薛亭同志一起把大米送到夫顺家里，夫顺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位地委书记，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送给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后来还送过一些衣服等），一些老人说起来都感动得流泪。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喊了个口号，叫“打倒 薛严!”厉夫顺就问：“薛严是谁呀?”人家告诉他， 薛是薛亭，严是严立乾。厉夫顺听到这个消息急了， 带着病跑到了临沂找我（我当时在临沂工作），见到我就说：“我听说薛书记正在挨斗，身体不好，我带点生花生米来看看他!”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 “我就觉得薛书记是个好干部，每次到我家里去，从不嫌咱家脏乱，问长问短，大事小事没有不啦的，什么都想着俺，要是把薛书记、严书记都打倒了，咱老百姓还上那里去找这样的好干部! ”由于一些原因，厉夫顺那次没有见到薛亭同志，后来，夫顺得了胃癌，直到去世前，都还低声呼唤：“薛书记是个好人哪!”
正因为薛亭同志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他不仅得到厉夫顺这样的普通农民的爱戴，而且也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文革”中，薛亭同志依然牵挂着厉家寨，他冲破重重阻力，冒着很大风险来厉家褰住了一宿，全村老百姓害怕造反派们来揪斗，都自发地组织起来站岗放哨保护他，离村八里之外都有人放哨，一直到天明。那不正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亲密无间、鱼水情深的生动体现吗！
薛亭同志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每当想起他来厉家寨的情景我就感慨万端、激动不已。人们常说，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就是用自己的双脚量出来的。薛亭同志留在厉家寨的一串串脚印是闪光的，是永不磨灭的。薛亭同志的功绩深深埋藏在厉家寨人们的心里，他的美名永远在厉家寨三山五岭两河的上空回荡！
(本文作者曾任莒南县厉家寨大队党总支书记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