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玉同志逝世的前两天，我和我爱人王莹秋到医院去看望他。临走时，他支撑着十分衰弱的病体，以惊人的毅力紧紧握住我的手喃喃地说：“再…见…了！”我忍不住转过身去，暗自抽泣。
他走了，但他那魁伟的身影、音容笑貌，却久久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回想起在他的领导下和他一起工作的往事，怎么也忘怀不了这位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共产党员对我的终生教诲。
我在楚雄生活了十二年，一直是在文玉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农村工作。他在指导农村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使我至今难忘，受益非浅。
文玉同志作为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对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严肃认真，毫不含糊的。他特别注重结合本地区实际贯彻落实，反对“依葫芦画瓢”。他经常说，照搬上级指示是最省力，也是对人民群众最不负责的态度。为了更好地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在工作上非常注重点面结合，调查研究。他每次从省里开会回来，首先不是忙于开会，而是到下面去作调查，然后才开会传达贯彻。他对各部门负责人也是这样严格要求的，如果哪个部门负责人汇报只讲上级指示如何如何，而提不出如何结合实际贯彻的意见，是要挨他批评的。他十分注意县委书记深入基层的情况，要求地委农村部经常了解县委书记到基层调查研究的情况。
王文玉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我当时作为地委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之一，感受尤深。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农村部作为党委的参谋部门，一定要吃透两头，要经常深入下去了解实际，调查研究，给地委提供第一手材料，不能坐办公室。不能靠拍脑瓜子出主意。记得在合作化初期，有一部分合作社办得比较差，我们通常称之为“后进社“、“薄弱社”。有一次我在向地委汇报时，对这类社办不好的原因说得很笼统，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很不具体。文玉同志听后很不满意，他要我深入下去，解剖几个麻雀。经过调查，发现后进的原因不只是个领导问题，而是有四种情况。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针对这个情况，文玉同志要我到楚雄三区和区委一起办了全区三类社的干部训练班，集中具体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提高管理水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绝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它反映了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合作化高潮过后，合作社普遍出现了经营管理混乱的情况。当时我和农村部的几位同志研究起草了一个加强经营管理的意见，文玉同志看后觉得一般化，便组织了几个工作组到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去作调查，然后集中调查结果。在他亲自主持下，由我和另外一位同志起草写了《高胡二主任对定额管理的对话》，以生动活泼的对话形式，通俗易懂贵的地把 如何搞好定额管理，从思想认识到具体做法、政策界限，讲得清清楚楚。这本小册印发后，对全州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全省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文玉同志这种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指导工作的领导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六十年代初，文玉同志在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楚雄州普遍推行了农业生产连续承包责任制，解决了集体生产中中耕管理不顾质量的老大难问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对保证农业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这种责任制形式受到了省里有关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斥之为“变相单干”，是“滑向了资本主义”，是“方向问题”。当时，我参加了省里召开的这次会议，感到压力很大，回来后立即向地委作汇报。文玉同志听后，沉思良久，最后毅然表示：“连续承包，深受群众欢迎，对发展集体生产，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我看不要去层层纠偏了，那是给群众泼冷水，责任我们承担，连续承包这个提法不好，可以改一改嘛！”这种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大无畏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虽然，“连续承包”这个提法不再提了，但这种责任制形式却得以延续下来。实践证明，这种责任制是行之有效的，是群众在发展集体生产的一个创造。
粉碎“四人帮”后，我有幸又跟王文玉同志一道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他已担任省委常委、省纪委常务书记。1979年夏，全省旱情严重，省委组织了若干工作组到旱情严重的地州指导工作，文玉同志带领了一个工作组到曲靖 ，我和李同芬同志参加了这个工作组。文玉同志到曲靖后，立即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抗旱栽种经验，帮助下面解决实际困难，他在在调查中发现水利条件好的地方扩大栽秧面积的潜力很大时，立即叫我写了一篇评论给云南日报，提出在抗旱中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要搞“一刀切”，在水利条件好的地方要千方百计扩大栽秧面积，以保证全面增产。这篇评论，云南日报很快就发表了，这又一次反映了文玉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1979年 7、8月间，我和李同芬同志又一次跟随文玉同志到思茅地区工作。他虽已年近古稀．但却风尘仆仆，带领我们跑遍了思茅地区各个县，并亲自到一些社、队进行调查研究。当时，由于农村政策还没有很好解决，“四人帮”的流毒尚未清除．边疆她区农村相当困难，农民口粮不足，生活困难，有些农民到境外去背粮食回来度荒。但是，农村却有大量荒山坡地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田头地角、山坡小片荒地无人耕种，主要原因是政策不落实，农民不敢种，怕说是搞“自发”、搞“资本主义”。针对这种情况，文玉同志和地、县领导找群众座谈，提出了鼓励农民利用田头地角荒坡荒地扩种粮食，谁种谁收；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扩大农民的自留地；千方百计多种粮食，解决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这些措施在当时还属于政策的“禁区”，随时有被扣上“方向问题”帽子的可能。记得在澜沧县县委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上，文玉同志讲了这些意见后，当场就有一位公社党委书记站起来指责说，这些办法是助长搞资本主义，不赞成。文玉同志冷静地表示，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多种粮食，发展生产，对社会主义有利而无害，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我们共产党不能看着农民饿肚子不管，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思茅地委书记张文英同志很支持文玉同志的意见，在全区推行。结果当年粮食大增产，据当地同志估计，文玉同志提出的这些措施使思茅地区多增产了上千万斤粮食。
以上这些点滴回忆，贯穿起来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印象，文玉同志不愧是一个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典范。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受“左”的影响，工作中也犯过一些错误，误伤过一些好同志。但是，公正地评价他的一生，我觉得文玉同志是值得永远受人尊敬和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