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随同第十兵团进军福建的南下干部中，有由华东、华北等老区干部组成的福建南下干部纵队和由从 上海招收的知识青年组建的华东南下服务团。
南下之前，我担任山东渤海区三地委齐东县县委书记。当时，各县组织南下干部的原则是：自愿报名，领导批准每一个县、区机构的干部一分为二组成两套班子，基本上都是南下一半，留下一半。各县抽调的南下干部大体上都包括了党政军民财建教成套班子；一般都是一个县编为一个中队，一个区编为一个班，县长称中队长，县委书记称指导员，地委则称大队。
我县南下人员被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第三大队齐东中队，县长任曰淼任中队长，调郭克勇任指导员，我调大队（地委）任秘书长。渤海区辖4个地委、近40个县，共组成4个大队5000名干部。
1949年5月初，我们南下过长江后，驻丹阳一带休整待命。不久，组织上从第三大队中抽出齐东、高青、益寿三县干部（即三个中队），新组成一个大队，由任曰淼任大队长，我任政委，前往上海接管。我俩率100多名干部先期入沪，作为前梯队在上海市军管会财办领导下进行接管工作。其余干部作为后梯队驻无锡待命。当时，大家都很高兴，认为将 进入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工作了。
6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大队奉调南下福建命令下达之后，部分干部思想不通，认为福建条件差，离家又远，一下子转不过弯来。经过队里领导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积极作好再南下的准备。
6月中旬，华东局在上海组建华东南下服务团，同时在苏州组建进军福建南下干部纵队。我们这个大队分为两部分，一路由我率领100多名干部，参加南下服务团，组建该团第四大队及所属5个中队的领导机构。谢镇军为第四大队政委，我任副政委后兼任大队长，大队参谋长是王战，郭克勇任大队政治处主任；另一路，由任曰淼率领其余干部，在苏州组建福建南下干部纵队第七大队，准备接管永安地区。原渤海三县南下干部，除参加南下服务团外，尚有100多人编为七大队的第一中队；部分山东商专南下干部学员，华东财办抽调的部分鲁中南和胶东干部，以及华东工商干校部分学员编为七大队第二中队。任曰淼任大队长兼党总支书记。
7月，福建南下干部纵队和华东南下服务团，分别由苏州和上海启程，向福建进军。9月，南下纵队第七大队和服务团第四大队，先后抵达福州。我们这批渤海南下干部又奉命集中起来，恢复原来3个县的建制。以我们这批南下干部为基础，加上林志群、蒋荣德等同志领导的原坚持在闽西北地区打游击的当地干部，仍然以搭好接管永安地区及其所属八县的机构框架。因此，省委决定从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各抽调一个县机构的架子，平均每县调集10多名团、营、连级干部，参加地区和八县机构组建工作。除以上三部分干部外，再加上南下服务团和以后的“革大”新战友，总算初步组成了永安地委专署及其所属八县的机构框架。解放初期，永安地委专署及各县主要干部的配备情况是：地委书记王敬群，副书记左丰美，组织部长胡为新，宣传部长周超；专署专员林志群，副专员任曰淼，公安处长曹俊梧；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由八十七师师长、政委兼任；永安县委书记郭克勇，县长邢芳亭；大田县委书记张保生，副书记孙兴国，县长蒋荣德；德化县委书记路湘云，县长毛票；宁洋县委书记 张其俭，县长林云祥；宁化县委书记孙民夫，县长张桓东；清流县委书记朱卜璜，县长卢素贫；明溪县委书记肖亭，县长王战；三元县委书记王建政，县长吉乐山。由于永安地区的解放较全省其他地区晚，国民党残余武装及土匪特别多，解放初期全区尚有7000多名武装敌人，而我们仅有军分区不足一个团的兵力。当时，我们只能占领县城和交通要道上的主要集镇。敌人经常袭扰我区、乡政权机构，再加上我们外来干部语言不通，与群众接触得用当地同志作翻译，那时开展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有些同志在这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宁洋县委组织部长黄嘉祺等同志，就是在一次匪特袭击中牺牲的。大田县一个区被敌人包围，仅跑出区委书记一人；永安、宁化、明溪、三元等县，也都有南下干部在斗争中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