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南县何家店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
50年代初，薛亭同志任莒南县县长、县委书记时，正是农村互助合作化形成高潮的时期。薛亭同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査研究，发现、培养、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其中，何家店村支部书记、劳动模范钮恩升领头成立的旗帜社是莒南县第一个，也是华东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钮恩升办社的经验和 管理生产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宣传和推广，带动了全县、全华东区乃至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鲜艳的旗帜。华东第一社的建立、成长、发展从始至终倾注了薛亭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无数心血。
曲折的历程 辉煌的成绩
1950年莒南县结束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从此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主义革命理想，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接着，党和政府着手对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成立互助组、合作社，掀起 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1951年冬天，薛亭同志派县政府建设科科长刘生复带领县、区两级32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何家店村，帮助指导生产和筹划办社工作。1952年1月19 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成立了由钮恩升、钮恩来、 刘子仲、解佃荣、孙玉勤、孙宝吉、魏凤明、何西刚等8户农民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钮恩升任社长。开始称之为钮恩升社，后来，在县委会议上，根据薛亭同志提议正式命名为旗帜社。当时，薛亭同志指示：“要认真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少开会，多办事，不发统计表，掌握数目字，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队的同志进驻后，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利用在田间劳动休息时间在地头开短会，随时解决办社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当时社里没有办公室，会计只能在自己家里记工、记帐， 用的是蘸水笔，米尺是用秫秸杆做的。新生的农业社开始生产，薛亭同志帮助引进推广优良品种金皇后玉米、“四三八”小麦、胜利百号大地瓜。全社30多口人，土地面积80多亩（人均二亩半地），当年秋天收获时，平均亩产366斤，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水平。村里没入社的人看着都红了眼，纷纷要求入社。这年冬天，钮恩升同志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了扩社，由原有的8户扩展到35户。实行土地入股、人入股，牲畜农具打价入社，并制订了 “地四劳六”的分配方案。扩社时无劳动力户多，刚从小农经济中过来的人思想混杂，由于当时刚刚办社经验不足，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因而出现部分人偷懒磨滑等现 象，有些人出工不出力，劳动质量差，结果使生产受到了很大损失，产量也大幅度下降。1953年有人闹退社，说什么：“入社一年富，二年穷，三年就要饿 死人了。”在这一言论挑动下有22户社员退了社。在这紧要关头，薛亭同志来到何家店村帮助总结经验教训，并指出：“入社自愿，出社自由，工作组长刘生复及工作队的其他同志根据薛亭同志的指示精神，与 钮恩升同志一起挨家挨户地谈心，讲道理。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了组织起来加入农业社的好处，22户农民重新加入了农业社。当时曾有篇报道刊登在临沂地委机关报《临沂大众》 报上，题目是《张洪太出社又入社》。
在薛亭同志的关怀和工作队的帮助下，社委会制订了包工包产及奖罚办法，即增产奖20%，完不成包产任务者罚6%。此办法推行获得成功，调动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农业社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发展，年底由原来的一个社扩展为两个社。农业社的粮食产量年年提高，农业社越办越红火，广大农民认识到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
1955年冬天，何家店、周家坡子两个村的5个 初级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全社共有228户，耕地面积2646亩。钮恩升带领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一班人总结了过去办社中的经验教训，采取了科学民主的管理方法，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管理委员会的12名成员为了表示他们实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决心，每人写了一份保证书，大意是：（一）充分发扬民主，有事和大家商量，虚心听取群众意见。 (二）大公无私，积极为社员服务，给社员当好勤务员。（三）和社员同患难，共呼吸，不搞特殊。（四）加强团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骄傲，不自满。(五）勤俭办社，精打细算，不多花、乱花一分钱。（六）干部以身作则，不占集体的便宜，财务管理制度由广大社员讨论制订，财务收支情况公开张榜公布，由广大社员监督。由于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实行了民主办社的原则，社员们也都树立了当家做主的思想。社员们表示：“大家都为集体着想，就一定能把社办好。”尽管全社土地大部分是丘陵地，1956年又遭受了多年少见的严重自然灾害，但由于农业社发挥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粮食不但没有减产，反而仍然获得了丰收。全年粮食作物产量平均亩产418.9斤， 比1955年增产20%，比周围村多产30%，全社人均分得口粮556斤，比1955年增加8.7%。
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帮助和支持下，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办社取得了很大成绩，钮恩升同志光荣地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薛亭同志在全县开会时讲：“何家店村的光荣，是建立了全县最早的一个社，是名符其实的旗帜社。”
光辉的典型崇高的荣誉
在50年代前期，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高潮中，薛亭同志一直是莒南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他善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及时发现问题，善于总结经验，培养树立典型，从而带动全面，推进工作。单从他总结何家店村的办社经验和树立钮恩升这个劳动模范典型的工作中，就足以反映出他高超的领导才能和工作艺术，反映出他工作的深入、细致、缜密和富有成效。
1950年7月为更好地开展全县群众性的生产竞赛和创模运动，莒南县委于28日至31日召开了全县生产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安排钮恩升在会上介绍了组织起来搞好生产的经验。
1951年2月19日，山东省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济南召开，莒南县三区何家店村钮恩升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介绍了积极组织变工互助，领导群众生产，使贫穷村变为生产模范村的事迹。
1952年1月，莒南县何家店村钮恩升互助组已成为全地区一个建立早、农业增产显著的典型。在沂水地委、莒南县委工作组指导下，经过从党内到党外的动员、教育，以钮恩升互助组为基础，率先建立起莒南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经社员民主讨论，制订了办社原则和管理章程。县委及时总结了他们的办社经验，指导全县互助合作工作的发展。
旗帜社成立后，当年种楦的7.5亩金皇后玉米， 收获2093公斤，平均亩产279公斤，比本村互助组增产40%，比单干农民增产一倍。莒南县委抓住这一典型事例，组织各区乡干部及部分群众到钮恩升社参观学习，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1953年1月，莒南县委部署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28日，钮恩升等四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杨云等两个互助组积极响应县委号召，向全县合作社、互助组发起“搞好春季和全年生产，实现全年增产计划，迎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挑战竞赛，全县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纷纷响应，出现了你追我赶努力生产的竞赛热潮。
是月，钮恩升出席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被授予“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称号，颁发奖章一枚。
1953年10月，劳动模范钮恩升作为农民代表，参加以贺龙为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于1954年1月慰问归来，在临沂受到地区领导和数万名群众的欢迎。回到莒南后，在县委的组织安排下，钮恩升在全县巡回报告朝鲜战场的所见所闻及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和广泛的影 响。
1953年，钮恩升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全年包工的管理办法。1954年，在包工的基础上，实行包工包产。其作法是：将全社土地划出等级，根据劳动用工量，按每个工日10分，将总用工明细分解到各个生产环节中去，将社内的土地按不同土质，根据种植计划将每种作物落实到地块，逐块地定出产量要求。 包工包产的做法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处罚，把社员劳动的成果和收益结合起来，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1954年12月，莒南县委总结了何家店农业社的做法，在全县推广。
1955年2月，莒南县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钮恩升在会上介绍了搞好包工包产的经验。
1957年1月10日，中共莒南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研究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广旗帜社包工包产的经验，要求全县各区、社都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真正把包工包产的经验学到手，加强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把农业生产推向新高潮。
1957年2月18日，钮恩升出席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荣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22日 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3月8日在山东省第二届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钮恩升任社长的旗帜农业社受到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政府奖励。
1963年2月11日，钮恩升同志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农业生产先进集体代表会议，《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民主办社的何家店大队》的长篇通讯，报道了何家店办社的经验。
俭朴的作风深切的关怀
薛亭同志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工作风格和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关心同志的高尚品质以及那种清廉正直、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给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0年代初，薛亭同志经常到何家店村具体指导工作，他走遍了何家店村的每一块田地、山林和每一处河流、池塘。当时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作为县委书记的薛亭同志，从县城十字路到各区检査指导工作，几十里的路程，都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风尘仆仆、不辞劳苦地奔波。
一个炎热的夏天，薛书记带领秘书检查过几个地方后，骑车走到何家店村时，已是过午一点多钟了， 这时他才感到又渴又饿，于是他决定到钮恩升家吃点饭。钮恩升听说县委书记还没吃饭，马上喊老伴给薛亭书记做饭。老伴把家中仅有的几个鸡蛋拿出来想炒了给薛亭同志吃。薛亭同志马上阻拦，他说：“千万不要麻烦了，有地瓜干煎饼就咸菜疙瘩就足够了。” 钮恩升只得拿出瓜干煎饼，端来一盘咸菜。薛亭同志吃得很香甜，连说：“这就很好，很好。”边吃边和钮恩升谈起村里的工作，吃饭也就成了办公会了。
1958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基层浮夸风盛行。在有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时，钮恩升仍坚持实事求是汇报产量，拒绝浮夸。上级工作组对此极不满意，严厉批评他右倾、保守，要拔他的“白旗”。钮恩升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我是要饭、扎活的出身，从入党那天就下定决心跟党走，难到真是我错了吗？带着许多疑问， 他带上干粮辗转数百里来到郯城，找到时任地委副书记兼郯城县委书记的薛亭。薛书记与他促膝相谈，给了他极大的安慰，钮恩升忍下委屈又积极地投入工作中去。薛书记去地委做工作，使钮恩升免遭被反“右倾”拔“白旗”的噩运。后来，薛亭同志调到地委工作后，多次在会议上表扬钮恩升坚持科学种田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钮恩升的心与党贴得更紧了，干劲更大了，一个心眼把工作做好。
1967年冬，正是何家店村“文革”闹得最厉害的时候，钮恩升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一家人整天提心 吊胆地过日子。当时，同样处在逆境的地委书记薛亭得知后，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把钮恩升接到临沂行署第三招待所保护起来，并安排自己的儿子薛海江专门照顾他，关心得十分周到。在形势有了好转后，薛亭亲自送钮恩升回家。并把身上仅有的20斤粮票和几十元钱交给钮恩升，并再三叮咛要多多保重。
1969年冬，薛亭刚站出来工作不久，他就亲自安排地、县、公社三级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何家店大队，恢复党的组织，让钮恩升重新站出来工作。在这以后的几年里，薛亭时刻关心着何家店大队的建设，关心、惦念着钮恩升。1971年春夏之交，薛亭因病在济南治疗，他不顾自己病未痊愈，前往何家店大队看望钮恩升，问工作有什么阻力和困难，并一再说明：“我虽因病休养，你有困难，我可安排他人帮助解决。”还详细询问了北岭开发等情况，他不顾体弱 一定要上岭看看，并建议松槐套种，搞好绿化，何家店村的干部群众都深受感动。
1975年5月，钮恩升患食道癌，在病重期间，同样患病在青岛治疗的薛亭专门委托夫人萧永华到莒南看望钮恩升。直到年底（12月20日）钮恩升病故，他一直得到薛亭同志的关心爱护。钮恩升的一家至今对薛亭同志怀着无限的感激与怀念之情，何家店村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薛亭同志领导、关怀下走过的那一段光辉历程。(李祥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