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我国处于历史转折关键的一年，1月，淮海战役刚一结束，山东蒲台县委便遵照华东局党委指示，布置动员南下工作。当时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家住在山东省蒲台县乔庄区常家村，我当时只有19岁，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任乔庄区妇联主任。我在南下动员大会上积极报名，愿为解放大江南贡献自己的力量。县委遵照“自愿报名，组织批准，去者愉快，留者安心”的原则，确定了南下名单，名单中有我。
春节过后，我们回蒲台县报到，于2月11日（正月十四）由蒲台县委所在地三岔出发，到四?地委所在地阳信集中进行整编。我们的正式番号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四大队六中队”。我们中队共12个小队，106个人，我是十二小队的成员。整编后出席了渤海区党委为我们召开的欢送大会。会上渤海区党委书记刘晔同志和副书记刘格平同志分别讲了话，鼓励我们到了新解放区要继续发扬革命传统和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和新解放区人民服务。为了让我们安心前往，在会上宣布：“凡参加南下的干部其家属，一律享受军属待遇。”
第二天，我们便告别了故乡人民，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根据中央决定，华东全体南下干部要集中到华东局党校进行一次短期的培训和学习。我们离开惠民到了确山，在确山住了两天。中队长（县长）告诉我们准备乘火车去沙沟，我们乘的火车是没有顶的敞车，没有吃的，没有座位，没有厕所，大家听了都很紧张。因为大多数同志都没有乘过火车，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第二天，每人发给一大块锅饼（约有两斤多重）和一个咸大萝卜。上火车前大家有的忙着上厕所，有的吃发来的大锅饼。
3月2日下午5点来钟，我们在确山站登上了一辆没篷盖的拉煤的货车，车里到处是煤屑黑乎乎的很脏。我们顾不了许多，一个挨一个地挤坐在一起，腿和腿都交叉开不能移动。正值早春季节，北风凛冽，火车开动寒气逼人，冻得不住地发抖。同志们只好打开自己的背包，把棉被披在身上取暖，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同志们没有一个叫苦的，仍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既感到新鲜，又感到兴奋。乘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早上到达沙沟车站。下车到华东局党校临时住地。沙沟是当年抗战时期著名铁道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中央华东局便住在这里。我们队奉命驻沙沟以东离沙沟四五里地的金马驹村，在那里进行为期20多天的学习。学习很紧张，我们每天要跑好几里路以外去听报告、上大课，回到住地进行讨论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1949年元旦献词、城市各项政策、入城纪律以及进入新区应注意的事项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结束后，进行了军事编队。每人发了两套军装、两双军鞋、一顶军帽、一个茶缸，统一配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补充了武器。小队长（区长）、指导员（区委书记）都有手枪，一切行动军事化。大队政委彭瑞林同志报告时说：“我们现在奉命渡过长江向上海进军，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大家听了拍手称赞，但愿早点渡江。我们学习结束后离开华东局党校向南进军，由于战时运兵忙，交通紧张，我们只好乘坐闷罐车。闷罐车多半是运输牲口的，车里处处是粪便垃圾，发出一阵阵恶臭，比原来乘坐的敞车更糟，又臭又脏。比敞车好的是比较暖和，大家都紧紧地挤在一起，腿和腿都交叉开不能转动，有时实在太累了腿都麻木了，就和交叉腿的同志交换一下位置，一满车厢的人都紧紧地挤在一起，暖暧的，当时车厢里的气味可想而知。不论有多脏、多臭、多累，同志们还是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和坚定的意志，都毫无怨言地战胜了各种困难。火车驶离山东，途经徐州抵达蚌埠，住下后中队长通知每人都要减负，除去自己的米袋外，个人的东西不准超过10斤重。中队长拿着秤对每个队员进行行李过秤，并对每个人进行身体体检，身体弱的同志，特别是女同志身体不好的，就退回去一部分，我们县就留下我一个女同志。后来从七中队调给我们一个组织部长孙凤桐同志和他的爱人李玉如同志，这样一来我们六中队106人中就有我们两个女同志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离开蚌埠抵达安徽合肥，住在合肥西北五华里外的一个自然村，休整待命。五天后，我们步行南下直达巢湖，往巢湖走的这段路上，走得很艰苦，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打背包、烧饭。以小队为单位两人一班轮流烧，有时饭还没有吃好就吹集合哨，我吃饭慢，来不及吃饱就拿块锅巴跑去站队。一般出发都在早上4点半至5点钟左右，越往南走雨水越多，早上看着天气还好好的，不多一会就下起雨来，大家都没有雨具，只好淋着雨行军，淋得落汤鸡一样，一会出太阳又把人晒得难受，衣服就这样淋湿了又晒干了。因此，有的同志落下关节疾病。当时，每人自己都有一条十多斤重的米袋子，一条棉被还有个书包加上自己的几件衣服，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4至5点钟才住下，有一天走了130多里。每天的宿营地都是大队在前边都指定好的，告诉我们每天晚上要到哪里宿营。有一天走到平时该宿营地的时间了，老乡们都说到村还有八里多路，又走了很长时间，问问还要八里路，那天大家累得实在够呛了，到达宿营地有的同志不管分配给自己的地块有无泥水，把被包一丢躺下就睡。后来才知道那天走了130多里地。有时碰到好天，太阳晒得又热又渴，没有地方找水喝，有一天我口渴得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拿着自己的茶缸到稻田地里去舀水喝，田里的稻苗已有四五寸高了，水也有稻苗的一半深，水的下半部分施了黑黑的一层肥，我刚用茶缸把水舀起来，就听到队里一个同志大声叫我：“小同志呀，这水不能喝呀！喝了肚子里就都是粪便了。”我回头向人山人海的部队行列笑了笑，把水倒掉快步赶上我们的队伍。在行军的路上，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头发剪得很短，军帽一戴，不认识的同志看不出我是个女同志。也因为我那时年龄小，个子也小，在男同志堆里更显得矮小，我们中队里很多老同志一直叫我：“小常”。像盖新民同志和杨绍庚同志他们去世前，还是叫我小常。其实，我听着很亲切，只有老同志才会这样叫。
行军路上我们的队伍和战斗部队在大路上向一个方向走，战斗部队人多都走在路当中，我们一般都走在路边上。有一天，我们行军离长江近了，敌人的飞机不断来扫射并散发传单，战斗部队的同志军帽上都插上些树枝防空。有一天，敌机来了好多架在上空盘旋不离，我心里有点慌，停在路边望着天上的敌机，这时战斗部队的行军行列里一个同志一边走着，朝我笑着说：“小同志呀，不要怕，天上的麻雀那么多，它的大便也拉不到我们头上呀！”他只管自己走，根本不理上空的敌机。我看到那人山人海的战斗部队，同志们个个都雄赳赳气昂昂的那股神气样子，哪里还在乎那几架敌机，我心里也不慌了，不管敌机怎样飞来飞去，只要前进大队没有吹哨子，下命令停下来，就放开胆子快步往前走。
经过了长途跋涉到达长江北岸的无为县姚河村，这里紧傍长江，内河港汊遍布，可与长江相通，是个渡江作战训练的好地方。我们奉命在此地进行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大家忙着把大米用锅炒熟装袋作渡江后食用，为了便利随军工作，我们南下干部都编入了野战部队。我们六中队编入二十五军的七十五师，部队渡江前各中队的女同志统一集中在八中队跟二十五军军部一起过江。我们都一起住在江边的民房里，晚上顺江看去炮火连天，有我们向南岸打的，也有敌人向北岸打的，整个江面上被炮火笼罩着。大家都高兴地说：“我们很快就渡江了，快了，快了。”快到半夜了，有个女同志叫起来：“坏了！”大家都吃惊地问：“怎么啦？”那位女同志说：“我来例假了。”大家都笑起来了，“你们还笑，我无法处理了，这样炮火连天的晚上到哪去买草纸呀！”我说：“不着急，我有办法，我的棉被里的棉花是新棉花，我一路上都用它来应付。”这样一开头，渡江以后好几个女同志买不到草纸都来跟我要棉胎用。这样到了温州我的棉被的棉花只能当枕头用了。4月22日上午9点来钟，我们乘船过江了，上岸看到敌人丢在江边的机枪还有子弹，我们过去在地方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新的机关枪，我们向前走着，在一个破房子边上靠着一个国民党的伤兵，叫着：“大军们，救救我呀！救救我呀！”过江以后我们一帮女同志一起走了一段路，那时我认识了刘波同志、孙杰同志。有一天，刘波同志洗的裤头不干，行军时用根树枝挑在肩上。大家都和她开玩笑说：“刘波同志扛的哪个国家的国旗呀！”大家都笑个不停。我们走到镇江就和二十五军分开，回到我们六中队，又开始徒步长途行军了，南方的路比北方的路难走得多，我们来自渤海大平原，走惯了泥土平路。南方的雨水多，山路多，走起路来困难很多，整天淋得全身湿漉漉的，一步一滑，迈一步退半步，遇到红土地带，像粘粒沾在脚上，我们都是穿的布底鞋，走不了几天路鞋破了，脚趾露出来了，很多男同志路过战场时从国民党死兵脚上脱鞋穿。我走一天，脚上的水泡像黄豆大的有几个，晚上用针挑破，第二天走起路来像针扎一样痛，走走又从破皮的地方生出水泡来，痛得走路像个瘸子。
每到宿营地，中队划分哪个小队住哪一块房子，不管条件怎样都要住，有时上面盖着天，地上都是水，大家只好向老百姓借些稻草铺到水地上，一放背包就躺下睡，太累了连背包也懒得打开，有时打开被子放在稻草上，不到天亮被子就湿透了，连自己衣服也弄得湿漉漉的，行军还要背着湿漉漉的棉被。因此，遇到有水的宿营地干脆不打开背包靠着被子睡，不打开第二天还轻得多。行军到杭州时，我们被分到一个小学校里，我把两个课桌弄在一起平平的睡在上边，高兴极了，一路上这是最舒服的床。没有别人拥挤的感觉，自己可以随便转动。
在行军途中最困难又不好说的就是大小便问题。我们是六中队，前面有好几个中队，后面有七中队再往后还有几中队我不清楚，只知道跟着部队快走不能掉队。行军中基本上不停下休息，有时遇上敌人飞机轰炸，大队命令停下才能停下，就算停下来也到处是人，作为一个女同志也无法方便，还有南方的厕所和北方不同，北方的厕所最简单也有一围墙，围在里方便，路人看不见，这南方路边村头所有的厕所除顶上盖点稻草外其他全部对外开放，这样的厕所不要说女同志，就是北方来的男同志也不敢光顾。因此，在出发前不敢喝水，只能忍一天，等到达宿营地再解决。
我们奉命继续前进，到达丹阳县的新来镇待命，准备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等待早日进驻上海，可是这个美好愿望未能实现。中央根据战局的变化调整了原来的部署。鉴于杭州敌军溃逃，浙江全部解放急需大批干部，华东局根据浙江省委的要求，决定把四大队干部全部分配浙江工作。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即动身，从丹阳新来乘火车到无锡，住了一夜。第二天，乘小轮船经过苏州到达杭州。这时正是5月17日，我们六中队住在卖鱼桥。在杭州期间，大家都感到杭州很美，真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要留在杭州也不比上海差。事与愿违，我们并没有留在杭州。在省委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的欢迎南下干部大会上，谭启龙书记报告讲：“现在温州已经解放了，需要干部去那里开展工作，所以省委决定并经华东局批准，四大队（除留个别领导带少数同志留杭州外）全部到温州去。”这一决定引起了很大波动，当时有很多同志思想不通：“上海进不去，杭州又不留，只好到温州‘充军’了。”听说古代封建王朝，犯罪常有被判决到温州充军之说，真正困难是话听不懂。无论如何，革命者要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决定，最后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是，也有个别同志思想不通，我们小队的张成文和张济昌二人表现出情绪不好，当时，小队指导员和小队长分别和他们谈话，他们二人表面上接受了，晚上还是开小差逃跑了，连我的米袋子也偷去了。他们二人是叔侄关系，一个是组织委员，一个是武装干事，南下时内定的。
我们在杭州住了几天，接到命令随二十一军进驻温州。我们离开杭州乘火车当天到达金华住了一夜。第二天，徒步行军到永康。我们行军本来都是六中队排在七中队前面，当我们离开金华不远，大队部来人说：“现在是七中队走在六中队前边了，命令我们跑步赶过七中队到前边去。”这个命令一下，把我们可累苦了，我们跑呀、跑呀，正常行军是在路当中走，要赶过正常行军的队伍就要从路边跑，我们中队还没有全赶过去，我只感觉眼前一黑就晕倒在稻田边上了。七中队的同志们看到了就对上来的同志说：“六中队一个小同志晕倒了。”我们的小队长王存良同志发现少了我，马上离队往后跑，看到我在稻田边上坐着，那时我觉着自己腿很软想站站不起来。小队长把我扶起来替我拿着背包慢慢往前走，看到路边有个卖水的，向人要了些水喝，喝了水感觉舒服多了，这时我听到上空有飞机声音，同时听到大队哨子响，命令行军队伍全部停下防空。大队全部停下来了，队长扶着我慢慢地走到我们的队伍中，我看到同志们都散坐在田埂上。我也坐下接过我的背包，打开把我的一件坎肩和一条小毯子拿出来放在田边不要了，再也背不动了。我们小队的方金壁同志说：“你这东西丢了太可惜了。”我说：“你要就拿去吧，我背不动了。”老方同志开始不想要，我们队伍要走了，他看了看还是拿去了。我们从金华走到永康，然后由二十一军的汽车送到缙云，我们步行经过丽水到青田，改乘小船到温溪。船到温溪时，从山上跑下来很多穿蓝制服戴八角帽的浙南游击队的同志们，热情地叫我们：“解放军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欢迎你们！”当时，我们把船靠到岸边和游击队的同志亲切握手，互相问候，当我们船离岸很远了，还看到游击队的同志们站在山头上向我们挥手。
我们于6月3日晚上到达温州市，到温州后我们中队先住在百里坊八字桥，我们小队住在一资本家的走廊里，那段时间天天下雨，风一大雨水都淋到我们身上，我的被子淋得很湿，又没有太阳晒。他家里从乐清逃来好几个地主亲戚，房间是不让我们进的。他家的一个保姆很好，看我们淋雨，弄了一条草席挂在走廊边上挡雨。我还是被雨淋了感冒发烧。我们用他家灶烧饭，木柴都很湿，烧不起火来。那个保姆偷偷地把煤油倒在柴上帮我们点火烧饭。
后来，我们中队同七中队一起住进建华中学（现在的六中），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分配。当时，敌机不断来骚扰，我们经常到郊外去防空。我们天天都要学习，主要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也学习些温州方言，了解温州的人情风俗。’ 1949年7月1日在大众电影院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二十一军和我们华东南下干部共同参加了会师大会。二十一军政委康志强同志和南下大队的领导同志及当地党政领导都讲了话，到会的同志们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从此，我们就下决心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不论南下干部还是当地干部，团结一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建设温州美好的未来。
我们在建华中学住了一段时间，省委决定经华东局批准，四大队一分为二，1、3、6、7四个中队由大队长李铁锋同志带队留在温州，我们六中队一分为三，中队长田云涛同志带一部分到青田县，政委戴尚义同志带我们到了平阳县，还有组织部长孙凤桐同志带一部分人到乐清县。8月中旬，各队按照地委决定及时到达各县，县委召开了欢迎会师大会，制定了分配方案，有的同志留在县里，有的到区里，我被分配到平阳县民运部工作。至此，结束了我的风餐露宿，长途跋涉。自2月中旬从山东出发，历经半年，行程4000多里，直达江南温州。从此，我们便在这里扎下了根，与温州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同舟共济，共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