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我就和薛亭同志认识。经过几次接触后，他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艰苦朴素，平易 近人，拚命工作。他调到临沂地委任地委副书记、书 记时，那时我是地区农业局副局长，又是地委生产办 公室的主任。由于那时候各级党委都把农村和农业生 产工作怍为中心任务来抓，薛亭同志下县、下乡察看 工作，搞调査研究时，多是叫我跟他一起去，开会、 座谈、看现场以及吃饭、住宿都在一起。因此，几十 年我与他一起工作、生活的经历，使我们结下了深厚 的革命情谊。在他积劳成疾去世后，噩耗传来，我万 分悲痛，并在讣告书上对薛亭同志的一生写下了这样 四句话：为革命呕心沥血，为人民鞠躬尽瘁，为工作 一身正气，为党纪两袖清风。
薛亭同志在临沂地区战斗和工作了三十多年，他对全区人民所做的贡献，是永远写不完的。下面，我仅就他在临沂地区实行稻改初期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说一说他对党、对人民的一腔热血，一片赤诚，一种拚命干革命的忘我奉献精神。
临沂地区北部群山连绵，南部地势低洼，中有沂、沭两条大河南北贯穿。全区1500多万亩耕地，山丘占62.7%，平原、涝洼占37.3%。涝洼地共有 217万亩，主要分布在南部临（沂）、郯（城）、苍 (山）境内，历来有洪水走廊之称。实行稻改以前，这些土地主要种植高粱、玉米、大豆，基本上是十年九淹，大涝大灾，小涝小灾，一般年景亩产百斤左右，大涝之年绝产或基本绝产。因此，如何根治涝洼，彻底改变这里的生产条件，就成为各级党政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7年，薛亭同志先是兼任郯城县委书记，后 回地委任临沂地委副书记，分管农业。他把自己的工作目标集中到北部大搞治山治水、南部大搞治理涝洼上来，决心带领全区人民艰苦奋斗，彻底战胜穷山恶水，改变自然面貌。为了解决水涝问题，他经过长期下村蹲点和深入调査研究，在思想上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思路，这就是：要彻底解决全区二百多万亩大面积 的涝洼问题，除了疏浚河道、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解决外洪内涝以外，更为重要的一条出路是从改革种植制度上入手，改种耐涝作物、旱田改水田。接着，他便亲自在郯城县采莲湖和临沂县大塘崖搞了小面积试种水稻的试验。成功后，经过科学论证、反复比较，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
1958年春天，薛亭同志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和在典型试验的基础上，在一次地委常委会议上，作了一个有根有据、从理论到实践的关于实行稻改的报告，并提出“学江南，赶江南，要叫临沂变江南”的口号。地委常委们经过认真讨论，对他的报告一致通过，决定立即召开有关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地委这一决定。之后，各县各级进行了层层思想发动，认真贯彻落实，当年共种水稻14万亩。为了解决种植技术问题，地委确定由一名地区农业局局长带队，从有关县抽调100名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基层干部和农民青壮年，前往江苏扬州、镇江学习水稻栽培技术，又从扬州请来一位水稻专家和50名技术能手，来我种稻地区担任栽培技术员。于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稻改热潮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然而，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这年春天大片稻田插秧以后不久，由于水源不足，一部分稻田秧苗开始萎蔫发黄，有的逐渐枯死。这时，一些本来对种稻就持怀疑态度或思想不通的人，便借机大作文章，说什么这是标新立异，违背客观规律，犯了劳民伤财的大错误。个别人甚至说这是薛亭为了出风头，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进行恶意中伤。还有的竟写上告信，无限上纲，夸大其词，一时大有黑云压城之势。薛亭同志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处境十分困难。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是从个人利益出发，顺水推舟，就此作罢，检查认错，重走老路；二是从群众的长远利益出发，顶风冒险下大力气，找出问题的症结，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坚持下去继续前进。经过反复思考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以党的利益和群众 利益高于一切，置个人得失于不顾，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薛亭同志本来就长期患有严重的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病，往常上山下乡时经常犯病，带病工作已成家常便饭。这时由于任务急，压力大，又急又累，胃病更是越来越重了。他强忍着剧烈疼痛，捂着肚子，三下郯城、四去临沂乡村访老农问专家，深入田间地块，实地察看，耐心听取群众反映，掌握第一手材料。同时，还请地委副书记张学伟同志和生产办公室的领导以及农业局的负责同志分别下去全面调査。经多方论证，反复研究，终于弄清最关键的一条原因，那就是水源问题。实践证明，凡是能浇上水的稻田，生长得都很旺盛，凡是浇不上水的稻田，地面干裂，稻苗发黄甚至枯死。于是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条明确而又坚定的措施，就是千方百计，下最大决心，挖掘水源，并提出能保一亩是一亩，多浇一分是一分！
也就在准备集中领导力量下去发动群众挖掘水源、浇灌保苗的时候，薛亭同志胃病突然发作，大口吐血，同志们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去治疗。住院期间，他躺在病床上，还是查原因，想办法，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挽救危局。为了尽快解决水源问题，他向张学伟书记说：“我是不能下去了，只好请您带领生产办公室的单子明同志和水利局的高培南工程师到沿河大闸查看一下，下决心把沿河搞的拦河闸坝，统统去掉，放水南下以救燃眉之急。”
当天，张学伟同志带领上述人员驱车先到汤河大闸，一看，果然水库放出的水，被全部拦截放入汤河，于是张学伟书记立即把公社书记和闸管所的同志找来，说明稻田缺水迫在眉睫，必须舍小局、顾大局开闸放水。到会同志当场虽然勉强接受，但开始放水时，由于基层干部存有本位主义思想，想留一部分水浇本公社的其他庄稼，闸门只打开一半，水量很小。 张学伟书记发现以后，便现场召开会议，说明道理，讲清利害，闸门必须全部打开。会后，张学伟书记为了保证下游稻田尽可能多地得到灌溉，不再发生截流问题，他不顾自己血压高、头发晕的病痛，坐在闸上进行具体监督和指导。就这样几十个流量的大水顺着河道缓缓地流到稻田里，不几天凡是浇上水的地块稻苗一片葱绿。这时人们的心情真是难以用文字形容，薛亭同志病情尚未痊愈即出院，匆匆赶往稻田察看，欣喜异常。
在薛亭、张学伟等地委领导同志的决心和带头行动鼓舞下，各有关县、社负责人也都纷纷下到基层，挖掘一切水源，利用自流、井灌、肩挑、人抬、车拉等办法，抗旱保苗。经过上下齐心努力，全区14万 亩水稻有9万亩秋后获得了大丰收，只有5万亩由于确实无水，及时地改种了其他旱地作物。到秋收时，这9万亩水稻平均亩产400斤，大大超过其他旱地作物的单产。秋收前，地委在稻田集中的社、队召开了县委书记和地直各单位负责人现场会，进行评比总结。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亲自前来临沂进行视察，对临沂地区的稻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薛亭同志就是以这样惊人的毅力和顽强不懈、坚軔不拔的拚搏精神以及为了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得失的高贵品质，用自己的血汗，开创了临沂地区实行稻改的新局面。为临沂地区的治涝稻改，改变临沂地区面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继1958年全区人民战胜了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3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恢复到14.3万亩，平均亩产400 〜500斤。1964年，随着大规模农田水利灌溉配套工程的兴建，全区水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91万亩，平均亩产400斤，总产3.6亿斤，比高粱、玉米、大豆等旱地作物平均亩产一百四五十斤增产二百五六十 斤，从而有不少社、队一年翻身，一举甩掉了长期贫困落后的帽子，由缺粮社、队变成了余粮社、队。更为重要的是，改种水稻，彻底改变了涝洼地区千百年 来所沿袭的耕作制度，找到了涝洼地区实现稳产高产的一个正确途径。
今天，当我们看到全区比起60年代更大面积的稻田，更加高产稳产的丰收稻谷，更多的优质大米在改善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源源不断地支援外省外地、支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繁荣昌盛的时候，薛亭同志的英灵也一定会含笑九泉，得以慰籍而安息了！
(本文作者曾任临沂地区农林局副局长、农业局 副局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