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炎，1922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兰溪市，1938年9月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教导总队学习毕业后留在教导总队任一大队军事干事，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他亲身经历了“皖南事变”，跟随叶挺军长和教导总队的战友们与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7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在部队被打散后他孤身突围，历经千难万险，辗转穿越了安徽、浙江、上海、江苏等地，于1941年5月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在抗大五分校担任军事教员，率学员队参加了对日寇的“反扫荡”战斗，并于年底被评为模范干部。1943年4月他调任新四军浙东纵队，直接参加了解放梁弄镇的战斗。之后被任命为纵队教导大队副大队长，1943年秋，改任教导大队大队长，并率教导大队到梁弄镇横坎头村驻训。同年10月，调任纵队司令部作战参谋，全程参加了四明山根据地第二次“反顽战争”。在战斗最艰苦的时期，他跟随纵队刘享云参谋长带领纵队五支队在敌后坚持斗争，艰苦奋战，多次历险，身患重病。反顽战斗胜利后又重新调任纵队教导大队大队长。1944年底浙东纵队教导大队改编为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校长由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同志兼任，具体工作仍由唐炎领导的教导大队继续运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中共中央决定浙东部队撤到苏北地区，1945年8月干校随同纵队撤离浙东根据地，在苏北涟水县整编成为华中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旅教导营，并任命为教导营营长。
盛林，1926年3月出生在上海南市会馆街三兴里，其父盛积瑞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地下党沪北区常委、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市邮政局党支部书记和邮政局工会主席。盛林在父亲的影响下，于1941年4月刚刚15岁时就参加了新四军，先在一师一旅战地服务团工作，后调入一旅卫训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苏中军区三分区后方医院任卫生员，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参加对日寇的反扫荡战斗，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伤病员，被部队评为工作模范，并担任了后方医院卫训队队长。1942年9月调任新四军军部门诊所医务员，1943年3月调到浙东纵队后方医院。在“第二次反顽战争”中，担任后方医院姚虞分院负责人，在多次直接面对前来围剿的敌军的危急关头，带领医护人员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保护了所有伤病员的安全，并在身患重病、医药设备极度馈乏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全身心地救护伤病员。1944年5月她调任浙东纵队司令部门诊所所长，驻扎梁弄镇，由于工作出色，被浙东区党委评为模范干部。1945年1月，美军第14航空队第118战略侦察队中尉飞行员托勒特在轰炸日军时被击落跳伞，后由新四军淞沪支队救获并护送到梁弄镇。当时托勒特身上多处烧伤，纵队领导责成盛林为他医治创伤。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医治，托勒特痊愈，在欢送他的大会上，托勒特激动地高呼:“愿上帝保佑新四军”。
1943年10月浙东区党委在全区评选批准了24名模范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唐炎、盛林就是其中的两名。
唐炎调任纵队司令部参谋后不久，盛林也调到梁弄镇浙东司令部任门诊部主任。两人同在一个党支部，又都是支部委员，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被浙东区党委评为模范干部和优秀党员，从此梁弄镇便成为两人开始相识的地方。共同的地点，共同的志向，共同的品性，慢慢使两人相知相恋，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并一直延续至今已有75年。
山青水秀的四明山腹地梁弄镇和红色抗日根据地的横坎头村是唐炎、盛林两位新四军老战士相识、相知的原乡，也是他们革命爱情种子的萌发地。但由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他们随着部队离开了浙东梁弄和横坎头这些培育他们感情基础地方，先后参加了浙纵北撤、山东整编、收复泰安、莱芜战役、孟良崮战斗、鲁南突围....以及之后的豫东战役、解放济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无数次战斗，一次又一次的长途行军、一场又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斗、一年又一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这种聚少离多、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虽然让他们长时间难得相见一回，但革命的意志和爱情的基因却从未减少。终于，他们在1946年6月向组织打了定婚报告并得到批准，1948年5月在短暂的战斗间隙，经组织批准他们在河南濮阳结婚。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两个革命战士的“大婚”仪式，只是与唐炎担任科长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的全体同志在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两个人也只在一起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到各自的部队继续战斗和工作。
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工作的唐炎和在上海卫生局担任秘书的盛林才有了再次相聚的机会。但时间不长，1949年11月唐炎奉命调到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担任特科教研室主任，与在解放军军医大学学习的盛林再次分手。1952年盛林从军医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妇产科工作，与唐炎再次重新相聚，并终于在南京安下家，然后相继有了4个孩子。
1959年4月，唐炎从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装甲教授会主任的岗位上奉命调到新组建的中央军委五部即国防科委工作，也把家搬到了北京。而1958年6月跟随部队医院集体转业、独自在湖北辗转工作近一年的盛林随之调到北京妇产医院工作，于是二人再次相聚，也把寄养在亲戚家的两个男孩子陆续接回到家中。于是，这个家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样子。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唐炎被审查、停职工作、下放“五七干校”近10年时间，而担任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的盛林也曾受到严重冲击，家里4个年幼的孩子也分别上山下乡和先后参军，6口人曾长期分别在天南地北的6个地方单独生活和工作，直到1974年唐炎“平反”、1975年底重新工作以后，全家人才又陆续聚合到一起。
1985年12月和1988年6月，唐炎和盛林分别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制部部长、北京妇产医院常务副院长岗位上先后离休。离休后唐炎长时间担任新四军研究会和北京新四军浙东研穷会的领导工作，为传承和发扬红色基因不断发挥自已的余热。盛林也是离休不退岗，在中国激光医学事业的学术领导岗位上继续工作多年，为祖国新型医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人才的培训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被北京市委评为“先进离休干部”。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如今，两位90多岁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依然精神矍铄。在他们笑谈人生之时，最值得骄傲的是自己不忘初心、坚贞相守的革命生涯，最令他们期盼的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之巅的复兴之梦。
他们走过战争，经历艰辛，无私地为革命的胜利、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奉献自己的所有；他们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用心和生命谱写无愧的人生。
在他们的晚年生活中，最最怀念的地方之一就是75年前的红色梁弄和战斗的横坎头村.......
文/ 唐勇 2018年7月发《铁军》杂志社
他们多年一直用自己的积蓄支持贫困地区的教育，多次寄钱支援建设山区“希望小学”，坚持每年给江西老区的人民邮寄生活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