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七八月，我从中共清东地委宣传部调清河区党委干训班整风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杰同志找我谈话，分配我和陈秀英同志到蒲台县工作，任命我为蒲县一区区委书记（参加县委委员），陈秀英同志为蒲一区妇救会主任。
改名换姓秘密插入敌区
当时，蒲台县除了在紧靠博兴县纯化镇北边的村子，县委、县政府机关可以公开活动外，全县的其他各区，都是敌占区和游击区。
从地理位置上，蒲台县处于黄河南岸，北靠黄河，县城紧靠黄河南。从西到东一、二、三、四区一条线，一区旧镇，二区小营，三区玉皇堂，四区盐窝，都是敌据点。东部，成家寨子、史家口是成建基投降派的据点。西部，芍药李是投降派杜孝先的据点。中间是南北一条大公路穿过，把全县从中间拦腰截断。这条公路，是敌人从胶济铁路重镇张店到博兴、蒲台县城，经黄河到滨县北镇（现滨州市）到鲁北重镇惠民，然后向西通往德州，向北通往天津的一条战略大通道，也是敌人伸向我清河抗日根据地、封锁分割我整个清河区根据地的重要通道。沿线据点，碉堡林立、重兵把守。
蒲台一区（旧镇区）在公路以西，是旧镇伪区公所所在地。敌人据点经常驻有日寇一个小队，汉奸治安队一个大队，还有伪区队。东边小营敌据点（小营是蒲台二区区公所所在地），小营南面是刘家寨子敌据点，小营北面就是蒲台县城，都在南北大公路上。旧镇以北、以西都是滨县投降派杜孝先控制的地区。旧镇以南是高苑四区，有南石家、单家集、魏家堡等敌伪据点。
芍药李据点，就紧靠蒲一区赵店镇。蒲一区南边紧邻高苑县，高苑县属于清西地委。当时，高苑县被称作“一枪打透”的根据地，就是指的高苑北边，紧靠蒲一区的东西一条线的边沿地带。当时，高苑县大队经常到蒲一区的南张家、范家、朱四黄、李长奇等村活动。我到蒲一区前不久，蒲一区区长史斐然被敌人杀害，陈仁泉刚刚接任区长。
当时，蒲台一区对敌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蒲台县委根据当时对敌斗争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怕公开派我们出去站不住，决定先秘密秘密地派去去地下工作，站住脚后，视情况再公开活动。
县委书记亲自送我到一区上任
1942年初冬，县委书记王友琴同志亲自送我和陈秀英同志到蒲一区上任。王友琴同志带一个警卫员，加上我与陈秀英一行四人，通过地下交通站，夜晚越过张蒲大公路封锁线，当晚到旧镇徐家村村长徐建学家，陈仁泉区长和准备潜入旧镇南小杨家村的地下党员李华一同志届时也早到达迎接我们，当即研究如何潜入该村住下。我改名张学孔，陈秀英改名常玉梅，以家乡遭灾荒名义，夫妻双方投靠亲友到小杨家村的。徐建学村长给我找了一辆独轮小推车，我们换上一身破棉衣。第二天上午由李华一同志带路，我用独轮车推着张秀英，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小杨家村。
小杨家村在敌据点旧镇南三华里，全村不到二十户人家。一路之隔紧挨着南李家，南李家有七、八十户。两村虽然紧靠在一起，但行政上是两个村户头，两个村长。南李家有两个党员，小杨家村只有李华一，两个村共三个党员，建立了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南李家李清顺，另一个支部成员是李清顺的侄子。
我们到小杨家村，对外就说是李华一的父亲当年在外面经商时，在博兴结交的朋友的孩子。现在家乡遭了灾难，来小杨家村投亲靠友的。从此，我们就变成了该村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就是我这个蒲一区区委书记正式到任了。
在上级党组织直接领导下，工作由公开转入秘密。由于一下子潜入敌占区独立工作，人地两生，两眼摸黑，时刻在敌人眼皮底下，随时都有被察觉和抓捕的可能。
小杨家村距旧镇敌据点不到三华里，站在高处可以看见敌人的炮楼，早晨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的吹号声。刚到小杨家村时，最担心的是怕有坏人报告。担心敌人来清查户口，来调查我们的来历。面对这一难题，我和陈秀英同志商量好应对敌人的统一口径：“是什么地方人”，“家乡遇到灾荒，我们逃荒投亲靠友来到此地”等等。你问我答，我问你答，每天晚上像背台词一样，互相核对说法。但是，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只要没有内奸报告，我们这两个暗八路，敌人是没办法找到根据的。
我们到小杨家村后，开始住在地下党员李华一家里，和他家人生活在一起。李华一同志家里很穷，有两个孩子，老婆还有病，种了几亩地，给鬼子汉奸缴纳粮款后，还不够吃，靠李华一做粮食贩子挣点钱，勉强维持生活。这个村没地主富农，绝大多数人家粮食都不够吃，靠吃糠咽菜，或野菜加棉籽做成的窝窝头，不少人吃了糠菜或加棉籽做成的窝窝头，大便闭结，屙不下屎来。该村群众生活都非常困难，就是这样，还有要给敌人缴不完的粮款，给敌人上不完的民夫（去修据点）。
我们俩住在李华一家里，虽然可以帮他干点家务活，但也不可能改变他家的困难，反而给他家增加了不少麻烦，这样长期住在他家，也不是个办法。
后来经人介绍，我和陈秀英同志就搬到村长李渭泉的场院屋子住。这间场院屋子，是一间七八平方米用土坯垒的草房，是村长存放农具和堆放肥料的地方。我和陈秀英同志住了将近一年时间，直到1943年秋后，我们公开出来活动为止。但是，这间非常简陋的小房子，成了我们当时自由活动的天堂，和非常理想的隐蔽所。村长家场院里的柴火垛，就是存放县委发给我们的秘密文件的天然储藏室和保险柜。
陈秀英同志长期做妇联工作，我们俩能够在小杨家村很快地掌握该村的情况并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陈秀英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村长李渭泉的嫂子，是个寡妇，这位李大嫂，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在村里活动能力很强，挺精干的，对小杨家村和南李家村的情况直之甚多，这位妇女正是陈秀英同志的第一个工作对象。开始，陈秀英同志帮她干些农活（该村妇女几乎人人都会纺线织布），很快就与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样我们很快就了解和掌握了小杨家村和南李家村的具体情况。群众的情况了解了，我们心中就踏实多了。后来又通过她，我和李春荣合伙凯勒一个小杂货铺，卖油盐酱醋等小日用品。有时，我和李春荣推着油车子，在小杨家村周围各村走街串巷，我借此公开活动。有了一个合法的职业做掩护，对我们潜伏在小杨家村起了很大作用，并借此与镇南乡一些村的地下党员名正言顺地联系上了。
我当上了村长的记账先生
小杨家村识字的人不多，我到了该村后，就成了唯一的秀才了，逢年过节帮助群众写写对联，群众要我帮助记记账、写点东西什么的，我也是积极地去干。村长李渭泉大字不识，但是经常要派民夫去旧镇敌据点修碉堡，敌人是今天要粮明天要款，同时还要每天向敌人据点送报平安的条子，因此，他很需要一个帮助记账的先生。这样李华一就推荐我当上了村长的记账先生。上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写3份该村平安无事的条子，分别送给鬼子据点、汉奸炮楼和伪区公所，内容无非就是：“报告皇军今日我村无匪情”，“今天我村平安无事”，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几句话，每天早晨必须送到，风雨无阻，不得有误，如不按时报告，敌人立即来查问。该村每天早晨向敌据点送报平安条子的，就是村长的侄子，他的乳名叫利津。开始我每天晚上写好，早晨一早利津就把报平安的条子送到敌聚点去，后来感到每天都写太麻烦了，我就一次写好几天的，放在利津家里，他每天拿3张送到敌人据点，不管八路有没有来过，反正都是向敌人报告：“今天无非情平安无事”。
我们在小杨家村经过一段时间转换身份的努力，既有了村长场院园屋子里的安身之处，又有了合法的职业掩护，同时对小杨家和南李村的社情民意有了初步了解，紧张的心情逐渐安定了。首先，了解到这两个村没有一个当汉奸的，而且绝大多数老百姓，对日本鬼子和汉奸都是痛恨的，都盼望着早日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转眼1943年春节就要到了，群众忙着准备过年，旧镇五日一个大集，过节期间到旧镇赶集的人很多，我虽然到小杨家村好几个月了，但从未到旧镇赶过集，快过年了，村里人有人约我到旧镇赶集去，我不敢说我不能去，我只好鼓足了勇气和李华一等其他人一起，到敌据点的旧镇赶了一次集，结果很顺利的过了这一关，这样为我以后利用赶集到旧镇了解敌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在鬼子据点里发展了一个秘密情报员——黑木匠
黑木匠，原名高树林，是旧镇日本鬼子据点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他可以经常进出敌据点，每天在据点里做木匠活，或做一些修修补补的零活。南李家有一位老私塾先生，他的女婿叫崔柏亭，旧镇人，在就旧镇伪区公所当记账先生，黑木匠就住在他的隔壁，是邻居，黑木匠又是崔柏亭的好朋友。当时，我首先通过了南李家党支部书记李清顺拜访了那位私塾老先生，从而结识了崔柏亭，然后通过崔柏婷的介绍，结识了黑木匠，经过多次接触工作，他们俩都同意做我的秘密情报员。这样一个在伪区分所，一个在鬼子据点，建立了两个情报员，鬼子据点有什么变化，敌人有什么活动，黑木匠就会把情报通过崔柏亭及时送出来。
旧镇和小营有一条直通公路，小营是蒲台二区伪区公所所在地，有一个敌据点，旧镇的鬼子与小营的鬼子是一个小队，两个据点的鬼子经常来来往往。当时，旧镇敌据点的鬼子兵经常有六七人，多的时候十几人，鬼子兵的头目叫古噜马，常驻在旧镇据点。
我利用赶集的机会，和李华一同志一起到崔柏亭家里与黑木匠接触，了解敌人据点的情况，给他布置工作任务。这样，对旧镇敌人的活动就一目了然了，当时我们的县区武装，枪支弹药是急缺的我还通过黑木匠想办法弄出子弹，他曾多次把弄到的子弹通过崔柏亭转交给我。
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1985年5月应山东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之邀请写的回忆文章--《依靠人民坚持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写道：“1943年11月，敌人纠集二万六千人，一千多辆汽车，十多辆坦克，十几架飞机对我清河区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时，为坚持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我军利用敌区敌人空袭的有利时机，派出七名战士化装成老百姓，以给敌人送粮送草为名，进入旧镇的据点，突袭敌人老窝。”
这次我军突袭旧镇敌人据点，就是我通过黑木匠了解到敌据点的确实情报。旧镇据点的汉奸治安军，一个大队300多人，大部分都调到根据地扫荡去了，敌人据点里只剩下6个鬼子。根据这一情况，蒲台县大队长马前带领7名战士，化装成老百姓，突袭了旧镇敌据点，进入据点内，一枪把鬼子的头目古噜马打伤了，其他鬼子钻进了炮楼里去了。在此情况下，我军战士就迅速退出敌据点，无一损伤。这次的袭击，虽然没有把据点端掉，全部消灭敌人，但是对配合我根据地反扫荡，对蒲台县的敌人产生了很大的威慑作用。群众纷纷议论“八路军打进了旧镇敌据点了”。
公开上任区中队指导员
我在小杨家村隐蔽时，旧镇区只有区长陈仁泉同志公开带领四、五个武装人员，主要通过两面派乡村长，与敌人周旋，开展各项抗日活动。其他的区干部、区委宣传科长刘健三、区青救会长李克忠、妇女干部叶秀英、区特派员赵品卿等同志，都是半公开活动。主要是依靠各村的地下党组织和可靠的抗日群众的关系，在两面派村乡长掩护下，半公开式地活动，敌人来了能躲避尽量躲避，实在躲避不了就混入群众中，在群众的掩护下躲避敌人的抓捕。
后来，区里的武装人员逐渐增加了。1943年秋天，区的武装就发展到十几个人。并正式成立了区中队。县里派杨得贵同志任区中队长。
当时，我感到长期在小杨家村潜伏着的时机已过，因此，我主动向莆台县委要求公开身份。这样经县委批准，把我俩解放了。我直接参加了区中队，任区中队指导员。陈秀英同志也随着离开了小杨家村，半公开地上任旧镇区妇救会长。后来陈仁泉同志在一次敌人扫荡时不幸负伤了，我又兼任旧镇区区长。我到区中队后，就和杨得贵同志一起带领这个新组建的十几个人的小部队，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每人带着五、六个人，在旧镇据点周围开展游击活动。
小部队在敌占区活动，就像是孩子们捉迷藏一样，忽东忽西，公开秘密、集中分散、日伏夜出，在清河平原地区打游击。夏天有青纱帐，掩护部队活动还比较容易些。但是到了冬天，小部队活动就比较困难了。我刚到区中队时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部队的行动和晚上住宿问题。特别是在敌人频繁出来扫荡时，如何能够避开敌人的包围和袭击。
当时，我们白天一般是分散隐藏，夜间活动，潜入村庄住宿。半夜三更，当我们潜入村庄时，最令人讨厌的就是引起狗吠，往往是一、两只狗叫可能引起全村的狗都跟着叫起来，随之附近村的狗也叫起来，这就等于给敌据点送去了八路进村的情报。于是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立刻转移，另找安全之地。
狗成了敌人的义务情报员，成为我们小部队夜间活动的最大障碍。因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群众杀狗，支援抗日。区长召集乡村长召开会议，布置杀狗，我们到各村也动员群众杀狗，一个时期把杀狗当成了一项重要的抗日工作。
后来收到了县委发的一本秘密小册子，是山东军区政治部编写的《敌占区小部队活动方式》。主要讲的是，我小部队在敌战区和游击区，如何机动灵活的坚持对敌斗争等具体活动方式，如何保存自己灵活机动打击敌人的方法。这本小册子当时对我们在旧镇坚持对敌斗争，真是起了雪中送炭的指导作用。我记得这本小册子也讲到了杀狗，也讲到小部队夜间插入村庄住宿时，要住在村庄边沿这样敌人来了，便于立即转入野外，摆脱敌人的包围。部队住下后，派出机动岗哨监视敌据点的敌人。有一次，我带着五、六个战士，晚上秘密插入旧镇以北的北徐家，住在该村北边沿一家。拂晓，张树元同志带一个小同志，两人出来巡视，发现敌人来了，他们俩放了一个手榴弹。我们听到手榴弹爆炸声，知道敌人来了，马上离开了这个村庄，转入野外，胜利地摆脱了敌人的包围袭击。
利用乡村两面政权，开展敌对斗争
在敌占区对敌斗争形式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控制和利用乡村两面政权，对于了解敌情，掩护我小部队活动，保障我部队供应，提供活动情报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就镇区八大乡镇，几十个村，两面派乡镇村长，分三种情况：由我直接控制，依靠我们应付敌人的占少数；真正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力，欺压群众，应付我们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乡村长，给敌人办事并不甘心情愿，但是在敌人威胁下又不得不那样做，处于两面应付的状态。因此，他们采取了敌人来了应付敌人，我们去了应付我们，属于中立状态。他们的政治态度也随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我们的工作方法，也必须随之变化着。我们在敌占区首要的工作，就是争取和掌握两面派乡村政权。
当时，我区南乡各村，及沿高苑县边界地各村庄的乡村长，基本上是为我所控，或依靠我们应付敌人的。如镇南乡乡长杨秀章和乡文书张文林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杨秀章后来参军了，张文林提为脱产干部），乡公所两个交通员也是地下党员的子弟。乡公所所在地南张家有一个党支部，南张家村村长也是地下党员。紧靠南张家东南角东南张村，有一个以崔兆文为首的党支部，还有一个地下武装民兵小分队。南张家北面的南高家和霍家都有地下党组织。南高家地下党支部书记王荣亭同志任南高家村文书，后来脱产当了干部，任区委副书记，1949年南下福建时，任永安县委组织部长。南李家和小杨家有3个党员合建一个党组织党支部，支部书记李清顺是南李家人。南李家村的村长李宝珍是一个军属，他儿子小李，是蒲台县大队侦察员。就是这个小李子，利用赶集的机会，化装混入滨县北镇（即现在的滨州市）用斧头砍死了一个日本鬼子，夺了一支20响的匣子枪，当时这件事轰动了蒲台全县。此外，东徐、窑洼、东贺家、范家、河沟赵董家、营盘，还有李长奇、朱世黄（这两个村有地下党组织）和崔王等沿高苑县边界各村庄，基本上都是为我控制，属于依靠我们应付敌人的村政权。这些村子也是当时我区对旧镇敌据点开展斗争的可靠基地。
为了有效的开展对敌斗争，争取两面派乡镇长为我服务，我们惩处了两个死心塌地为敌效劳，欺压、敲诈群众的镇长。一个是赵店镇镇长索汉三。赵店镇，位于旧镇区最西边，距离滨县国民党投降派杜效先的芍药李据点，只有三、四里。索汉三依靠敌人应付我们，欺压群众，我们根据群众的意见把他除掉，换上了地下党员卞克生同志当镇长。另一个就是旧镇据点的镇长马光义，马光以依靠敌人，作威作福，欺压群众，敲诈勒索，旧镇群众对其反应极大，我们也把它除掉了。除掉这两个伪镇长，给了敌人对旧镇的统治一个沉重的打击，并且杀一儆百，对全区其他乡村长也是一次活生生的教育。马光义被除掉后，旧镇街的四个街长，纷纷主动地出来同我们联系。
除掉了这两个死心塌地效忠敌人的镇长后，处于旧镇区西北与滨五区杜效先统治区边界的石庙于村的群众主动找到我区公所，告状状告石庙于村的村长，该村长与伪区长是亲戚，依靠为区长张子孚的势力，在村里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横征暴敛，几十名群众强烈要求我们为他们做主，除掉这个祸害。我们当即抓住了这个机会，支持群众把这个村长除掉，并发动群众与其展开清算账目的斗争。后来，由群众自己推选了村长，原村长吓跑了。跑到旧镇伪公所避难去了。这个我们从未活动过的村子，从而一跃变为我们直接控制的基点村。
除掉了这两个伪镇长。换掉了石庙于村长后，对全区两面派乡、镇、村长进震动极大，特别是对那些仗势欺人、贪污敛财、大发国难财的乡村恶势力敲响了警钟。共产党八路军是为民做主的，是支持群众为广大群众说话的，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被汉奸队堵在村长家里
那是在194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带着一个通讯员和区特派员赵品卿同志，一行三人，刚到东徐家村长徐建学家里（东徐家位于旧镇敌据点东面，距之三、四里地），旧镇据点的汉奸队几十个人也到东许家村来了。当时有人喊“旧镇汉奸来了”时，我们已来不及逃脱了。徐建学春长急中生智，把他家东屋门打开（他家四合院），把我们三人藏在他家东屋里把门关好。接着汉奸队就到村长家，满院子站满了汉奸。村长就在他家西屋里接待汉奸队，原来汉奸队是来徐家催民夫到旧镇据点给敌人修碉堡的。我们三个人藏在他家的东屋里，当时我和赵品卿同志各带一支手枪，通讯员背着一只大枪，每人都带着几个手榴弹。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有一把手榴弹拉出弦拿在手里，手枪上顶门火等待敌人来开门，但是敌人并未发现我们。在村长徐建学的应付下，汉奸们很快就走了。村长把汉奸队送走后，叫开我们的门：“张指导员（我化名张学孔），汉奸队走了，你们快跑吧。”好险啊！汉奸队走出出了徐家村向东走了，我们三个人，则出了徐家村向西走了。
1986年，我应邀参加了中共山东邹平县委党史征集座谈会，会后我专程到了在抗日战争中打游击的老地方，高青县旧镇区东徐家原徐建学村长家拜访，才知道徐建学村长早已去世了，但是他的爱人还在，已80多岁了。他家的四合院还在，打房屋都已改建了。我与徐建学的爱人和他的孩子合影了几张照片，以作留念。我把当年在这里抗日打游击时，被汉奸堵在他家东屋的情况告诉了他家的孩子，再次表示我对徐建学村长，冒着私通八路的风险，掩护了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封密信落入敌手
有一次，陈秀英住在离旧镇东南五里路的窑洼村，为了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给我写了一封密信，托该村村民（即村公所交通员）转交，（信是用一张纸写的几句话叠成一个三角形）。这封信交通员把它放在帽子里了。正好旧镇据点敌人催他带着民夫到旧镇给敌人修据点，因去晚了，被汉奸打了一个耳光，把帽子打到地上去了，帽子里藏着这封密信必被汉奸发现了。，汉奸马上集合队伍包围了窑洼村，搜捕女八路。
当时陈秀英同志还在该村一位大娘家里，大娘家老两口，还有一个儿子，听到砸门声，大娘一把拉住陈秀英同志说，“出不去了，还是藏在我家里吧。”大娘冷静下来，把陈秀英陈秀英同志推到他家灶门前说；“你就装成俺的闺女，到锅台做饭去”，然后把他的儿子打发出去，陈秀英同志从锅底刮了点锅底灰，在手心里一搓，摸在脸上。大娘看她一身当地妇女打扮装，装得很像，就不紧张了。陈秀英往锅底下添了几把柴草，顿时屋里烟雾腾腾。大门咚咚响起来，大娘匆匆去开门。门一开，一呼啦进来4个汉奸，村长跟在后面，打头的一个提着枪，瞪着贼眼：“有八路吗？”然后用枪指着陈秀英说：“她是你什么人？”大娘回答说“俺娘仨，这是俺闺女。”那个汉奸朝身后的村长一摆头说：“上去看看！”此时大娘的脸色有点变了，陈秀英同志立刻向大娘丢了个眼色，让她镇定下来，陈秀英知道这个两面派的村长，从做过他的工作，与他有过交往，估计他不会暴露真情。只见他过来，认真的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朝着汉奸低头哈腰：“报告长官，是他闺女，没错。”那个狗汉奸又怒吼道，“你看清了吗？难道那个女八路能插翅飞了不成？搜不出女八路，我枪毙你！”村长连连点头：“是的，没错，俺本村的，俺能不认识吗？”敌人骂骂咧咧的走了，大娘赶紧关上门，双手抱住胸口，不停的念叨“老天爷保佑！”敌人在村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抓到，最后村里交了好多钱，才结了这场官司。这件事情，我们深深体会到，革命群众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在敌占区，我们正确的执行、争取利用两面派的政权、政策，对掩护我抗日干部的活动，开展对敌斗争多么重要啊！
在高苑县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1944年春上级决定把旧镇区（蒲一区）划归高苑县委领导，蒲台县原属清中地委，高苑县属清西地委。因为蒲台县委的领导机关主要在博蒲大公路以东，县委对蒲一区的领导，必须跨越敌人重兵把守着这条大公路，县区联系十分困难，而旧镇南部又紧连着高苑的六区和四区这块高苑北部根据地。特别是1944年春节，清西独立团和高苑县大队，拔除高原市四南石家和单家集这两处汉奸据点后，高苑县北部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旧镇区划归高苑县后，高苑县包括原来邹平七区（小清河以北）和滨县五区（黄河以南），就成为清西地委和军分区控制的南依小清河、北靠黄河、东至博蒲大公路、西至周（村）青（城）公路的主要活动根据地，也是清河军区南经邹平与鲁中军区，北越黄河与冀鲁边军区联结的枢纽。1944年1月，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
旧镇区归高苑县后，旧镇区的对敌斗争，就有了高苑县这块根据地的可靠的后方基地。因此，得到了全区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和坚定对敌斗争的胜利信心。同时，旧镇区又是高苑县根据地的北部屏障，为巩固高苑县这块根据地，也必须进一步加强旧镇区的对敌斗争。因此，旧镇区划归高苑县领导后，旧镇区对敌斗争形势，立即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当时高苑县委书记王东明、组织部长胡庆山、县长孙健萍，各救会主任郭克勇，青救会长刘瑛，妇救会长于克兴，县大队长赵中伦。赵中伦大队长经常带领县大队到旧镇区活动。有时，清西军分区司令许云轩和政委李曼村，也带领清西独立团驻进旧镇区，这对威胁旧镇据点的敌人，鼓舞旧镇区群众的抗日情绪，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到了1944年夏天，我们区中队已发展为30多人了。为了进一步加强区中队的领导，高苑县委派常绪忠为区中队专职指导员。区中队人员增加了，武器装备也增强了，能够配合高苑县大队一起活动，从而更加有力地开展了对敌政治攻势和军事斗争。
后来县委又派魏西城同志任旧镇区长，我们从南张家和东南张提拔了两个地下党员张鹏基和张朋生同志担任区公所的财粮助理员，张树元担任武装助理员，进一步加强和充实了区公所的领导。县委派高瑞卿同志任区组织科长后，加上原有的区宣传科长刘建三，青救会长李克忠，妇救会长陈秀英、叶季英，区委、区政府的领导班子就都比较健全了。
旧镇区委在高苑县委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更加主动和积极地开展了对敌斗争。首先发动了群众挖抗日沟，在敌人常出来扫荡的必经之路上埋设地雷。抗日沟从旧镇南部沿高苑县边界的村庄开始挖，从这个村挖到那个村，村与村之间挖通。然后，面向旧镇敌据点逐步延伸。一段时间内，形成白天敌人叫民夫到旧镇修碉堡，晚上我们发动群众挖抗日沟的局面。有时汉奸白天出来叫群众填我们挖的抗日沟，晚上我们再发动群众挖开，当时，挖抗日沟成为与敌人斗争的对抗战。
在胡萝卜地里捡到一只敌人的脚后跟
那是在1944年的夏天，药丸家村的一个老百姓，在自己种的胡萝卜地里间苗，发现了一个东西，细细地端量了一下，原来是一个人的后脚跟。
这是前几天旧镇据点鬼子汉奸队来镇南乡扫荡。踩上了我们埋设的地雷。药丸家村，在南高家的东南角，距旧镇据点三里地。从旧镇出来向南有一条大道，药丸家村是去南张家的必经之地。
对敌人开展地雷战，是高苑县委向各区统一布置的一项对敌斗争的重要方式，即用地雷来封锁和组织据点里的敌人频繁的扫荡。当时，高苑县丁家村出现一个渤海区有名的民兵英雄陈宝凤（大安子爆炸大王），他的飞行爆炸组曾用地雷炸毁敌人的汽车，炸死炸伤鬼子汉奸几十人，配合我主力部队和区县武装，有力地反击了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为保卫高苑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埋设地雷,采用真真假假的办法来迷惑敌人。有时我们并没有埋地雷，但在敌人出来扫荡的路上插上小旗，上面写着“此处有雷”“小心地雷”等迫使敌人出来扫荡不敢走大路，从地里走。有时我们故意暴露目标，吸引敌人前来，把敌人引入我们设的地雷区。这次药丸家村附近敌人踩上了我们的地雷，就是我们区中队引入敌人上了我们的圈套的一例。
有一次，清西军分区司令许云轩和政委李曼村，率清西独立团驻旧镇区苟士孙一带，通知我到司令部向李曼村政委汇报旧镇敌人据点情况。李政委亲自给伪区长董某某写了一封信，叫我想办法交给他。这封信，我通过一个两面派乡长，将这封信交给了他本人。这封信通过争取这位伪区长，开展对汉奸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有关政策，瓦解伪军，并通过汉奸家属劝其子弟尽可能想办法逃离敌人。政府对逃离回家的一律既往不咎，实在一时逃脱不了的，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做坏事，要给自己留后路。期间，通过镇压马光义和索汉三这两个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劳的镇长，对在全区进行两面派乡村长教育和争取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求这些乡村长利用其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做支持抗日的工作，保护群众的利益。对敌人交不完的粮款要能拖则拖，能少交就少交。总之要积极地支持抗日，消极的应付敌人。为了壮大我军声势我们多次向旧镇伪军据点直接喊话。每次喊话都是在赵中伦大队长直接指挥下，利用晚上敌人都龟缩在据点里时，我们县大队和区中队把据点包围起来，堵住敌人据点的出口，由我直接向伪军据点喊话。当时就是用硬纸壳卷成一个喇叭筒当做喊话筒，喊话时主要就是讲抗战形势和我军胜利的消息，宣传我党我军有关政策。告诉他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要立功赎罪，要为自己留后路等。我记得第一次喊完后，敌人还打枪，那是做给日本鬼子看的，否则八路来喊话，你默不作声会引起鬼子怀疑，至于喊话效果如何一时难以得知。但是，对于扩大我军影响，鼓舞群众的抗日情绪，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据点群众舆论，“今晚八路来给治安军喊话了。”
时至1944年，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两大军区合并后，根据地不断扩大逐渐连成一片。到1945年春天，高苑根据地的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石家、单家集、十里堡、田镇和魏家堡等敌人据点都先后被拔掉了。高苑城和芍药李两个敌据点完全陷入了孤立状态，全县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了。
在我军不断取得胜利和我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有利形势下，旧镇敌人据点于1944年11月自动撤退了。旧镇据点撤退后，全区获得解放。此时，军民振奋、斗志昂扬，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撤退的这股旧镇的敌人于1945年6月被我渤海主力部队发起的夏季攻势，以蒲台县城为主的滨蒲战役全部消灭了。这次战役攻克了蒲台县城、道旭、北镇、滨县城等敌伪据点24处，歼敌2900余人。从次，横跨黄河两岸的渤海四、六分区根据地连成一片，渤海区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旧镇敌据点撤退后，区中队由杨得贵队长直接带领进入渤海主力部队。后来听说杨得贵同志在一次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了。常绪忠同志在一次敌人扫荡中负伤，被敌人的一粒子弹从口中穿过，打掉了两颗牙齿一块儿下牙床，后调回高苑县武装部工作。
我于1945年8月调入新组建的齐东县委工作，任县委组织部长，陈秀英同志任齐东县妇联主任，旧镇区委书记由张子玉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