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正当他奋发读书，立志将来做一个有出息人的时候，家乡遭到土匪洗劫。他家房子被烧光，东西被抡劫，全家人逃往曲阜城里。家庭的不幸，使他心灵蒙上阴影。他开始以疑惑的目光，来探视世上的种种不平和人民的深重苦难。同时，他更加刻苦自学，以求深造，于一九二六年夏考取曲阜省立二师附属高小。一九二八年六月，高小毕业，又考入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此时，正值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济宁省立七中进步师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掀起了反独裁、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在这火热的革命洪流中，钱杰东感奋不已。他的眼界大开，思想觉悟发生了新的飞跃，很快从一个参加者成为运动的骨干。一九二九年夏，学校当局以“带头闹学潮”为名，将钱杰东开除。钱杰东离开济宁省立七中，在进步师生的同情帮助下，通过原济宁省立七中进步教师、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楚步成的关系，转入正谊中学读书，并将原名钱汝滨改为钱杰东。
在这里，他结识了进步同学程铭汉、鹿省三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鲁迅、蒋光慈、郭沫若等人的著作和马列主义书籍。新的学习环境和新的斗争生活，使他的思想逐渐充实起来。他开始从一个要求进步、主持正义的学生转变为自觉革命的战士。一九三一年，他加入了共青团。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经常到历城、一师、北园乡师等处参加革命活动。一次在齐鲁大学开展活动，被敌探察觉，幸而提前得讯转移，才幸免于难。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党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这时，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青岛、济南等地学生，准备组织南下请愿团，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请愿抗日。钱杰东积极地参加了这一革命行动。他和同学们一起，冒着漫天风雪，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到济南车站卧轨截车，向市民和士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经过六天六夜的坚决斗争，迫使韩复榘答应备车，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
一九三二年七月，钱杰东在正谊中学毕业，报考济南省立一师未取，遂由党组织介绍到博兴县以教书为掩护，积极组织师生宣传新文化，介绍进步书刊，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当局只打内战，不抗日的行径；并多次组织师生进行罢课。钱杰东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博兴县党部的注意。是年底，便指使学校将其辞退。钱杰东被辞退后，回到家乡稍住，又到济南市，与省委取得联系，在省委直接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山东省委由于叛徒出卖，遭到大破坏，各学校的党组织也受到严重损失。由于钱杰东的革命活动有些暴露，组织上确定他转移隐蔽。这年暑假期间，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即聊城后期师范)，编入九级三班。这时，聊城党的活动也和全省一样处于低潮，共产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钱杰东同志暂时不能开展活动，便秘密了解情况，团结同学，为恢复和发展聊城师范的党组织作准备。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形势渐趋稳定，钱杰东同志即开始进行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工作。首先，发展了杨绪铭同志(即苏明)入党。翌年春，联络共产党员盛北光、王连级恢复成立了聊师党的中心支部。盛北光任中心支部书记，王连级任组织委员，钱杰东任宣传委员。接着钱杰东又介绍耿荆山、赵芳洲二同志入党，并积极培养耿伟、任汝舟、史占岐、邵玉琢、李相三等为党的发展对象。中心支部还担负起聊城、阳谷、寿张、堂邑、冠县等地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在四月的一次会议上，钱杰东提出以合法形式组织同学开辩论会，宣传革命思想，扩大政治影响的建议，得到支部的赞同。当时拟定两个题目，一是“国家政权是否对人民有利？”二是“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辩论分两个小组，一组站在国民党政府所谓正统派一边；另一组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一边。为了取得合法权利，他们以召开学术讨论会的名义向教务处作了请示汇报，得到了教务主任黄沧溪的同意，并用同样的办法取得了国民党聊城师范监视学生活动的冯训育员的认可(外号冯狗子)。这样，在合法的形式下，狠狠揭露了国民党及其黑暗政府的反动阶级本质，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使国民党正统派遭到惨败，在全校产生极大影响。事后学校当局虽知事情严重，但由于事先批准，却不敢追查，真是有苦难言。
一九三五年冬，“一二·九”运动发生。为响应北平学生运动，中心支部发动全校师生游行示威，并计划组织“赴京请愿团”。校方闻讯，惊慌万状，命令不准在校内集会；聊城国民党党部也派军警阻挠。钱杰东同志此时已发现患有肺病，但他不顾疾病的痛苦，终日活动在群众当中，领导学生同学校当局和国民党顽固分子进行斗争，同学们称他为“铁钱”。这次斗争，由于省委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未恢复建立，没有得到上级党的正确领导和有力支持，因此没能取得赴京请愿的胜利。经过这次斗争失败的教训，使钱杰东认识到取得上级党领导的重要性。于是，这年冬天，他和盛北光同志冒着纷飞的大雪，骑着自行车，顺黄河大坝，经阳谷，过范县，行程三百余里，到濮阳古云集一带寻找党的关系，终于在春节后与赵健民同志取得联系。
一九三六年春，韩复榘为建立地方武装，扩大势力，在济宁建起乡村建设训练处，命令全省十二处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接受一年的训练。钱杰东等共产党员根据省委的指示，在乡建训练处建立了党支部。由张元修同志任支部书记，盛北光同志任组织委员，钱杰东任宣传委员。支部建立后，领导学员同国民党乡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赶出了留学意大利、带中将衔的军事主任。在这些政治斗争中，钱杰东同志始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三七年二月，钱杰东同志受训结业，分配到乐陵县第三乡建学校任教育主任。他到乐陵后，即成为中共乐陵县委宣传委员，参加领导该县党的工作。在半年的时间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知识界建立了党组织。“七·七”事变后，他根据党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地方上层人士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乐陵县长同意，在全县各乡师和农村建立了抗日武装。当南犯日军逼近黄河，兵分三路进攻乐陵县时，钱杰东同志和杨绪铭同志率领第三乡校武装部队和该地区的农民武装，在庆云一带展开阻击战，战斗打得残酷激烈，双方半天一夜相持不下。后来敌人调来大炮轰击，西、北两路敌军又占领了乐陵县城，钱杰东同志所率部队受到三面强敌夹击，撤退时，由于缺乏战斗经验，部队失散。钱杰东同志突击重围，辗转到了泰安，找到了省委。
一九三七年底，日寇突破黄河侵占济南，沿津浦路长驱南犯，形势异常紧急。根据省委的指示，钱杰东回到家乡泗水县，准备组织建立抗日武装。
钱杰东到家后，很快和地方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改名江洪，又投入紧张的抗日救亡活动。此时，他的肺病已有明显的发展，身体越来越虚弱。父母、妻子都十分担心，劝他在家静养。但他一心想着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他不停地奔波在泗北农村，到处联络进步青年和各阶层人士起来抗日。家里成了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聚会的场所。周蓝田、乔海秋等一批共产党员经常在这里研究工作。
一九三八年一、二月间，泗水党组织响应省委的号召发动了武装起义，周蓝田、管戈、刘海岩等同志带领队伍参加了省委领导的四支队。钱杰东同志看到许多党的骨干离开了地方，便向省委请示批准，在曲、泗边缘区建立了中共曲泗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曲泗工委)。钱杰东、乔海秋成为工委主要负责人。为了加强地方党的领导，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曲泗工委一面派夏云、武雨琴、夏风到国民党七十五大队(国民党顽固分子秦启荣收编的地方武装)做争取工作，一面致函四支队二团要求派武装干部帮助工作。四支队二团政委程照轩接信后马上派张林夫、周庆标返回泗水，省委也派红军干部薛云亭和周蓝田到泗水工作。不久，七十五大队一部分人接受了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泗水县独立营，成为泗水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六月中旬，山东省委派孙汉卿同志来到泗水，在高峪乡东侯家庄外茔地里召开了泗水县党的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泗水县委。孙汉卿任县委书记，周蓝田任组织部长，武雨琴任宣传部长，张林夫任青年部长，夏云任统战部长，乔海秋任二区分区委书记，钱杰东同志因病重只任县委委员。十月底，孙汉卿同志调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曲泗宁县委，由周蓝田任书记，钱杰东同志带病接任组织部长。一九三九年一月，周蓝田同志调泰山特委工作，钱杰东同志接任曲泗宁县委书记。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和艰难的生活环境，钱杰东同志完全置自己的疾病于不顾。他带领县委一班人，奔波于汶河以南、泗河以北、津浦路以东的广大区域，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地开展对敌斗争，为地方党组织建设做出了贡献。在一年的时间里，巩固和发展了曲泗泰宁边区根据地，先后组建了九个区委，近百个基层支部，发展党员二百余名，还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了数百名战士。同时，建立了交通联络站，利用东庄“自治会”的公开名义，先后护送了罗荣桓、陈光、朱瑞、徐向前、肖华等首长过往铁路线；为一一五师挺进鲁中、鲁南、滨海做了大量的侦察、警戒、带路掩护等工作，还掩护一批伤员在地方养伤，为主力部队输送大批物资和传递信件，使曲泗宁边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九四○年二月，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曲泗宁县委撤销，钱杰东同志调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组织部任干部科科长。不久，调任第一区党委三地委组织部部长；六月，鲁南区党委成立，钱杰东同志又调鲁南区党委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在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期间，终因积劳过度病逝在莒南县换头沟村，年仅二十九岁。
钱杰东同志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奋斗的一生。他从走上革命道路起，就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奋进。他的生命的火花是短暂的，但他忘我的革命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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