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年底的一个傍晚。
艾崮山区一个僻静的山村旁，随着一声“喀嚓”的刀响，一颗罪恶的人头掉在了地上。
罪有应得，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这个被处决的叛徒，就是出卖灵魂，死心塌地充当日寇鹰犬，两手沾满我抗日军民鲜血的民族败类，原中共黄县县委社会部长王兴一。
王兴一血债累累，死有余辜。
一、投机革命
“七七”事变后，举国上下抗日呼声高涨。1938年4、5月间，八路军鲁东游击七、八支队东上黄县与胶东特委及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胜利会师。蓬、黄、掖等地抗日浪潮风起云涌，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及抗日武装不断建立和发展。方圆数百里，回荡着抗日救亡的战歌…．
同其他革命洪流兴起一样，抗日救亡的洪流的到来，也是激流滚滚，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革命队伍内部不可避免地混进一些投机分子。
王兴一就是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名投机分子。王兴一，原名姜玉川，清朝末年出生于龙口市（原黄县）柳杭姜家村一个小康家庭。他从小就对那些“有奶便是娘”的变色龙式的人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也曾在东北等地当过店员，做过工。其间，他十分注意效法“变色龙”式人物的处世方式，阿谀奉承、圆滑世故、投机钻营，很快熬上了个小工头，又熬上大工头，通过克扣工钱，捞到了一笔数目不少的款。
正当他使出浑身解数，想跻身上层社会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的炮声粉碎了他的黄梁美梦。他不得不回到老家。在抗日热潮席卷黄县大地之际，他见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政人员，惹人注目，倍受尊崇，便觉得跻身共产党的行列参加抗日，有利可图。干好了，混上个一官半职，可以光宗耀祖，门庭生辉……于是，便于1938年6、7月间，参加了自卫团，凭着他左右逢缘的本事，很快当上了乡自卫团指挥，同年10月，又混入中国共产党内，1940年后又得冠以中共黄县第四分区委组织委员和分区委（即六八十区分区委）书记的头衔。
王兴一官运亨通，春风得意，更加百般施展手段，处处表现自己。他经常越级汇报工作，夹包袱送礼物，投个别领导所好。对同志、部下，则称兄道弟、拉拉扯扯、吃吃喝喝，施以小恩小惠，把一些剥削阶级的庸俗作风带到共产党内。有时他也装得道貌岸然，公正无私。他的侄子姜新贪污了我抗日政府的购枪款，在一次喝酒中，姜新酒后失言，向王兴一吐露了真情。王兴一当即向县政府告发。王兴一这一行动，从外表上看，似乎是铁面无私，但实质上是先发制人，防止其受到连累。
王兴一的良苦用心，得到了北海地委个别领导的赏识，于是乎便平步青云。1940年10月王兴一当上了社会部副部长，旋即又出任社会部长。“揭底就怕老乡亲”。对王兴一的为人，黄县县委领导及他的同们事，都是深深领教过的。还在他任第四分区委组织委员之时，分区委书记杜世良同志，对他的为人就很看不惯，曾多次批评过他。结果却被他恶人先告状，借向上级写工作报告之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将杜世良“参倒了”，他得以取而代之。他任社会部长主持锄奸工作期间，背离县委的领导，独断专行，还时常打县委领导的小报告，甚至无中生有，诬陷同志，对此，县委书记矫枫同志极为愤慨。
二、叛变投敌
“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力。不是“劲草”“真金”的王兴一，同其他投机分子一样，是经不起严峻的革命斗争环境考验的。
1941年后，抗战形势日趋恶化。其时，日伪军对我根据地除了进行残酷扫荡、蚕食、伪化之外，经济上还实行严密封锁，致使我根据地地盘缩小，供给不足。抗日军政人员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出现了严重困难。有时不得不吃糠咽菜，露宿山头。对此，以投机为目的参加革命的王兴一，岂能心甘情愿？
当时，县委机关常驻黄县东南部山区。身为社会部长的王兴一，不主持县委日常锄奸工作，却经常借工作之名，跑到黄县西部的敌占区北马一带吃吃喝喝。有时竟耀武扬威地回到老家，找人为他唱戏，以示其“荣耀”。更有甚者，大天白日骑着自行车四处招摇，致使其行踪完全暴露。
1941年6月1日上午，正当王兴一在北马街“玉泉居”黄酒店开怀畅饮之际，汉奸特务周声远领着龙口宪兵队闻讯扑来，当场将王兴一捉住，押往龙口宪兵队。
傍晚，宪兵队审讯室内，阴森可怕，室内摆放着多种刑具，皮鞭，老虎凳、烙铁等，一应俱全。
对于一个真正的民族义士来说，严刑拷打，算得了什么？而对于王兴一这样一个投机革命、不识廉耻的懦夫来说，却产生了特殊的威力。当他走进审讯室时，立刻吓得肌肉痉挛，魂不附体…… 在一旁的日本宪兵队长福元和翻译官桥河（朝鲜人，本名金悌焕），看出了玉兴一是个“孬种”，当即进行了威胁、利诱：投降日寇，效忠天皇，金钱、官职、美女应有尽有，否则骨断筋残……
面对敌人的恐吓引诱，王兴一头冒虚汗，利与害的算盘拨了好几遍。他想：过去自己参加抗日，无非是为了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今日，投靠日本人，不同样可以做官、享受吗？况且，昨天还得转山沟，穿粗衣，风餐露宿，每月只有两元津贴，明天，金钱、美女唾手可得……罢、罢、罢！人生几何，何不及时行乐?万不可因一念之差，而使皮肉受苦，枉送性命……
就这样，日寇没动一鞭一棍，王兴一这个民族的败类，便出卖了灵魂、祖宗，投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
为了博得敌人的青睐，王兴一主动供出了其任社会部长时，掩埋在蓬黄交界处一个村庄的枪支、文件等，并亲自前去起回，作为其效忠日寇的晋见礼。
三、为虎作伥
王兴一效忠日寇，日寇则格外“恩赐”，赏以大笔金钱，赐给一官半职。据此，王兴一住洋房，娶姨太，花天酒地……对日寇感激涕零，日寇也看到了这个叛徒的价值，便充分利用，先是秘密送他外出参加短训，而后为其提供特务活动资金、场所、武装。敌人先后在龙口和平街和中盛街开设“西怡商行”和“新乐天”饭店，名为作买卖，实是特务活动老巢。敌人为了实现破坏我党政机关的阴谋，还专门拼凑了以日本军曹冈野为班长，以王兴一为骨干的“剿共班”。
王兴一这个民族的败类，从其叛变之日起，就死心塌地充当敌人的鹰犬，开始了其自绝于共产党、自绝于民族的罪恶生涯，走向了罪恶的深渊。
策反我党员干部，破坏我党政组织。王兴一利用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我地下党组织及乡村政权的方便条件，采用威胁、引诱等手段，先后将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拉下了水。十区区长王雨亭，社会部干事陈兆新，六区交通员战延风，二行署便衣殷文芝，×区中队战士逄日藻等十余人，都是被王兴一策动投敌的。柳杭姜家等几处党支部也先后被王兴一暗地收买了。对六、八、十区一些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王兴一等汉奸特务，则窥测他们逢年过节麻痹之机，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夜晚跳墙进屋，逐个“对付”。王兴一等利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先后捉去我地下党员及干部数十人，1942年春节的一天晚上，由于王兴一告密，虎山区委刘成同志被四名伪军逮捕。刘成临危不惧，趁三名伪军出外敲诈群众之机，挣断绳索，虽身受重伤，却逃了出来。
建立特务组织，刺探我军情报。1941年底，王兴一在冈野的授意下，四处网罗反共爪牙，旋即将周声远、李英士等12个地痞流氓及叛徒拼凑起来，建立特务情报网，安插在六、八、十区各处，有的打入我政府内部，六区交通员战延风便是其中之一。汉奸特务四出活动，到处搜集我党政机关及牙山根据地的军政情报，使日寇的气焰更为嚣张。
扫荡我根据地，杀害我党员、干部。1942年6月，内奸战延风窃取了我县委五月间在六区洼子学校召开县委会的情报，便报告了王兴一。王一边向烟台日军头目报告，一边指使叛徒陈兆新将我六，八、十区的村庄及区乡干部的住宅略图绘好。6月19日，烟台宪兵队长石川熊作拼凑了烟台、龙口、威海宪兵队和黄县警备队及伪警察所的日伪军300余人，由“剿共班”特务带路，突然将我根据地横沟、洼子、台上殷家等十余个村庄团团包围，妄图将我参加县委会的干部一网打尽。由于我参加会议的同志及早发现敌情，安全转移，使敌人的阴谋落空。但敌人不肯就此罢休，所到之处，残杀无辜，捉人抢劫。当天，敌人就残酷杀害我无辜群众10余名，捉去我乡村干部群众100多人。
日伪随即又利用王兴一等叛徒作活地图，妄图将我黄县西南部山区根据地的党组织及乡村政权一举摧毁。6月21日凌晨，日伪军采取拂晓奔袭的战术，兵分三路，突然将十区尚家、大小陈家、予家庄等村包围，捉去干部群众200多人。我被捕的党员、干部及抗日积极分子，被押到龙口后，经叛徒王兴一，陈兆新等逐一辨认，全被认出，计有党员20人，干部及积极分子90人，他们惨遭敌人毒手。敌人对他们吊打非刑，百般摧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装进麻袋吊上大粱棍捅棒打……其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我被捕同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其中11人惨遭杀害。共产党员被押往济南监狱，最后多数壮烈牺牲。还有75人被发往东北通化铁矿当劳工，不少人冻饿而死，其余的被送往黄城集据点扣押起来。
由于王兴一的叛变投敌，致使我黄县西部地区的党组织和区、乡、村抗日政权，蒙受一场浩劫。一时间，黄县西部地区人心惶惶，抗日形势极度恶化，十区连续有几任区委书记遭敌逮捕，六、八、十区党组织及抗日工作陷入瘫痪状态。
四、被捉归案
王兴一叛变后，为献媚主子，曾炮制了一套险恶毒辣的阴谋。本年内全部瓦解并逮捕黄县六、八、十区政权及干部；翌年破坏县委、县政府及群众团体，继而破坏北海地委及专署。
正当王兴一为实施其破坏我党政机关的阴谋而自鸣得意之时，殊不知也正是他的末日来临之际。
1942年6月19日，王兴一发现在被捕群众中，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文玉的哥哥，顿时喜形于色。这是一条策反王文玉的重要线索。王文玉掌握着黄县各级党组织的重要情况，一旦把他拉过来，那么，破坏黄县县委，县政府的打算，岂不指日可待？于是，王兴一便亲自“召见”了王可准，假惺惺地说：“我和你家老二是老朋友了，他是个好人，很诚实，都是我把他带坏了。你捎个信给他，让他不要再干八路了，当八路太危险了。要做生意，我给他拿本钱，要去外地，我给他拿盘缠……回去后，务必叫你家老二给我写个回信。”最后，王兴一还交代了龙口甲王家村他小姨子家为双方联络点。
王可准回家后，只是简单向母亲谈及这件事后，便搁置不理。几天后，王兴一见王文玉没有回音，立即派了四个特务，黑夜闯进台上李家（时属游击区）王可准的岳父家，将其岳父毒打一顿，威胁逼问遭：“你女婿答应的事，为什么不办？如果再不办，拿你问罪！”王可准的妻子得知这一情况，哭闹着让王可准履行诺言，不要抓着他父亲遭罪。王可准万般无奈，不得不把王兴一让王文玉回信的事告诉了林淑兰（王文玉之前妻，时任洼子村党支部书记）。
王兴一叛变前两年曾任黄县第四（六、八、十）区分区委书记。当时王文玉是镇南乡乡长。王兴一经常到洼子村“检查工作”或路过镇南乡去县上。因此，王文玉经常接触王兴一，并为王兴一安排食宿。王兴一对王文玉十分信任。
林淑兰听了王可准所谈的情况之后，私下猜测：可能是王兴一在那边干够了想回来。于是，便抱着孩子，骑着毛驴，同王可准一道来到甲王家王兴一的小姨子家，与王兴一见了一面。林淑兰通过交谈才得知：王兴一非但不想反正，而且还妄图策反王文玉。林淑兰十分气愤，回家后将王兴一痛骂了一顿。
7月下旬的一天夜晚，王文玉到黄县西部开展工作顺便回家。王文玉的母亲和林淑兰便将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王文玉。王文玉听后当即感到此事非同小可，需要马上向上级汇报。于是，找人到横沟村请来了黄县各救会会长王佐群同志。两人经过一番分析、研究，迅速识破了王兴一企图策反的阴谋，旋即赶到县委驻地界沟姜家，把有关叛徒策反的情况向县委作了详细的汇报。
王兴一叛变后，我抗日军民无不对其恨之入骨，纷纷要求县委和政府严惩。由于叛徒深居简出，我方一直无从下手。跟下机会终于来了。根据王文玉的汇报，县委当即决定，将计就计，活捉王兴一。县委迅速拟出了智擒叛徒的详细计划，并报请地委批准。
一场特殊的战斗开始了。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县委立即从县公安局挑选了四名虎将，有王朗、李虎、戚常福、史梦朋，再加上王文玉五人组成特别锄奸小分队，并由王文玉带领前去执行任务。同时，王文玉回家通知王可准说：“王兴一让我给他回信，我就不给回了，等四甲王家集那天，我们一块去。我在外边等着，你去把他叫出来，我和他见面。”
7月31日晚饭后，锄奸小分队带足一天的干粮，趁着夜色，从界沟张家出发了。出发前，县长孙执中亲自向他们交代了任务和应急方案：得手后，情况紧急就当场将其处决；情况不急先押到高梁地里，等天黑再返回根据地，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白天将其押回根据地，并强调要尽量捉活的。最后，他要求锄奸小分队每个人都要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定把叛徒捉到。大家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而后，县长专程把他们送到界沟刘家村北。午夜，王文玉带领锄奸小分队抵达“伏击”地点，埋伏在附近的高梁地里，王文玉又连夜返回洼子村找其兄王可准。是日晚天降小雨，王文玉的衣服全被淋湿。为了不被哥哥这个老实人发觉我方的意图，致使在接头中露出破绽，他赶忙回家把衣服烘干，傍亮才和哥哥一起出发。王文玉来到接头地点后隐蔽起来，王可准去龙口通知王兴一。
为了慎重起见，锄奸小分队具体商定了活捉叛徒的方案：王文玉先出来与王兴一接头，以分散叛徒的注意力，其他四人出其不意从叛徒背后动手。
8月1日下午两点左右，叛徒王兴一及鬼子翻译官金悌焕，随王可准由龙口大摇大摆地朝约定地点走来。
“老二，快出来吧，他们来啦l"王可准在外面喊道。“听见了!”
王文玉边答应边做好战斗准备。而后，从容不迫地从高梁地里大步走出来。
王文玉左手拿着草帽，右手紧握手枪，用草帽将手枪盖住。王文玉与叛徒在大路上相距只有几十米远了。看见这个作恶多端的叛徒，王文玉怒火中烧，恨不得一枪结果他的狗命。但王文玉牢记着领导的嘱托，要捉活的，只得暂压怒火，强作笑脸，镇定地朝叛徒走去。
“兄弟，终于把你盼来了。”王兴一一见到王文玉便欣喜若狂地叫道。
叛徒一高兴，便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把金翻译官落到了后边。正当叛徒伸出手来与王文玉拉手之际，殊不知迎接他的却是一支乌黑的枪口。
“不准动！”
王文玉大声喝遭。
说时迟，那时快。隐蔽在高梁地里的四位勇士，突然冲了出来，仿佛从天而降。王朗和李虎从背后下了王兴一的枪。金翻译见状，撒腿就跑，史梦朋顺手朝金翻译开了一枪，把金翻译的帽子打飞了。
为了防止敌人追击，王文玉命令史梦朋、戚常福二同志留下掩护，自己同王朗、李虎押解叛徒。
王文玉等押着叛徒刚刚离开。突然，史、戚二同志几乎同时发现龙口方向离他们约二三百米处，有敌人疾速扑过来。
两人当即钻进了高梁地，朝敌人接连射击了几梭子弹。
原来，叛徒王兴一老谋深算，他自知自己罪孽深重，为防意外，带了一个中队伪军紧跟在后边。由于我方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使敌人措手不及。此外，又遭到我方猛烈的射击，不知我方来了多少人马，吓得一窝蜂似的向龙口方向逃窜。
史、戚二同志完成掩护任务后，由龙口西南海岸线绕道返回了根据地。
王文玉等三人押着王兴一，一口气跑到安家。叛徒王兴一连累带吓，瘫作一团。为了不耽搁时间，他们找来一头毛驴，把王兴一的眼用黑布蒙上，捆到驴身上。当天下午押到横沟村，交给我抗日政府。
正巧，当日下午县委在台上殷家村召开庆祝“八一”大会。县长孙执中当即在大会上宣布了活捉叛徒王兴一的消息。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纷纷高兴地说：“活捉叛徒王兴一，胜过拔除敌人一个大据点。”
多行不义必自毙。王兴一这个民族的败类、革命的蠹虫终于走完了他罪恶的道路。根据抗日政府的法令，王兴一被判处了死刑。
（原题目《王兴一覆灭记》李秀杰、张可盛整理，刊登于龙口党史资料第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