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斗争 夺取胜利
我是1945年入党，同年参加革命的。因为工作需要，入党不久便在家乡任支部书记、民兵政治指导员。日本投降后我被调到沈町区，搞反奸诉苦，摧垮日伪反动政权，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村党组织。1946年调日照县委组织部，专搞基层党组织建设。国民党占领石臼所后，上级调我去打仗。我愉快接受任务，到城关区打游击。上级指示：敌人占领你这个区，干部不能离开你这个区，要同人民共患难。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区级干部只有二三十人，武器弹药不足，又无医无药，生活也极端困难，但是，我们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饱满的情绪、旺盛的战斗精神，按照毛主席讲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样就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在我的记忆中打过两次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漂亮仗。
1948年1月底一天的早晨，我们刚吃饭，敌人突然袭来，机关枪、步枪一个劲向我们扫射，在这紧要关头领导当机立断，号召同志们打反击。同志们放下饭碗拿起武器奋勇冲上前，打的敌人节节后退，最后狼狈逃窜。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虽然我们胜利了，但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继续作好战斗准备。第二天我们县公安局武工队分别在拂晓之前抢占两个山头，提早5分钟占领制高点。这时敌人也到山下，双方战斗打响了。力量对比悬殊，在数量上敌人多于我们几倍甚至十几倍，武器他们精良。我们不仅人少，武器只有武工队一挺机枪，其它都是步枪。敌人大炮、机关枪、自动步枪不停的朝我们阵地打来，火力很强，一边打、一边向我们阵地进攻。在这危机时刻，要顶住，要坚持，要拿出勇气，决不后退，我们利用有利的地形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迫使敌人不得不撤退。8个月游击战，如这样小规模接触战斗是很多的。由于全国形势发展快，石臼所敌人败退。上级任命我为区武装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日照解放了，作为共产党员还要为解放全中国做贡献。
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分路南下，发起了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影响巨大的一次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使淮河以北完全被解放，淮南大部也被解放军所控制，为大军过长江，为推翻蒋家王朝，为解放全中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地区—江浙沪地区已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面前。
日军投降后，日照经过反奸诉苦、推翻日伪反动政权，建立了民主政权。淮海战役时，日照已经是滨海军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解放区巩固的后方老区。解放战争，山东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省份。为了打垮蒋介石，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日照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革命号召；全力支前，全面支前，全程支前；坚持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尤其土改后，日照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保卫胜利果实，父母送儿子参军，媳妇送丈夫参军，民兵配合军队去作战。子弟兵过长江，日照人民支前运粮，抬担架，省吃俭用支援部队，全民都动员起来了，打的是人民战争的仗。
日照干部在接到南下接收政权的任务后，积极服从党的安排和调配，毅然抛家舍业，奔赴南方建设新区。
1948年秋，我在城关区工作，暂时居住在小莲村。一天上午到附近市场买粮食，遇到区委书记薄清林同志，他说：“正巧，我把县委的通知跟你说一下：徐州将要解放，县委决定抽调你到徐州做接管工作，要求 明天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听到通知后，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有一个态度：服从组织安排，支援解放战争胜利。
那时我住的地方离家有90多里路，为了南下前跟家人道别，回家看看刚出生7天的儿子，当天下午，我便借了一辆脚踏车往家赶，到家时已是晚上了。回到家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做好父母和妻子的思想工作，让他们认识到我南下是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尽快建立，为了大家要暂时牺牲部分小家，等到解放胜利了我们的小家才能真正过上幸福生活。经过一番劝说，他们最终支持我南下。二是好好看看儿子。看着出生才7天的儿子，有许多说不出的心里话，希望他长大成为未来的希望。三是与村党支部同志见面，深夜谈的很晚，大家说些互相鼓励的话，我说咱村是全县的模范村，你们要保持荣誉。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拿着棉衣赶路，从此，离开妻子，离开孩子，离开故乡，离开村里的父老乡亲。当天赶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学义要求我第二天赶路到地委报到。
带着县委的介绍信，第二天我又赶到滨海地委报到。到达地委之后，相继又有10位日照的同志报到。地委组织部宣布我们11位（其中9男，2女）同志分为一个组，我任组长。现在仍然记得几位同志的名字是：王登林、程相亭、王安金、费洪伸、李其香（女）、李乐楼、梁心培、崔吉峰等。
当时整个滨海地区共组织了100多人的接收队伍，编为一个中队。编队后地委组织南下干部集体学习，时任地委书记的谷牧曾给我们做了一场报告。报告题目是《到前线去，到主力去，争取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我们听完报告深受鼓舞，每位同志都急切的想赶到新区，投入到新区政权建设中去，为全国的解放做出贡献。在学习过程中，根据当时地委对女性南下干部的政策：结婚的女同志可以留下继续南下，未结婚的女同志要返回原单位。未结婚的女同志想不通，不走，闹情绪，多次提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在我的努力动员下李其香和巨峰一位女同志
回了日照，没能继续南下，我们一批11人就留下了9人。经过十多天的集体学习后，地委突然宣布我们不去徐州了，要求我们到华东局，接受新任务。
于是，我们这支由滨海区各县抽调的100多名干部组成的队伍，由地委领导张敬堂、副专员苳方明、秘书长（具体名字已忘记）带队，经陇海线到胶济线，转折到达华东局—青州以东10多里的农村。到华东局时，正赶上华东党校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前，中队一位同志傅佰达（原东海县县长）通知：“明天开学典礼，你们都要把枪里的子弹拔出，不要上堂”。第二天，在一个很大的树林中召开了开学典礼大会。大会由张鼎丞主持，在典礼上讲话的领导有：陈毅、饶漱石、康生、黎玉。记得当时开会听到的第一句讲话是“你们过江南下”。陈毅说：“你们是一批，在你们后面还将有更多更大批次的人员要成建制（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接管班子）的南下接收政权。”饶漱石讲话，讲全国形势，到新区工作任务，进城后约法八章，为了工作需要，三年内不准提个人要求等。康生讲话，除了讲工作，针对思想状况说：“有人说江南蛇多，江南有美女蛇，不要被美女蛇腐蚀；有人说，江南狗多，江南有帝国主义走狗，要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坚决消灭残余的走狗。”
开学典礼后，党校组织了集体学习，进行了机构、编队人员调整，分大队（地级），中队（县级），小组（区级）。在这期间我们日照又来了5位同志，他们是：王洪合、马吉斋、惠恒彩、董家庆、左成军。因此，在编队调整中，王洪合任组长，我被调整为副组长（内定组长是区委书记，副组长是区长）。学习了一个多月，春节过后，1949年1月，我们华东南下干部，从青州坐上火车连夜行军，天亮到达临城（今枣庄薛城）。在这里我又遇到了另一批日照的南下干部，他们与我们不是一个大队，但是同路行军。2月底到达了新沂（新安镇）。为了行军的方便，领导部署，要轻装前行，棉衣棉被全部上交，发放新的单衣军装，配戴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志，同军队一起，边打仗、边学习、边行军。为了躲避敌人的空袭，有时夜间行军。当时火车上运的、路上走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山人海，百万大军浩浩荡荡过江南下。
接管旧政权 建立新政权
南下干部经风沐雨，日夜兼程，用双脚走过了从华北到华南的山山水水、迈过了从黄河到长江的沟沟坎坎，历经数月的艰苦跋涉，体验了在北方没有体会到的酸甜苦辣。1949年4月22日从杨州出发，经六圩渡过长江，夜里行军，因天气不好，有雨、有风，路上又泥泞，领导交待，不能掉队，附近随处有国民党散兵游勇，十分危险，大家提高警惕。经镇江到丹阳县车站，一夜行军近100里路，在互相帮助下，没有一个人掉队。1949年5月，我们一队进入浙江。到达浙江嘉兴县后，滨海地区各县抽调的100多名南下干部组成全县的整套班子，我被任命为嘉兴县新篁区人民政府区长，负责接收5个旧乡镇政府。
分配工作后，立即展开了接收政权工作，主要有三大任务：一是接收旧政权，二是剿匪，三是征借粮。旧政权县下一级机构没有区这一级，只有乡镇，南下接管后，我们成立了由几个乡组成的区级机构，我所在的区由5个乡组成。在接收旧政权工作中，主要接收旧政权的人员、档案、财产、枪支等。对待原工作人员，一部分经审查后可暂时留用，一部分人员遣散回家，指令他们交出所有枪支弹药和财产，守法不得对抗人民政府。刚接收政权后的剿匪任务非常重。那时的土匪人员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国民党军队的残留人员；被遣散回家的旧政权工作人员；旧乡长重新组合成为部分土匪头子（我所在的区里的一个乡长就成了土匪大队长，还有几个中队长也是旧乡长）；解放前已有的土匪以及地方恶霸地主武装。各种人员组成的土匪非常狡猾，手段极其残忍。他们在军事上采用打游击的办法同我们进行武装斗争；通过混进我剿匪武装队伍、内外勾结等方式杀害我方人员；运用杀害向我们反映情况的人民群众的方法，孤立我新生人民政权。由于土匪的猖獗，到达新区不久，日照南下的两名干部在同一天都牺牲在了土匪的枪口下，一位是王店区区委书记王洪合（现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泉子庙社区人），另一位是王店区武装干部李乐楼（现岚山区后村镇人）。尽管土匪异常疯狂，但政权在我们手里，人民群众拥护党的领导。要巩固新生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必须坚决消灭土匪。在剿匪过程中，除留下部分干部看守机关外，我带领干部区中队主动出击，发现有敌人就不惜牺牲一切，坚决围剿。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新篁区的土匪彻底消灭。在全县的剿匪过程中共牺牲了6位南下干部。
我们在新区的征粮叫征借粮。大批解放军南下，需要大量的粮食支援前线。同时，新区刚刚成立，为了稳定物价，恢复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也需要粮食，粮食问题已成为关系新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因此，征粮是当时南下干部接管政权工作中的一件大事。由于新区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反动残余势力还很多，特务、地方恶霸、土匪的破坏，以及部分群众不理解、不配合，我们的征粮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难，许多南下干部在征粮过程中付出了血的代价，甚至是生命。因此征粮过程也是与土匪、反动势力斗争的过程，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但还是完成了任务。
到达新区后，江南陌生的饮食、气候、生活习惯，加上奔波劳累、缺医少药，我们南下干部普遍的受到两大疾病的折磨：一是长期“打摆子”，二是疟疾肆虐。说起这两大病，我不得不说在新区牺牲的日照南下干部王洪合同志。1949年9月份，我们到县委开县委扩大会议，这种扩大会区委书记和区长都要去参加。在会上，我遇见了王店区委书记王洪合。疟疾的折磨，工作奔波的劳累，原本身材魁梧高大的王洪合已非常消瘦，体质较弱，再加上忙于工作好久没有理发，看上去异常憔悴。当天的扩大会，上午布置剿匪任务，县委副书记沈如淙讲话，中午饭后开会人员办完各自事情后回到自己的分管区。我跟王洪合分手时，两人互相道别，没想到这一别却是永远！王洪合返回区里，到达区委工作点人和乡素门里时已是晚上9点多。他感到筋疲力尽，非常疲劳，但考虑到剿匪任务的重要性，不顾身体有病，立即安排民运委员惠恒彩（女同志）到王店去通知区长皮西胜，明日上午召开区委会，贯彻会议精神，并派人护送。住户张春官见此状，就去请医生。王洪合还派通讯员鲁金宝到双云乡通知组织委员李芝常来开会。可有谁知道鲁金宝却勾结土匪张春林通风报信，透露了王洪合身边没有保护的情况。正当医生毛世英进屋，土匪也冲了进来，在王洪合重病在身的情况下，土匪绑走了王洪合同志，在里屋的武装干部李乐楼也被一起绑走。绑走后，两位同志被土匪枪杀，王店区中队也随之叛变。以后经组织批准追认王洪合同志为烈士。为纪念他，把牺牲所在地王店区人和乡改名为洪合乡。叫着英雄的名字，现在洪合乡已成为以生产羊毛衫而远近闻名的洪合镇。
1951年10月，社会基本稳定，新生政权建设工作顺利完成，组织派我到浙江省委党校学习。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顺利结业，我留在省委组织部，成为省委新成立的建党整党工作团成员。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在土改前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大型企业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已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机关单位开展整党工作。开始，我们在杭州市的大中型企业等单位进行了半年的建党工作，建党贯彻“积极、慎重”的方针。1952年12月，组织派我们工作团到温州农村整党，我被分配到乐清县，任县委整党办公室主任，兼任虹桥区委第一书记。当时，因温州是老区，老党员比较多，所以不需建党仅开展整党工作。整党主要是对党员教育提高认识，纯洁组织，提高战斗力。开展了一年多的整党工作后，1954年撤销整党工作团，我留在温州投入到地方建设工作，任乐清县委常委、组织部长。1956年调泰顺县，任县委书记。1964年调温州地区任专署科委副主任，专署工业党组副书记。1975年10月，调温州市委任常委、组织部部长，主管干部工作。1979年3月，被省委任命为温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副市长）兼财办主任、党组书记、常委。1982年到温州市政协工作，先后任三届政协副主席。1994年离休后一直生活在温州。
60年来，我因曾为江南的解放和建设贡献力量而感到无比自豪，无尚荣耀。我是幸存者，许多战友在我面前倒下了，他们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江南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富强，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温州解放60周年的今天，我更加怀念光荣牺牲的战友。我们渡过长江，我们南下接管新区，用的是鲜血和生命，凭的是精忠和壮志。今天回忆历史，鞭策自己、更是鞭策后人不忘过去，继承革命先辈们的光荣传统，体会今天幸福的来之不易，感悟人生奋斗的真谛。
60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生我养我的故乡，时刻牵挂日照的亲人和朋友，经常关心家乡的发展和繁荣。工作时，难有闲隙亲自踏上家乡的热土。退休后，急切回到家乡看望亲人和朋友，亲身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回到家乡，看到今非昔比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高楼大厦，游人如织的金色沙滩，海天广阔的滨海风光，腾飞发展的经济社会，热情文明的故乡人民。我为家乡的发展变化感到自豪，同时又为没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而感到愧疚。日照作为新兴滨海城市，发展空间广阔，发展条件优越，我确信在日照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日照的未来会更加美好！同时祝福家乡人民幸福安康！
（整理人：王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