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爱的唐棪、玲同志：
你俩差不多都在我们临沂离别之后，去年九，十月间先后各给我一封信，但我至今都沒有复信，使你俩失望是不用谈的，因此这几個月来干脆你们一封信都不给我，不，戟妹和我的关糸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才接到她的信，恰巧又接到你母亲的信。而若雄又恰巧从学校中接到我处来玩几天，恐再也拖不下去了，一鼓作气写一封同样内容的信，分头寄给你俩，以做1947年的礼物！
1946年是我革命史最值得纪念的一年，一方面经过大革命，内战，抗战三阶段的我，又踏上停战，政协，整军三协定先后颁布随之而来的和平开始的新阶段，这给我多么的兴奋！因之在我革命史上经过了不少曲折之后，整风以来逐年积累起來的一种想为党一律可以终身服务的专门性具体性创造性的所谓革命事业精神，到此特別指出，因此当我接受创办警校的任务的时候，我是多么愉快，有信心决心的接受这个任务。另一方面，也就在这同样的一年，经过20年沒有很好的度过的愉快的家庭生活的我，居然在山东临沂，毓从上海来，玲从浙东来，和我，戟，若雄等会面，还多了一位棪，破碎支离，不忍回忆的家居然在解放区重新汇合，革命大家庭中重叙天伦之乐，真是多么愉快啊！
因此去年的开始，我什么都满足，朝气也最足，后来时局逐漸变化，和平有信心，自卫战也有信心，特別是成千成万的一个旅几个旅的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我生平所见到的听到的，内战时期所沒有，抗战时期也从沒有的，即感覺到痛快又意味着革命胜利更有把握，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时局的演变，对于我的工作却多少起了些矛盾，因为警校是和平局面的产物，内战一起，学员的思想就很难掌握，而警察的需要暂時也一天一天的冲淡，但我当时仍不顾一切，也不怕什么困难，只是废寢忘食的，想把警校打一基础，坚持到底，缺点是太強调了事业精神与自己的责任心，陷于事务，成绩是警校坚持下来了，特別是我在领導方法上与警校业务的创造上，获得了很多的经验教训，最后因为战事己入全面，警校于十一月间暂告结束。于是在这几年来，我的工作一贯在静态中，思想是相当稳定的，至此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一是由于强调事业精神，把一事业贯彻到底，而多少产生了 为警校而警校的意味，总觉得警校结束是可惜的，开始想保留警校机构，再不行就想把警校搬到东北去，甚至个人想到延安去或到苏联去为民主警察事业学习或观察，甚至幻想和平很快的到来，片面愿望纷至沓来，这是思想方法上一切从警校出发，一切从个人事业出发的主观主义的暴露。二是，警校结束以后，我就调到社会部高研室任付主任，工作当然清闲得多，只要埋头研究编写，什么事物都不需要顾问，但是在工作高度紧张，热情横益之后，突然松懈下来，精神无所寄托，于是就有些不自在，曾經有一個很短时期，几乎产生的几年以来从沒有产生过的情绪波动，我在1946年的时局与己思想中有详細的叙述与检讨，将来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翻阅一下，这里无法详述。但是我还可以说，还是去年的一年愉快与热情过多，也是太强调了革命事业精神，在几年的静态工作以后，满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因此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废寢忘食，任劳任怨，越有困难，越有信心，为了把事业搞好，为了接受经验教训，一切民主精神，团结精神，自我批评精神，都自然而然开展了。但是到了轰轰烈烈搞不下去的时候，还不是潜意识中的个人英雄主义无可发展而碰到一些小的刺激，也受小资产阶级影响，情绪来了，当然，也有深刻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我也有长时期的艰苦的自我思想斗争过程，我在自己的意识上，决不给个人英雄主义意识苦恼自己，因此当我一意识到即使这样潜意识的一刹那的迸发，也应該警惕，就很快的克服下去，我现在很安心在埋头整理警校的材料，和研究反特斗争的知识，如果时局变化，客观需要，再搞警校，终身做警务工作最好，我仍贯彻我的事业精神，但如果不需要，则十年八年在社会部工作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总之事业精神必須戒除主观愿望。经过1946年的风波，忘我精神又进步了一些。我把这些经过，简單告訴你们，无非希望大家互相勉励，真正要做一個无时間性，无空間性的，毫不会引起思想方法上的偏差，思想波动的很自然的很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是怎样一件不容易的事。
因此体会到我从玲的口气中所听到唐棪同志过去有时自己也感觉得多少有些个人患得患失，这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免不了的，总应該设法帮助克服，我也和玲提过，要想通过书信来彼此经常談談问题，沟通思想，但我总觉得无从談起，而唐棪同志的来信，也经常表露自己是怎样不会写信来表达内心意志的人，这是我们不能构成经常通讯关糸原因之一，好吧！我现在把这个题材来开端，看你们的反映如何？但当我重新翻阅了唐棪同志上次来信所说“……自觉，我这一個月以来，政治上有了提高，思想上也有些进步，过去许多想不开个人结虑的问题，现在是想开多了，心地非常高兴。当然这一切都还很不够，还是个性转变的开始，而且很难巩固；真正的进步，是今后一生的问题，我自己是希望以后，从此以后，再不要多走冤枉路了”。这一段话，说得非常真切，我真想不到在1946年，在我年达40岁，革命了20年，翻了不少跟头之后，也走了了一段很短的冤枉路，我更体会到“一生问题”这四个字，难能可贵；我这几年来，一向自认为曾经沧海的人，还有什么"个人考虑”？但问题在革命英雄主义中，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会通过潜意识，来鼓动你的神经细胞，而不自觉的陷于小资产阶级情绪的泥坑中。
因此也体会到去年临沂曾一度向我流泪，有她的不甘落后，力求进步的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她的仍是不能摆脱个人考虑，而且是感情脆弱的不好的另一方面。当然真如玲来信所说，我那时对你了解不够，不能帮助解释问题，相反的加上了一套莫明奇妙的帽子，甚至于有些改变了在涟水写信给我时候的看法，这真是因当时思想方法上教育方法上简单化，但我也真如玲信中所談我会相信你仅仅是这一次在我父亲面前想获得我安慰，温情与理解的流泪，在艰苦危急斗争过程中你绝不会表现脆弱而流泪的，我也相信你绝不会改写过去一惯的作风，我也相信你现在依然是模范工作者，我也从唐棪的信中知道你到了前方，领导上技术上都有了进步，而且我更可以想象到，在这几次大规模的鲁能恶战中，如果一纵队参加战斗的话，你一定会比在浙东反顽战斗时代表现的更负责，更英勇，更辛苦，也许你已经在立功运动中建立了很大的功绩，但不管怎样(也许对玲的要求过高)不要原谅自己，连这样片刻的脆弱性也不能把她放过(实际上恐怕玲的脆弱性还是根深蒂固，决不是片刻的问题，这也许是过于苛刻之论)。你说自己政治开展不快，作风近乎庸俗，技术感覺落后，(也许这又低估了自己)改造过来，决不是操之过急的事。总不能现在前线这样紧张，工作非常需要，而为了医务同志们的个人进步而安顿一个特定的地方，来脱离现实的给大家进步一下，相反的，在这样空前未有的对敌斗争，是最现实的使同志们开展政治，改变作风，提高技术的最好机会。我想在去年比较和平环境中，这是大家体会到的，我现在相信玲现在在前线是体会到了，多少还是个人考虑与主观主义作怪，至少是潜意识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作怪。现在相信玲决不会再这样想法了。我之所以还此事重提的又重提出来，还是从我去年一年的体会中，以我这样锻炼还是不够，因此联糸起来让大家警惕，当然我不敢说，我的成绩，我的修养一定比你俩好，相反的我一年一年的感觉得”后生可畏”，我应該更多吸收年轻同志们的新鲜血液，向你们学习，来保持朝气，继续前进，而且我也衷心希望着后一代的年轻同志们的后来居上，只有这样革命事业才能空前发展。
我去春和玲、戟会面的时候，我曾立下诺言，一定和大家经常通讯，談问题，一方面弥补我过去对孩子们末尽抚养和教育责任的过错，另一方面也彼此鼓励前进，造成真正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我甚至幻想把大家的通信保存下来，如果有价值的话，还可留作永久的家庭纪念，或选择好的机会时公布发表。我也赞成玲的提议，和唐棪同志建立一种談问题的经常关糸，但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忙，特別是警校时代陷于事务，主要还是沒有下决心抽出时間，其次也是理想过高，不写则已，一写或者是长篇宏论，或者是写的非常精致，因此客观上形成了通信上的”取消主义者”。你们大家来信多，而我复信少，甚至于一个时期干脆的来而不往，戟对我公开表示失望，你俩的信也逐渐减少都是我的不对，现在警校暂告结束，不但功夫较多，而且我的生活也逐渐克服过去”拼命主义”的毛病，稍稍惯例起来，特別是我下决心克服过去”理想主义”的毛病，决计有啥说啥，有信必复，而且除了这封信以外，以后我再也不做长篇鸿论，每次片纸只字也好，短短的談一个问题也好，务必贯彻下去，籍此沟通这一革命家庭的声气，抒发我们之间的革命的天伦的情愫，以及作为思想上政治上彼此互相切磋的工具。当然我们也不会通讯得过多，成了为通讯而通讯，影响我们的工作，你们以为怎样？
因此希望唐棪同志告訴我你的近况怎样？学校是否结束，以后工作怎样，近来有什么心得？
去年年底党号召，写给前方的慰问信，我本来想写给玲的，现在算作补写吧！不知道你现在野战医院服务，或是在后方机关服务？上过战场沒有？立过功沒有？鲁南的大规模的歼灭战胜利，我很希望你曾参加而引为光荣！也希望你把前线的英勇故事告訴我。我向你为前线的伤员服务而至亲切的慰问与敬礼！
希望在这胜利的一年，大家进步，大家立功，致军礼！
盛同(1947)1月12日
编者说明：
唐棪(后改名唐炎)是盛同的女婿，当时24岁，任华东野战军一纵作战科长。
盛玲(后改名盛林)是盛同的大女儿，在一纵卫生所当军医，20岁。
毓是盛同的爱人。
戟是盛同的二女儿盛戟，当时16岁，在华东军区机要室工作。
若雄是盛同的独子盛若雄，当时14岁，在我党办的新安旅行团学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