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七月后，山东省乌云密布，聊师党的活动也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党员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聊师的党组织和全省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一样，已处于革命低潮。杰东同志善于蓝排球等体育活动，加之待人诚恳，和蔼可亲，又时常活跃在群众之中，因此，他到聊师后，政治面貌掩护得很好，不久，取得了新老同学的好感，团结了一大批群众。三四年下半年，政治空气是渐趋稳定，杰东同志开始做发展党员的工作，杨绪铭同志(即苏明，原为湖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现离休）就是他那时培养发展的党员。
一九三五年春节后，我休学一年期满，回聊师复学，正好插入杰东同志所在的九级二班。杰东同志看到我来校报到，如同久别重逢的亲兄弟，急忙抓住我的胳膊说：“大哥!(‘大哥’是当时同学们称呼我的代名)你回来啦!”他看看周围无人，接着对我说：“七级的同志们(指总支书记刘书林等同志)去年暑期已毕业离校，八级的同志们都在忙于毕业会考(全省通考)，从去年以来，党支部一直没有恢复成立，我们现在急需重新建立党支部!”这是我们见面时，他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那时，省委还没恢复建立起来，聊师的党员与阳谷县委取得联系。在杰东同志的要求下，和王连级(字晋三，后改为王晋亭，已牺牲)同志交换意见后，我们当即和杰东同志召开会议，决定由我们三人负责恢复成立了党的中心支部。他二人推选我为中心支部书记，连级同志为组织委员，杰东同志为宣传委员。这个支部建立后，联系、领导了聊城、阳谷、寿张、堂邑、冠县等党的工作。
在聊师党支部重新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聊师的政治情况，并研讨了党组织过去的活动不讲策略，有盲动主义表现，发展组织有从感情出发，审查不严的现象，致使党组织过早的暴露，造成党的损失。从接受经验教训出发，我们确定了利用合法的权利开展政治斗争并制定了广泛联系群众，严密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的计划。杰东同志对以上问题，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要求批准杨绪铭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一九三五年四月间，他又介绍耿荆山入党，同时，杰东同志还担负着培养发展赵芳洲同志入党的任务。
一九三五年四月间，在一次党支部工作会议上，我们讨论如何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宣传活动，扩大政治影响的时候，杰东同志提出利用合法形式，组织同学开辩论会的意见。我们一致认为这个意见好，议定了两个辩论题目。一是“国家政权是否对人民有利”？二是“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计划先辩论第一个题目，后辩论第二个题目，并确定由王连级同志和我负责组织一、二小组。王是第一组，站在国民党政府所谓正统的一面。我为第二组，站在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一面。为了掩护我们的政治面貌，各自在一、二班同学中，选择三四个缺乏政治头脑、又爱活动的地富子弟和在同学们中间有一定影响的同学参加辩论组。会后，我们为了取得这次辩论会的合法名义，我和王连级同志先向教务处作了请示报告，教务主任黄沧溪认为这是学术讨论会，很高兴地赞赏了我们一番，也没问辩论什么题目，就同意了我们的辩论会，因此，我们取得了教务处同意开辩论会的合法名义。但是，按我们的计划，正统组在辩论中必须失败，劳苦大众组必须胜利，这样，在辩论会上就得狠狠揭露国民党及其黑暗政府的反动统治，同时又要大大宣扬马列主义，这样势必引起校内反动分子对我们的怀疑。这时，杰东同志献出一条妙计，问我：“大哥，你是否可以找冯训育员借书去!”一句话提醒了我。冯训育员是“CC”分子，是国民党派到聊师监视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反动代表，故同学们给他个外号，叫“狗子”。我立即去了训育处，进门首先喊了声“冯老师”，“我们准备开辩论会，题目是‘国家政府是为人民利益的’我是站在反对一面的，我想不出辩论词，你是否可以指点一下，借给我几本书看看？”冯见我很尊敬他，高兴地连声说：“好嘛!你们开辩论会很好。”立即给我介绍两本书，要我到图书馆去借，并指着他写在纸上的书名：“你要特别看看这本《国家与革命》!”我保存着冯写的借书条子，也确实到图书馆借了这本书，这样，我有了大发言论的官方依据。辩论会号召全校同学自由参加，九级一、二班同学几乎全部到会。大会辩论了两个半天，“正统”小组遭到惨败。由此轰动了全校，学生中的几个反动分子鬼鬼祟祟向“冯狗子”、校长孙芳时报告了辩论大会的真实情况。当局追查谁呢？教务处、训育处、“冯狗子”有苦难言!他们气极败坏地下了个通知：“停止辩论，不准再开辩论会”。
五月初，党支部批准耿荆山同志入党不几天，杰东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又提出一个建议，他说校当局已不准我们开辩论会，我们是否可以向校方推荐耿荆山同志兼任教员，增设乡村情况一课？我们帮他选教材，由耿讲，以此宣传农村革命问题。我们都同意这个建议。杰东同志和我找到教务处长，说明我们再一年就要毕业到农村任教，我们都不懂乡村情况，图书馆管理员耿荆山先生阅读的农村书籍不少，并很有研究，是否可以请耿先生给我们讲一课？教务长认为这是新课目，对他的教务工作是个好建议，他欣然答应。他说要给耿先生商量，每周给我们讲两小时，两个班增设四小时的课程。由此，荆山同志每月增加了几十元的薪水。他每月交五元党费，订购书报杂志。荆山同志讲课口才虽然不佳，但由于党内同志宣传讲授内容，造舆论，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杰东同志在那时已发现有肺病，但他艰苦朴素，不怕疲劳，为党工作。课外时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操场上，终日活动在群众中，同学们送他个外号“铁钱”。他联系、培养发展的党员对象有耿祎、任汝舟、史占歧、邵玉琢、李相三等。“一·二九”运动中，我们党支部发动全校同学，带动二中同学游行示威，响应北平学生运动，计划到南京请愿。校方闻讯，命令不准在校内集会；聊城国民党党部亦联合军警准备破坏游行。我们秘密串连，改乘星期天到城外南大堤汇合，计划由东关进城举行大游行。校方得知后，让“冯狗子”在大门口监视、盘查、劝说、威胁，“兰衣社”分子和几个反动学生，也从中破坏，因此只有部分同学冲出校外，按时到达了汇合点。这些同学中大部分是杰东同志联系、发动来的。待我们返校继续发动同学集合开会时，学校当局恐慌万状，宣布提前放假，布告停止伙食，不准留校住宿，故而我校“一·二九”学生运动，赴京请愿未成功。事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由于省委两年多没有恢复建立，我们失去上级党的领导，不能和外地组织联系，对当时党的斗争政治形势，只能从报章杂志的字里行间观察消息，从各地朋友同学中得点信息，尤其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没有上级党组织指导，更深刻地感受到象没有娘的孤儿!那时，党支部里的同志们都怀着十分苦闷的心情。当时也是杰东同志提醒了我们。他说：直南(即冀南)党的斗争蓬蓬勃勃，我们为何不去河北省找党？找到河北党组织，就找到了北方局(我们当时认为河北党是北方局直接领导的)。曾听申蕴璞同志(原名申景玮，现为申云浦)讲过，他在暑期小学教师训练时，遇到濮县古云集小学教师魏伯滔(现在河南工作)，魏的言谈举止很象共产党员。杰东同志和我约定，就顺着这个线索去找党组织。
在腊月里一个寒天，大雪纷飞，杰东同志和我骑着自行车，经阳谷城，顺黄河大堤，过范县南关，天色黄昏时，赶到了濮县城北古云集，在学校访问到魏伯滔同志。我们诚恳地向魏说明了来意。魏讲他是外地人，来此不久，不了解本地情况，的确没有党的组织关系。我们谈到深夜十一点，他不得已(见他出去找人商量几次)才把我们介绍给该校事务员(据魏说是事务员)张介夫同志。张讲他也没有组织关系，他只能介绍一位朋友，是陈楼小学教师张承一先生，看他能否帮你们找到党的关系，并当即给我们写了介绍信。次日，我们辞别了魏、张二位教师，奔向了古云集东北十数里外的陈楼小学。出村远眺，白雪茫茫，一望无际，一路不见行人。我二人推着自行车，踏着一尺多深的冰雪到了陈楼。陈楼小学座落在村西头，好象一座庙宇改建的。我们敲大门多时，方见出来一个人，把介绍信拿进去。又等多时，才见一位黑面皮的大个子，脚穿草窝(踏雪防寒的草鞋)走出来，经互相介绍，才知此人就是张承一同志，遂将我们迎进校内。杰东同志和我根据魏、张二位同志的介绍及张承一同志小心翼翼的表现，认定张一定是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向他说明了失掉党组织关系的详细情况和失掉关系的苦衷时，张承一同志始终绷着脸。我们交谈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他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答应帮助我们找到党组织关系。半夜之后，我二人只好扫兴告退，准备次日早晨回程。次晨，我们刚要起程，承一同志满面笑容地来到我们住处。他对我俩说：“钱兄!盛兄!请你们先回去，我托朋友设法帮你们找关系，你们回去写个详细报告，过一段时间再来一趟。”我二人听后十分高兴，遂握手道谢，告别。杰东同志一路上兴奋地讲：“组织关系找到啦!找到啦!”春节后，因赵健民同志已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我们未再回去。
一九三五年寒假，杰东同志没有回家，在部分住校备课准备会考的同学中组织罢考活动。三六年春开学后，我们正在开展罢考活动，韩复榘的省政府命令全省十二个师范学校(内含乡村师范)，一九三六年应届毕业生，一律于四月到济宁乡村建设训练处受训。学期一年，名曰大专学校课程，实则为梁淑溟的乡建内容和军事训练。杰东同志编入乡建处一大队二队，我被编入一大队三队。根据省委指示，我二人和乡建处二大队四队的张元修同志(一乡师学生，解放后改名张正乙，上海市民政局长，八三年病逝)建立了党支部，张为支书，杰东同志为宣传委员，我为组织委员。我们党支部发动乡建处八百多名学员赶走了留学意大利、带中将衔的军事主任(法西斯分子)，并开展了对梁淑溟的乡建理论斗争，使梁淑溟两个月的说教失败了。梁淑溟自我结论语中说：“我两个月的心血(讲授了两个月)失败了!”在这些政治斗争中，钱杰东同志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杰东同志爱学习，博学多才，政治上敏感，思想境界高。政治报告、工作汇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每周一次党小组会上每个党员必须讲的三项内容。杰东同志每次小组会或支委会都作有较好的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报告。他对人宽，对己严，每次会都作很深刻、又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我记得六月间，赵健民同志到济宁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后，杰东同志联系实际，检查了过去受立三、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深刻领会了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我们党组织树立、发扬了党的民主作风。七、八月间，训练处放了一个多月的暑假，我们支部的同志都没回家，根据省委通知，杰东、元修和我去济南受训。到济南后，我们三人住在小布政司街路东一家旅馆内。省委派老王(化名)同志给我们作了一个政治报告，给了一些书报杂志让我们学习。我们在学习期间，买了些老咸菜萝卜干，就馒头、大饼、喝开水。在济南，我们共学习了十多天，在学习讨论中，杰东同志是发言最多、最活跃的一个。我认为在我们三人中，他学习的最好。
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受训结业后调集济南，住韩复榘三路军教导团的营房听候分配。不久，杨绪铭同志被分配为校长，杰东同志为教育主任。杰东同志与绪铭同志商定到乐陵县开办第三乡村建设学校。据绪铭同志讲，杰东同志到乐陵后，即为中共乐陵县委宣传委员，参加领导了该县党的工作活动。在乐陵半年多的时间内，杰东同志和绪铭同志培养发展了本校指导员、事务员入党，并在训练的青年壮丁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还在地方知识界开展了党的发展工作。
“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发展武装抗日的指示，对地方上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在乐陵县长的同意下，全县各乡校都组成百余人的游击队。那时国民党复兴社提出所谓“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向我党争夺抗日武装。杰东同志通过党组织和进步人士，利用蒋介石“守土抗战”的口号，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拉人要枪向南逃跑、破坏抗日的企图。乐陵县在我党组织的带动和影响下，动员全县人民拿起了刀枪，组成了万余人枪的抗日武装。日军南侵济南时，从德州和沧州经惠民两路进犯，由于乐陵组织了全民武装抗日，东路日寇只好绕道庆云、阳信侵占了惠民。日军进攻到黄河沿岸后，复又组织兵力，分东、西、北三路围攻乐陵县。杰东同志和绪铭同志率领第三乡校部队和该地区的农民武装，阻击东路之敌，经半天一夜的激战，敌我相持不下。这时，日寇的大炮猛烈轰击，加之南、北两路之敌已占领乐陵县城，杰东同志带领的部队，在三路敌军的攻击下，敌强我弱，新组织起来的地方农民武装缺乏战斗经验，在撤退时失散。杰东同志和绪铭同志冲出敌人包围后，经过韩复榘撤退后的空城济南府，到泰安找到了省委机关。据说杰东同志以后曾任过曲泗宁中心县委书记和鲁南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等职。他在战争年代艰苦奋斗，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于一九四一年病逝于莒南县。
杰东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同志热情诚恳，为国家民族，为党的事业不怕流血牺牲。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东同志虽然早逝，一生短暂，但他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是大的，对鲁西、鲁北、鲁南的建党工作是有功劳的。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杰东同志和我们永别已四十余年，他的革命业绩我们却记忆犹新。他为革命而奋斗的精神永远鼓舞我们前进，杰东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冯永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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