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7月21日，薛亭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每当忆起与薛亭同志在一起的岁月，许多往事都如在眼前。抗日战争时期，他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密切联系群众，讲究斗争策略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0年代，他领导郯城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发展生产，创建了涝洼地区的生产模式，他把“反右斗争”、“大跃进”等运动的副作用降到最低限度，这些历史功绩令人难以忘怀。他头脑清醒、处事果断、注重调查、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爱护干部、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至今仍使我感慨万千。
注重工作方法讲究斗争策略
薛亭同志时刻以党性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严格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注重工作方法，讲究斗争策略。
1940年冬天，我16岁参加革命，以后在沭水县委工作（时称临东工委，1941年6月改称沭水县委)。不久，领导上安排我与薛亭同住一间房子。当时，薛亭任县委组织部干事。他像兄长一样，时时处处关心我，体贴我，手把手地教我读书识字，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理论i教给我开展工作的方法，如何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团结群众，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等等。过了一段时间，县委派我到兴云区委任青年干事。临走时，我哭了，我舍不得离开薛亭同志。薛亭说：“小薛，都是革命干部啦，还哭鼻子，像话吗?”我听了赶紧擦干眼泪，与他告别。
1941年3月，县委抽调我参加减租减息试点工作，正好与薛亭编在一个组。我们这组一共四个人，薛亭任组长，在甄家沟村搞减租减息试点。甄家沟村地主甄安洛在沭水一带很有影响，他伪装进步，当上了民主人士，县参议员，暗里却拒不执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县委指示我们：“这次试点，工作要抓紧，要注意工作方法，要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要搞好， 搞成功，取得经验，以指导面上的工作。同志们，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听了以后，认为大地主甄安洛太难对付，我们几个人就向薛亭同志建议给县委打个报告，要求换个别的村试点。薛亭同志说：“不能换。甄安洛人很刁猾，惯耍手腕，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但是，只要我们按照县委的指示去做，深入到群众当中去，扎扎实实地搞好宣传发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他再狡猾，也没用。”
甄家沟共有248户人家，1135 口人，4120亩土地，其中2758亩被大地主甄安洛霸占着，大多数群众都得租种他的土地。除了佃户，他还雇着17个长工。甄安洛对佃户、对雇工、对穷人，又拉又压又打，先是拉拢，拉不过来就用强硬手段压制，再不服输，就彻底打垮你，让你在村里没有立足之地，只有外出逃荒一条路。因此，村里人明里都怕他，暗地里 却恨得牙根痛。
工作组进村后，就住在祠堂里，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一开始，穷苦人不敢接近我们。薛亭就把全村按大街小巷划分成四片，工作组的同志一人包一片。白天下地与群众一起干活，啦家常了解情况；晚上就分头到基本群众家中串连、发动，宣传党和政府减租减息的政策。
不几天，基本群众发动起来了，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他们都敢接近我们，大胆地到工作组里谈情况，控告地主甄安洛欺压剥削穷人的罪行。这时，有的同志就对薛亭说：“组长，基本群众都起来了，可以搞减租减息啦! ”薛亭却冷静地说：“从目前情况来看，群众是发动起来了。但是我们的工作还不够，基础还不稳固，有部分群众对我党和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 只是有个大概了解，顾虑还没有全部打消。下一步，我们的工作还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巩固和扩大成果，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让这部分群众彻底明了、深刻理解我党和政府的政策，把群众全部地、真正地发动起来；第二步，进一步去做长工的宣传发动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来它个里应外合，中心开花……”
一天，大地主甄安洛来到我们住处。一进门，就两手抱拳，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工作同志。工作同志进村这么长时间了，我才听说，太对不起了。 这里房子不行，让工作同志住这里，不像话。这么办吧，我家里有闲房子，都腾出来了，那里宽敞明亮，冬暖夏凉，吃住方便……”说着，甄安洛就要动手搬铺盖。这时，薛亭站起来，摆手制止了他。然后，不动声色地问：
“政府派工作组来这里开展工作，你欢迎吗？”“欢迎，欢迎，我打心眼里欢迎……”
“甄安洛，你是这村的首富，是个大财主，家大业大。政府号召减租减息，给雇工增加工资，你不反对吧？”
“不反对，不反对。政府的政策我明白，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让大家伙都能吃上饭，是好事，我举双手赞成。可我也有难处呀……”
薛亭截住他的话头说：“你赞成政府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政策，很好。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支持我们的工作!”
送走甄安洛，薛亭回到屋里，严肃地对大家说:“甄安洛表面上还是民主人士，县参议员，对待他的态度，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有理、有利、有节，掌握好分寸，不能有丝毫马虎。我们现在就分头下去，抓紧开展工作，赶在地主前头把那部分还有顾虑的群众也真正发动起来。”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工作组带着行李来到甄安洛的家。见到我们，甄安洛先是一愣，紧接着，皮笑肉不笑地说：“欢迎，欢迎，欢迎工作同志住在我们家。就住在东客房里吧!”
薛亭说：“不用。我们就和长工们住在一起吧。”17名长工住在西厢房三间屋里，没有什么铺盖， 就睡在草窝里。我们住进来后，更显得拥挤，这正符合薛亭要我们每人选好对象，通腿睡觉的计划。我们三人各自选好了对象，薛亭就与长工头目葛胜节睡在一铺。就这样，工作组与长工们，同铺住宿，共同劳动，没过几天，大家互相之间有了了解，有了相近的话题，谈话渐渐多起来，只有葛胜节与工作组若即若离，似乎存有戒备心理，还向长工们说过“东家待咱不薄”之类的话。通过进一步调査了解，才知道，原来是地主甄安洛怕长工们闹事，工作组进村后，他就耍起了手腕，对长工们施小恩小惠，特别是对长工头 头葛胜节更是恩威齐下，葛胜节爱吸烟，他就买了几斤好烟叶和一件棉坎肩送给他，还给了一些零花钱， 并威吓说：“这几年我待你们都不薄，谁要是吃里扒外，做对不住人的事，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一天晚上，薛亭决定工作组集体与葛胜节谈话。 开始，葛胜节颇显为难，他说：“东家待我不孬，给我坎肩、烟叶，要是我带头提要求（增加工资)，我就对不起人家了，那是不要良心啦……”
薛亭严肃地说：“你们这些长工，一年到头没白没黑地干活，到头来，房无半间，地无一垅，吃没得吃，穿没得穿，什么原因？这是地主东家剥削造成的。你们流血流汗挣来的粮食、财物，都被地主剥削去了。不是地主养活了你们，是你们养活了地主。没有你们长工、佃户的劳动，就没有地主家的财富。从前地主甄安洛给你东西，那是让你卖命的。现在，在 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斗争的节骨眼儿上，他又给你坎肩、烟叶，这是收买你，想堵你的嘴。”
一番话，说得葛胜节直点头，终于认识到了被剥削、被欺骗的理儿，站起来说：“薛组长，你说我该怎么办？”
薛亭让葛胜节坐下，向他讲明工作组的计划，要他带头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等等，并嘱咐他一定保密。
第二天上午，长工们和工作组一起在甄家沟南岭上働地。中午，地主甄安洛随送饭人一起来到了地头，葛胜节带着大家走到地头说：“东家，到那边松树林里吃吧，那儿凉快。”
众人来到松树林里，里面早放好一张大桌子，上 面有纸、墨、笔、砚和一把算盘，地主甄安洛见了先是一愣，紧接着便缓过神来，皮笑肉不笑地问：“薛组长，这是要干什么？”
薛亭说：“既然你先问我，那好吧，我就来个开门见山。”说完，薛亭吆喝了一声：“都来吧。”只见三百人。
薛亭见人来齐了，说：“大家坐在地上吧。现在 开会。”接着，薛亭就向群众讲明了党和政府实行减 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政策和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赶走日本鬼子的意义和作用，然后直截了当地问：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号召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大家伙同意不同意？拥护不拥护?”树林里响起一阵滚雷： “同意！拥护！”
薛亭转身问：“甄安洛，你同意不同意?”
甄安洛这时头上冒出了冷汗，两腿发抖，赶忙回 答：“政府的政策，我没说不同意呀?”
葛胜节马上站起来说：“你没说不同意？那你为 什么还暗里给我坎肩、烟叶收买我，堵我的嘴？你为 什么还吓唬说，谁要是吃里扒外，做对不住人的事， 你就不客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甄安洛没想到葛胜节会站出来说话。在葛胜节一 连串的质问下，他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只是浑身颤 抖，像筛糠一样。停了一会，见大家都在等他回话， 就说：“我收买葛胜节错了，也不该说大话吓唬人。 政府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政策我拥护，我执行。” “共产党万岁！”
“拥护人民政府！”
树林子里响起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记账的，打算盘的，好一阵忙活，全村共减租 2.45万斤，减息630元，增加工资430元。到下午2 点钟左右，甄家沟村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大会胜利结
束。
不久，沭水县委、县政府及时总结推广了甄家沟 村先发动外围群众，然后实施中心开花的经验，全县迅速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的热潮。
一切经过调查实行正确决策
薛亭同志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事情、问 题，必须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再拿出解决的方法与措 施。他要求干部做的，自己首先保证做到，身体力 行，率先垂范。
1957年1月，薛亭同志任中共临沂地委副书记 兼任郯城县委书记，同年7月返回地委。在这两年半 的时间里，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工作重点，特别是在“反右”、“大跃进”运动 中，他头脑清醒，处事果断，不仅把运动的副作用降 到最低限度，而且还把郯城县的农业生产向前推进了 一大步，既保障了群众的生活，也增加了对国家的贡 献。他当时所实施的一系列农业生产发展措施，对后 来郯城县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
郯城县位于临沂地区南部，耕地面积117.5万 亩，其中一半以上涝洼地经常遭受水灾，加上生产条 件和生产技术落后，建国初期全县粮食总产只有2亿 斤左右，平均亩产不足200斤，是山东省11个低产 落后县份之一。
薛亭同志来到郯城以后，为了彻底改变这一贫穷落后面貌，首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深入下去搞调査研 究。他都是骑车下乡，车后座捆着铺盖，到一个公 社，一住就是十多天，直到把问题搞清楚了，再换地 方。除了开会，很少回县城。每次下乡都是轻车简 从，只带两三名农业技术干部。到一个公社，先听公 社领导汇报，掌握总的情况，然后带着农业技术干部 到有关村队住下，从来不住公社机关。他生活俭朴， 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村队干部和社员群众都愿意和 他交谈，向他说心里话。他胃不好，但从不要求特殊 照顾，一日三餐，最多吃碗面条就行。与群众的关系 十分融洽。社员们没有一个叫他薛书记的，都亲切地 喊他“老薛”。至今，郯城县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谈 起他来，都还是说：“老薛”当年在俺队里怎么怎么 样。
薛亭在短时间内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掌握了 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回来后向县委作了全面汇报，经 过反复讨论研究，县委一班人统一思想后，即在全县 范围内推行四大增产措施：第一，抓了四改造，即改 造厕所、猪圈、牛栏、鸡舍，实行科学积肥；第二， 深翻改土，治理涝洼；第三，扩大高产作物玉米、地 瓜等的种植面积；第四，大力推广优良品种。
对粘土涝洼地的改造，县委提出了分为两步走的 具体方案：第一步，先搞农田基本建设，在涝洼地带挖台田、条田。1957年秋收刚刚结束，县委先在马 站公社1.5万亩涝洼地搞了试点，培养成为典型，然 后充分利用农闲，组织社员群众学习典型经验，搞大 台田。台田沟宽3米，深1米，每块台田宽360米， 长1000米，同时开挖4条排灌渠道，每天都有数万 人上阵。经过一个冬天的艰苦奋战，到1958年初春， 全县共整修台田、条田8.31万亩，后经3年的努力， 共整修台田、条田38.18万亩。4条排灌渠道也同时 竣工。薛亭为4条排灌渠道分别命名为“万紫千红”、 “万马奔腾”、“万众一心”和“万象更新”。
第二步，实行“稻改”。县委提出了“学江南、 赶江南，产量超江南”的口号，大力发展水稻生产。 薛亭经过调查发现，虽是粘土涝洼地常闹水灾，但真 正能用来种水稻的水资源有限，只能种植水稻2万亩 左右。1958年，县委决定全县种植水稻2万亩、旱 稻6万亩，以后随着水利条件的不断改善再逐年扩大 种植面积。
薛亭十分关心稻改工作，经常带着几个农业技术 干部到有稻改任务的社队察看，仔细询问水稻育苗、 稻田整修情况，要求技术员严格把住技术关口。插秧 季节，他骑车到各社队察看插秧情况，了解插秧进 度；并绾起裤腿，下田插秧。对于稻田管理，什么时 候施肥，肥量大小，什么时候灭虫，用药物多少，何时饶水，何时排水，他都一一过问，从不放过任何一 个细节。 、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水稻喜获丰收，亩产 600斤，旱稻也取得亩产140余斤的好收成，总产稻 谷24万斤，在郯城历史上，首次突破亩产粮食300 斤大关。临沂地委在郯城县召开现场会，推广稻改经 验。
发展水稻生产，确实是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达 到粮食自给有余的一条新路子，但是，发展水稻生 产，必须有充足的水源，郯城水资源奇缺，怎么办？ 经过实地勘察，调查研究，薛亭在县委工作会议上， 提出修建李庄引河工程和马头引河工程，变水害为水 利，为发展水稻生产创造条件。经过一个冬春的奋 战，李庄、马头两处引河工程竣工。同时，灌溉渠道 也修整完毕。1959年，栽种水稻12万亩，亩产达 700斤，并创造了 1000亩亩产稻谷1000斤的典型， 总产8400万斤。
兴修水利，发展水稻生产，使郯城人民尝到了甜 头。在以后的几年里，郯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力 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先后开挖、疏浚华大排水沟、五 里河排水沟、陈十排水沟、幸福河、柳沟河、浪青河 等19条河沟，全长230公里，救出涝洼地53万亩; 兴建李墨干渠、马头闸东西干渠、尧上引水干渠、归义拦河坝等14条排灌干渠，全长265公里。到1966 年，全县栽种水稻已发展到30.67万亩。同时解决了 水稻腾茬晚，与小麦播种争茬的矛盾。在水稻收割 前，先施足底肥，将麦种均匀地撒播在稻田里，然后 套种上豌豆。翌年春天，豆麦同时扬花，万顷麦田， 白绿相间，煞是好看，薛亭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风 搅雪”。这一年粮食总产突破了 3亿斤大关，彻底甩 掉了缺粮县的帽子。
1958至1960年3年，郯城县共向国家缴售粮食 30110万斤，平均每年上缴1亿斤以上，比1955至 1957年3年缴粮总数还多1.995亿斤，平均每年增 缴粮食3665万斤。城关区英庄公社（区下设的小公 社，相当于管理区），共有耕地1.2万亩，过去粮食 总产不足150万斤。1964年，种水稻9000亩，平均 亩产500斤，总产450万斤。当时，城关区有10个 小公社，秋粮征购任务为200万斤，英庄这个仅占全 区十分之一的小公社，一次缴售稻谷220万斤，比全 区秋粮征购任务还多20万斤。其中，英庄大队334 口人，种水稻900亩，总产稻谷55万斤，一次缴售 给国家36万斤，平均每人缴售1077斤，成为临沂地 区向国家缴售粮食人均数量最多的大队。
薛亭同志在郯城县创造的改造涝洼、实行稻改的 成功经验，不仅使本县获得了空前丰收，而且还推广到外县、外地区。1964年冬，郯城县委副书记崔德 久调任鱼台县委副书记。当时，鱼台县有74万亩耕 地，25万人口，从1957至1964年连续8年受灾， 灾重年份，粮食总产仅3000万斤，灾轻年头，总产7000万斤，一般年景总产不超过5000万斤，人民群众的生活要靠国家供应，常年有三四万人流浪外地。 崔德久到任后，全面推行郯城的经验，充分发动群众，大力改种水稻，郯城县也派出农业技术干部管新野等和几十名农民技术员去鱼台，帮助改制工作。1965年，鱼台县栽种水稻22万亩，人均接近1亩稻田，总产达到2.5亿斤，与正常年份相比，总产量翻了五番，受到山东省委、省政府的表彰。
随着稻改的成功，水利建设的发展，郯城人民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看到沟河和干渠里的流水，薛亭又提出发展经济，搞淡水养鱼，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措施。他叫县委向省委写了报告，省农业厅拨专款28万元予以支持。县委即发动群众，在城关十里铺村至白马河北岸开挖鱼塘680 亩，喂养了长江鱼，池岸栽上了青桐和桑树，用桑叶养蚕、蚕粪喂鱼，良性循环。修建鱼塘共开支48万元，当年就收回成本，卖成鱼和鱼苗共收入78万元。当时，到郯城县淡水养殖场购买鱼苗的达9个县。临 沂地委在郯城召开了淡水养殖现场会，号召全区搞淡水养鱼，苍山、临沂、莒县等7个县搞起了淡水养殖。郯城县率先发展淡水养殖这一新的举措，又获得了成功，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与表扬。
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党性原则
薛亭同志头脑清醒，处事果断。对中央、省、地领导的指示精神，他总是联系工作实际，对照党和人民的利益，找出自己工作的路子，从不急功近利，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充分展现出一位领导干部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高度统一起来的崇高风范和党性原则。
薛亭同志来郯城上任时，正赶上郯城“闹社”风潮迭起，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全区来说是数一数二的。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薛亭同志带领县委一班人，没有采取强硬措施，更没有采用武力去镇压群众，而是依据党的政策，冷静地分析形势，耐心地开导县、社、村各级领导干部。他说：“群众的过激情绪，正好说明我们没能严格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工作，没把工作做好，群众有意见。过去，我们的工作，有失误，群众不满意，县委、县政府是有责任的，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承认错误，公开向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广大人民群众道歉。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了，生产上去了，人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钱花，是不会故闹事的。我相信，广大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然后，他把县、社两级党政干部编成若干工作队，分赴各社队去做说服、动员工作，并代表县委、 县政府向人民群众道歉。接着，薛亭与县委一班人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及时处理和纠正了基层组织一切不符合实际的规定，全县上下很快掀起了农业生产的高潮，群众情绪很快平稳下来，集中精力抓生产、搞建设，农村形势得以稳定。
“大跃进”运动中，各地刮起一股“共产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等。郯城的部分干部受其影响，随波逐流，脱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搞起了“五风”。面对汹涌而来的“五风”，薛亭心情沉重，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应该想方设法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一天，城关区委书记徐贞芳找到薛亭汇报：县委农工部的一名干事, 到城关区搞试点，把村里原有的生产队打乱，重新编成班、排、连，说是要过“军事化”的生活，共产主义就要到来，搞得人心大乱，家家杀鸡宰羊，砸盆打碗，不当日子过了。怎么办？薛亭沉思一阵后果断地对徐贞芳说：“你先告诉他，赶快停下来。”
全国全省的“五风”越刮越凶。薛亭明白，硬顶是不行的，任其刮下去，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要遭受巨大损失，怎么办？他便深入到基层、到群众中去找解决的答案。一天，薛亭与徐贞芳来到了杨楼村头一棵大杨树底下，看到这里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床、柜、橱、缸、盆、锅、鏊子等，其中部分是新的，大部分都有七八成新，多好的家具呀，眼看就要毁掉！薛亭 思考了一会儿，以商量的语气问：“老徐，你看看怎么办好? ”徐贞芳正心痛这些家具，苦于没有办法，没有回答。薛亭见老徐没吱声，就说：“老徐，我看这样吧，把新的，能用的，全都抬回去，将那些破的旧的，不能用的，放在这里，还可以再抬一些不能用的东西来，凑个数吧! ”徐贞芳两手一拍说:“好， 薛书记，我就等你这句话了！”说完忙派人通知群众把能用的家具抬回去。来到田间，见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薛亭很高兴，问：“老徐，人家都放卫星，你是怎么搞的？”“我放不出来”，徐贞芳老实地回答。 薛亭指着一块长势很好的地瓜问：“你来估产，你看这块地瓜，亩产能有多少?”“3000斤左右。” “上报数字是多少?”“人家给放了卫星了，说是4万斤。” “这块荞麦不错，估计亩产能有多少?”“200至300 斤。”“上报了多少?”“也给放卫星了，900斤。”薛亭听后，笑了笑，说：“你们看着报吧，只是不要把 老天吹个大窟窿！”薛亭语重心长地说：“不能那样报，那样报大数，老百姓会不满意的。”
“大炼钢铁”运动来势很猛，各单位都分了指标。 郯城县农业局分配的任务是建两座炼铁炉，日产生铁20吨。我当时是农业局长，对农业局搞炼钢铁的事想不通。局里的干部都是搞农业技术的，指导农业生产行，炼钢铁谁也不懂，这任务完成不了。正愁得没法时，薛亭为稻改的事来到农业局，我急忙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薛亭说：“你只管抓农业生产，农业搞好了，生产上去了，老百姓能吃上饭，你就完成任务了，别的，没你的事。”
就这样，薛亭抓住农业生产不放，不跟着别人瞎起哄。他没有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冲昏头脑，而是清醒果断地处理好“运动”与生产的关系，紧紧抓住农业生产不放，把“五风”的危害降到了最低点，保留下了发展生产的基础，从而促进了后来若干年郯城县农业生产的连续发展。他常说：“说大话，说空话的，没作为。”也就是全国大刮“五风”的 1958年，郯城县在搞好肥料生产和稻改工作的基础上，还抓了地蛋、地瓜和玉米这三大高产作物的生产种植，全年粮食亩产380斤，同时，以种促收，播种小麦70万亩，均创历史最高水平。薛亭同志对待工作是这样，对待干部也是在政治上关心、爱护，在生活上体贴、照顾，不论是身边的干部，还是处在基层的干部，他从不轻易批评，如有什么错误，或是思想上有什么疙瘩，他一趟不行，就跑两趟，甚至三趟、四趟，亲自到你的工作单位或住处，与你促膝谈心，讲明道理，耐心地说服开导，直到你承认错误或解开了思想疙瘩为止。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政治上的问题，他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从不上推下卸，不让下级为难。1958年郯城首次发展水稻成功，在全区现场会上，地委主要领导肯定了成功的经验，又严厉批评郯城县委思想保守、落后于形势，只发展了 8万亩水稻，离地委发展20万亩水稻的要求，距离太远。工作有了成绩，还挨批评，郯城县各级干部都有不满情绪，有的还说怪话，发牢骚。薛亭同志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稻改成功，挨了批评，同志们有意见。这个问题，责任在我。我们当时种稻8万 亩，其中只有2万亩是水稻，这也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再多浇不上水，就要减产。地委领导批评郯城，主要是批评的我，责任我承担，检讨我来写，与大家没有关系，你们只管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在一次鸣放会议上，一位公社党委书记发言时态度不冷静，言词过激，薛亭马上提醒他要注意批评态度和方法。那位同志立刻停止了发言，会后又主动承认错误，并在另一次会议上公开检讨，终于幸免，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马站公社立朝村党支部书记刘善祥，1943年入党，1944年就任村支部书记，工作积极能干，1956年被评为全 国劳动模范。反右时，因为说了一句错话就被开除党籍，撤销支部书记职务，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薛亭了解情况后，顶住压力，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于1958年秋，亲自召集会议研究决定为刘善祥.恢复党籍和支部书记职务。反右斗争，各地普遍犯有扩大化的错误，但郯城县戴右派帽子的人在临沂地区是最少的。就是这很少戴了帽子的人，也很快得到甄别、平反，摘掉了右派帽子。这与薛亭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关心爱护干部的作风是分不开的。
薛亭同志在干部问题上不搞“极左”，这是与他一贯地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科技人员的思想方法是分不开的。他任郯城县委书记期间，不论是下乡调查，到基层检查工作，还是上省、地委开会汇报工作，他总是带着几个有关方面的科技人员。对科技人员的建设性建议，他大都能采纳，经县委同意，贯彻执行。他和县委所作出的改造涝洼地、实行稻改、兴修水利、扩种高产作物、马陵山区水土保持等一系列正确决策，都是来自于群众，来自于实践，来自于对知识、对科技人才的尊重，来自于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他的这种高尚品格和光彩照人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本文作者曾任郯城县农业局长、临沭县副县长 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