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薛亭政委早就认识。1951年，他当莒南县长时，才27岁，在我的家乡一带很出名。我那时18 岁，从心底里佩服他。他原来不姓薛，姓毕，听说是抗日战争时期，做地下工作，敌人要拿大洋买他的人头，他才改名换姓叫薛亭。
1957年初，薛政委兼任郯城县委书记，组织上安排我跟着他当公务员，我心里当然高兴。薛政委来郯城，当时正是“闹社”最厉害的时候，他和县委的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分析解决了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矛盾，刹住了“闹社”风，维护了社会安定。形势刚一好转，又来了“反右倾”、“大跃进”、“刮五风”，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薛政委全心扑在工作上，尽最大努力抵制一些“左”的做法。为了摸清社情、村情，他一直深入到农村最基层，听群众想的什么，看群众做的什么，然后根据党的政策加以引导，制定出符合郯城实际的具体措施。两年半的时间，他的足迹印遍了郯城大地，他为改变郯城的贫困面貌，为了使郯城百姓过上好日子操碎了心。这一切，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永生难忘。
一
记得薛政委刚来的第二天，我美滋滋地从县委办公室里推来了两辆崭新的大国防牌自行车，这就是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的“专车”，另一辆则是我的。
从那以后，薛政委除了到上面出发和开会，其余时间天天骑着“专车”在下面转，或者在地头上和群众一边干活，一边交谈；或者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看看家里有没有粮食，锅里做的是什么饭，床上铺盖的是什么。他善于做农村工作，群众见了他，啦不完的呱，舍不得他走。那时郯城县好大，包括临沭南四区都归属郯城，到观堂、石门、大兴区，一趟就要走一百三四十里路，从马陵山里一直50白马河畔、沂沭 河两岸。我认真地回忆了一下，当时郯城一千五百多个村庄，我们全走到了，连白马河北边有个叫鸭子汪的小村，仅有几户人家，我们也没漏掉。
到乡里出发，没有招待所，有时住在区政府办公室，有时住在老百姓家里，有两张床，就一人一张，有一张床就两人通腿，没有床就搭个地铺。为了轻便，两个人合带一套行李。干粮都是自带，一般是几个煎饼、咸菜和大葱，饿了就拿出自己的干粮，向老百姓要两碗白开水，吃饭就是这样简单。有时因为住得时间长，需要在老百姓家里吃饭，不准吃好的，谁 家穷，住在谁家，粮票饭钱一分不少。饱一顿饥一顿是经常的事，薛政委的胃病就是那样落下的。
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们上北四区，走过九道弯时，听说大岱家受了灾，薛政委决定马上赶到那边去。平时只要出发，我都是先备足干粮，这回来不及了。我们急匆匆地蹬上车子就走，几十里路下去了， 已经到了晌午。我饿得饥肠碌碌，心里一阵阵发慌。 走到沭河大坝上，实在是走不动了，薛政委不住地鼓励我再坚持一会，其实他和我一样，硬撑就是了。我 见前面有块地，灵机一动，说：“薛政委，你先歇 一歇，我去去就来。”薛政委点了点头，停下车子。 我跑到菜地里，和正在干活的一位老乡说了一声，拔 了一棵小白菜，揪去菜根，顾不得脏净就朝嘴里填，别说，就觉得那味道特别鲜，我又拔了两棵，摔掉泥，回到大坝，我说：“快尝一尝上等美味。”薛政委接过一棵，边吃边笑：“嗯，真是味道不错，比水饺还好吃。”就凭着肚子里装了两棵小白菜，我们又走了二十多里，才到了店头区政府。后来，薛政委离开郯城，我去看望他，提起那次“白菜宴”，忍不住都哈哈大笑。伙房的炊事员知道薛政委的胃不好，特意给下了一碗面条，薛政委没舍得都喝，拿过一只碗，顺手倒给我一半。他经常这祥，你不吃他是不愿意的。
吃过饭，接着我们就到村里去查看灾情，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紧张的白天过去了，晚上还要开会，薛政委提议抄近道返回县城。我们沿着沭河走，来到一 座水闸前，薛政委说：“就顺着这里过去吧。”水闸很窄，薛政委坚持他先过，让我在岸这边等着，他小心翼翼地推着自行车走在不到一米宽长满了青苔的水闸上。我十分紧张地看着他，走到河中央，突然见他脚下一滑，连人带车掉进几人深的水里，我急坏了，刚要跳下去救他，只见他从水里露出头，摆了摆手，叫我放心。幸亏他会水，不然太危险了。费了不少事，我们才把自行车弄上来。轮到我过河时，他嘱咐用绳子绑上，他在河这头牵着，还告诉我要接受他的教训，一定把青苔用脚清除掉再向前走，我平安地过了河。望着全身湿透了的薛政委，我心里很惭愧，第一个过河的应该是我呀。已近黄昏，初春的冷风阵阵吹来，我冻得直打哆嗦，薛政委笑着对我说：“冷了是吧？好办。来，骑上车子使劲跑。”果然一会儿跑出汗来。
薛政委像兄长一样关心帮助我，我们经常一路走一路啦。我文化程度低，他非要我坚持写日记不可，说这样逼着你学习，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以大老粗自居，没有文化怎么能干好工作。在他的督促指教下，我写了满满三个笔记本，上面记着，哪天到哪里，住在哪里，干什么事。也有点小体会、小感想。 薛政委有时还检查检查，他曾意味深长地说：“记好了，以后可以整理出来，写成个小说或者小故事。” 可惜的是这几个本子“文革”中被抄走了。
薛政委走坐都想着工作，天天在山路、泥路上跑，车子坏了又修，修了又坏，待他调回临沂工作时，第二辆自行车也已经摔打得不能骑了。我粗算了一下，那已是四万多里的路程啊！
二
1957年7月，郯城县连降暴雨，沂、沭河水暴涨。汛情非常严重，薛政委心急如焚，带着我冒着倾盆大雨向重坊区赶去。当时平地水已经到了腰部，自行车都推不动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徒步继续前进。最深的地方水淹到脖子，我们赶到沂河东大坝，坝下已经是一片汪洋，水面上不断漂过麦草、树枝和淹死的牲畜，坝上挤满了人。远处不断传来房子的倒塌声，雷声、雨声、人们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大家一听说县委书记来了，像见到了救星，呼啦一下子围上来。看到群众一张张由绝望转为期盼的脸，薛政委落了泪，他把自己的席角帽戴在被困老人的头上，雨衣披在被困老人的身上，自己光着头淋在雨中。他大声安慰大家不要惊慌，要听指挥，我们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嗓子都喊哑了。群众安定下来，从薛政委坚定的目光里，大家看到了希望。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桑庄段堤坝被冲开了八十多米宽的口子，洪水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滚滚而来，情况非常危急。我真的害怕了，劝道：“薛政委，我们快离开这里吧，太危险了。”他十分严厉地对我说：“有我们在，就有群众在，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薛政委站在最前面指挥群众转移，丝毫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我们和群众一起，饿了吃几口生麦子，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一直坚持到解放军派来了汽艇解救和输送被困人员， 我们才撤离。到这时，薛政委已是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在紧急关头，薛政委一心想着人民群众，临危不惧，给我上了人生的一课。
三
开始薛政委的家没有搬来郯城，有一年多时间我和他吃住在一起，工资由我领和保管，他从来不问。按当时的规定，他那级领导干部粮食供应都是细粮 (大米、白面)，另外每月特供一斤食油，他从来不让买，下去出发，带的就是食堂烙的高粱煎饼。有一次，我把他一年的供应食油从食堂里打出来，打了 12斤，想给他捎回家去。薛政委知道了，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很委屈，我说这是你应该享受的嘛，我也交了钱了。薛政委耐心地给我解释：“同志们一个月只供应四两油，哪里够吃的？把这些油送回食堂去，让大家吃了算了。”每次出发，薛政委都是坚持不吃小灶，不让炒菜，叮咛我交足粮票和饭钱。他交了很多农民朋友、联系户、村干部，经常辛找他啦啦情况，碰到开饭时，我负责打饭给他们吃，饭钱当然还是薛政委包了，包括我的生活费，也在薛政委的账里。
薛政委的失眠症很严重，经常整宿地不睡觉，1958年大跃进时更厉害了。忙得吃不好，睡不好。我见他非常痛苦，仍坚持工作，就到处为他求医找药。有一次，找了马头镇的一个中医，配了一付叫蒙石滚汤丸的中药，用土话说是治邪病的，试着治失眠，真是有病乱求医。结果不知是一次吃多了，还是中了毒，他吃了以后昏迷不醒，不能动了。开始我很高兴，以为起了作用，后来一看不对头，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吓哭了。公安局长带人来下了我的枪， 非要处理我不可。薛政委被抢救过来以后说，这哪能怨他呀！有一次，他又是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好，在县委礼堂作报告时，讲着讲着，一头扑在讲台上，不省人事，头被暖水壶碰了个大疙瘩。还有一次，开农业现场会，他晕倒在田间地头上。医生说，这是疲劳过度所致，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但他除了失眠熬眼熬急了，向我要安眠药外，从来也没有认真检查过身体。他累得休克，我亲眼看到的就有四次。大家都感到心疼啊，我说你这个拼命法，就是个铁人也不撑 呀！
四
薛政委平时很随和，熟悉他的人都愿意和他啦心里话。有时吃过饭后，他也喜欢到篮球场上和同志们一起打打球，只是从来不会打牌下棋。
正因为他没有架子，我们才敢和他啦真话。1958 年大炼钢铁，郯城没有矿石，上级叫到苍山县境内炼。听说要到苍山，我向薛政委讲：半年没回家了，想请假回去看一看。他给了我三天假。那年郯城大丰收，由于县委很务实，没糟蹋多少粮食。我的家乡就不行了，回家一看，门窗都没了，床也抬走了，家里一点粮食也没有，连做饭的锅也不见了。家里人呢， 不知道都上了哪里。听说这里吃大食堂，床腿、柜子做了木轨道，人都炼钢铁去了。回到郯城，我心里很不痛快。第二天，我们坐地委的车一起去苍山考察。
一路上，我忍不住就与薛政委啦起来，我说：“共产党什么都好，就这条不好。炼什么钢铁？把人家老百姓的门窗家什都搬走了，做饭的锅也不留，这不是糟蹋老百姓吗？”我越啦越来气，望着车外苍山那边一座座小高炉，我冲着他发泄不满，“这不都是你们叫干的吗？你们炼的钢铁在哪里?”薛政委笑着说：“咱们郯城不是还没炼吗？”我说：“脱不了也得走这条路。”薛政委看了我一眼说：“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在外边不能乱讲。”我上了那个拗劲，还是不服：“这不是事实吗？ ”谁知我这可是惹了大祸，当时这都是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行。我的话被同车的其他人听到了， 又见我同县委书记争辩，再加上这条罪就是攻击党的领导。第二天薛政委去北京开会，我刚把他送走，回来就让我上了学习班，批判了我16天，我一直不认错，说我态度不端正，一上纲，问题越来越严重，直到薛政委开会回来还没放我出来。薛政委见我没去送开水，一问才知道我进了学习班。薛政委对县委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说：“学荣同志只不过向我反映了些情况，为什么要整他呢？快把他叫来，我要出发。”这样才放我出来。我跟他一起出发。到了路上见没有人，我委屈地哭起来，薛政委安慰我说：“你说得都是实话，但是不该说的时候，就是不能说。”是薛政委保护了我。后来，郯城县“五风”刮得最轻，大炼钢铁造成的损失也比其他地方轻，薛政委保护和解脱了不少同志，大家啦起来，至今记忆犹新。
五
薛政委关心群众，爱护同志，可谓有口皆碑。 1957年冬，我不小心被疯狗咬伤了，先于我被咬伤的三人已死亡。薛政委得知后，比自己的亲属得病还着急，立即安排人去济南为我买药，谁知下了很大的雪，车辆不通，他又派公安局的同志连夜骑着马上了济南。两天后赶回来，由于药物治疗及时，打了三个月的针，我才得幸免一死。薛政委调回临沂地委工作 后，仍牵挂着我的身体。这时我又得了病，开始说是水肿病，结果越治越厉害，眼看着就是不行了。薛政委派车来把我拉到临沂医院检查，已经是肾炎后期，他一面鼓励我要有信心，抓紧治，一面亲自写了信叫我上济南找两位著名的老中医看病，还嘱咐我不要开刀，用中医治。我在济南住了半年院，多亏了薛政委的关照，医院治疗非常上心，基本上治好了。医生要求3年内不能吃盐，可以吃一种叫秋石的矿物质，味道和盐一样，这种石头产在大西北，上哪儿去找？我可难为坏了。又是薛政委千方百计地到处打听，最后通过北京他的老战友帮助联系，买了五块，大部分交给我，他家里留了一小块。我经常到临沂查病，每次我到他家，吃饭时，就单独给我放上点，一直供应我吃了三年。他为我操了多少心，就是自己的亲父母、 亲兄弟又能怎样。
两年半的朝夕相处，我和薛政委情同手足。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兄长加首长。我永远忘不了他站在齐腰深的洪水里，拉着我的手，自己走在最前头•，我忘不了，寒冬深夜，他把自己的棉大衣、棉被盖在我身上，自己却彻夜不眠地工作；我忘不了，他常说的那句话，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多吃苦多吃亏，真心实意的为群众服务，什么时候也不能搞特殊，搞特殊就会脱离群众。我常想，也常对儿女讲，一个称职的人民公仆就应该像薛政委那样。
(本文作者曾任临沭县夏庄镇派出所所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