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自建党以来，是多灾多难的。反动派加强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和破坏，白色恐怖严重，致使省委机关多次遭到大的破坏，全省往往长期失去党的统一领导和上级的联系。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斗争。杰东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杰东同志于一九三四年曾冒险到河北地区找党的组织，但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党员之间又禁止发生横的关系，想找到上级党的组织就难上加难了。以后杰东同志曾对我说：平原乡村师范有位老师叫马霄鹏，听说是一位老的共产党员，要我去联系一下，因我与马不熟，就没让我去平原。后来终于通过赵健民同志与北方局取得了联系，北方局于一九三六年派黎玉同志到山东恢复了山东省委。
杰东同志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长期找不到上级党领导的情况下，他仍坚定不移地为党的事业工作着。当时的形势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来说，确实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一九三四年我们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敌人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说什么红军已被消灭等等。杰东同志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政治上的坚定性，他仔细阅读敌人的报纸，向大家作政治形势分析。他指出：在天津《益世报》的报导中，常常在字里行间披露出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转战各地，蒋介石正调集各方面军进行围剿，怎么能说红军已被消灭了呢？这不正说明红军正在与敌人周旋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吗？他告诉大家，看报纸要在这些地方找情况看消息，识破敌人的谎言。经他这样地分析，使大家很受鼓舞，在黑暗中看到曙光，增强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杰东同志在失掉上级党领导的情况下，仍然像一颗火种燃烧着。他以他的朴实诚恳的品德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交友广，待人诚，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渠道联系群众，开展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他积极动员党员和同学订阅当时进步书刊，如《世界知识》、《大众日话》、《永生》、《读书生活》等几十种。对于进步的或处于中间状态的老师他也尽量接近，做他们的工作，他还利用各种课外活动广泛联系群众。如韩复榘的一个旅部驻在聊城，他的球队常到聊城打篮球，杰东同志则利用打球的机会，结识了他们的队长“大个子”(外号），而且相处得很好。当他发现一个叫张锡仁的队员是我的老乡又是小学的同学时，他要我主动与张接近，交好朋友，以便通过这些工作，使我们能了解到当地驻军的情况，有无对我党或进步人士进行政治迫害的举动以便及时防备。回想起我们在聊师学习活动三年，未曾遭到敌人的破坏，是与杰东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我们九级同学，本来应该在一九三六年的暑期毕业，由于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派”梁漱溟利用韩复榘(当时任国民党的山东省主席)来扩大其乡建派势力；而韩复榘则利用乡建派来巩固他在山东省的军阀统治；所以，他们将山东省应届毕业的八个师范学校的学生(五个后期师范三个乡村师范约七八百人)进行六个月的集中训练。我们大家为了避免毕业就是失业的危险，也就参加了。当时杰东同志对我说：“目前集中的八个学校的同学中，会有共产党员和不少的进步同学，这可能成为一次进步青年的大汇合；但也是反动势力的大汇合。虽然韩复榘与国民党蒋介石有矛盾，但他们对革命的反动却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这一点。我们要反对他们的反动性，利用他们的矛盾，争取一切有利于抗日的因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对乡建派的改良主义，要揭穿其不谈抗日，只片面地强调解决中国人的“贫、愚、弱、私”就可以富国强兵的错误理论，促使其面对现实，走只有抗日才能挽救国家民旅危亡的道路。杰东同志一再向我们指出：我们不要头脑发热，要清醒地估量形势，讲求斗争的策略。党员之间，一定要严守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条原则。免遭敌人的破坏。
我们当时就本着杰东同志所谈的这些精神广泛地接触同学，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同时还每天在日记中写了对形势及乡村建设的看法。当时规定每个同学所写的日记，都要交给训导主任批训。每个大队设训导主任一人，专门负责乡村建设训练工作。我们三大队的训导主任是高赞非(此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即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了我们的抗日队伍)，他虽然是由乡建派派来的，但对乡村建设的观点并不那样坚持一成不变，所以在我的日记中经常提出对形势及乡村建设的看法，不断提出问题，他也经常在我提出的问题上加批语，形成了通过日记的方式和他进行讨论问题的局面。
我们结业分配工作方法，是由乡村建设训练处发榜，公布、分配的原则大约是：凡后期师范毕业的多分配为乡农学校的校长或教育主任；凡乡村师范毕业的，多分配为指导员(当时他们设的指导员，是对农民生产的指导)或事务员。我当时被分配为校长，杰东同志为教育主任。同时规定：校长可以在同学中任选一人到一个乡农学校去工作。我征得了党组织的同意，与杰东同志分到一起，我们是在一九三六年底分配到山东省乐陵县第三乡农学校工作。杰东同志和我作了分工，校内的工作绝大部分由杰东同志负责，我则负责校外及上层关系的联系(即对县及各乡校等上层关系)。我们乡校对抽调学员训练，作了这样的规定：即抽调人和枪都按土地多少分摊。为了避免抽调地富子弟，同时规定可以出钱雇人参加受训的办法，所以参加训练的学员多是贫雇农和中农。杰东同志对学员除抓紧日常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外，还发展了一部分党员。对处理民间纠纷，主要进行说服调解；对封建势力欺压农民，则采取恩威并施的办法，进行说理斗争；对祸害乡里严重的人或恶霸地主激起民愤的，则进行严惩。所以我们赢得了群众的拥护。群众称我们为“青天”而封建势力则称我们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致使日寇肆无忌惮地向我疯狂进攻。在华北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拉秦德纯迫使宋哲元投降，以后又在冀东成立殷汝耕伪政权。宋哲元军队中的很多士兵，受到平津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抗日情绪高涨，致使宋哲元不敢公开投敌。在这种骑虎难下的形势下，宋哲元借故回故乡(乐陵县)休养来躲避，他在接见全县乡农学校校长时，讲了几句抗日言词。杰东同志要我出面，利用宋哲元的讲话，将我党抗日打游击战争及“十六字诀”指示的精神，向县长提出了积极准备抗日的建议，得到了县长的采纳。我们借机在乡校成立了一百人的游击队，积极发动群众起来抗日。我们的方针是：有人的出入，有枪的出枪，把全区的武器都抽调出来了，我们成立了钢枪队、土炮队、大刀红缨枪队，我们乡校当时被组织起来的群众约二千余人，其中有钢枪一千多支。乐陵全县武装起来的号称一万人枪。这在当时来说，对日寇能不算是个威胁。所以后来日寇向山东入侵时，首先沿津浦铁路向南，直达济南以北黄河的泺口镇。另一路从天津南侵，经河北省的庆云县，到山东省的阳信县，再经商河县到达泺口镇。当乐陵县陷入敌人的后方以后，才又回头分三路向乐陵县城进攻。
乐陵县的封建势力，主要是宋哲元的本家亲族，对广大群众统治欺压。他们可以随便抓人、打人、甚至打死人可以不偿命，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有一次一个叫宋三瘸子的(不记得他的名字，只知道他这个外号，是宋哲元的远门族叔，群众呼为宋三爷)，打佃户的冬枣(这种冬枣落地即碎，佃户看到心痛，赶快向他央求：“三爷，我帮你摘”。却当即被宋三瘸子一顿竹杆打死(后来又苏醒过来)，群众偷偷报告给乡校，我们便将宋抓到乡校，打了五十军棍送往县政府。县商会会长宋春元(宋哲元的二弟)找了县长，随即被释放，事后县长找了我谈了他过去的经验教训。他说：他本人在肥城任第一任县长时，也和我一样，向封建势力进行了斗争，结果被带上脚镣手铐解往济南。他说，好在自己还有门子，所以很快获释放。他接着说，第二任县长就来到这里，当时主席(指韩复榘)训话时问我：知道不知道乐陵县是谁的老家，我答是宋委员长(即宋哲元)的老家。韩说：“知道就好，去吧。”就这样我就来乐陵县上任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也说了一些意见和看法，他接着说：“不能只凭青年热血，认为猛冲直闯就可以办好事的，有时适得其反。”接着我们进行了畅谈，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如何发动群众抗日、敌人来了要打游击战等。他还讲了，各派(指国民党CC、复兴社等)都来乐陵争人夺枪，他如何应付了他们。还说，宋春元想以请客的名义，请我与宋三瘸子见面，也被他婉言谢绝了。从此乐陵县的抗日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时间太短，我们没有经验，很快就遭到日寇的进攻，致使我们的工作未能打下基础。
由于杰东同志艰苦朴素作风的影响，我们乡校与群众同甘共苦。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三十二元，杰东同志是二十八元，我们除了维持日常必要的开支外，其余全部缴纳了党费，未往家寄过一分钱。杰东同志常说：“我们党的经费没有来源，我们有了今天，应当全力支援党。”
当时上级党曾指示我们，日寇打来，不能正面冲突，由于敌强我弱，要学会打游击战。并指示：如果敌人打来，要把队伍撤到沿海的沾化、利津县一带大洼里去躲避一下，等敌人的锋芒过去，再转回来打游击战。但是，当时由于我们没有经验，错误地认为土匪会打游击战，所以在我们的游击队里吸收了一部分土匪参加，他们不但不会打游击战，反而因未经改造，群众纪律很坏，致使无法维持，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日寇向乐陵县进攻时，我们乡校正遇上自庆云县向我进攻的敌人一路，共有七辆装甲汽车。我们守的是公路两旁的村庄，公路未来得及破坏，只在公路上放了一些农民的犁耙，加以路两旁农田里，遍地是枣树林，所以敌人不得不下车作战。当敌人尚未到来之前，我去县里向县长汇报。杰东同志率领二千余人赶赴前线布防。等我自县回来也赶赴前线时已是中午，这时，敌人的车队到达，我们即自公路两旁向敌人开了火，战斗约十几个小时，双方相持不下。敌人又从庆云县调来了迫击炮，向我进行了轰击，最后双方都撤退了。当时县城早已失守。由于我们不会进行有组织的撤退，加以日寇也撤退了，未受到敌人进攻的威胁，所以在我们撤退的第二天快天黑时，队伍就完全失散了。我和杰东同志不得不绕道去找山东省委。
杰东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乐观的。当我们去找省委的路上，刮着北风，下着小雪，我们的衣服又很单薄，真是有些狼狈不堪。我有些情绪不好，杰东同志一路给我不少帮助和教育。杰东同志一路唱着抗战歌曲，兴致勃勃地向前走。如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首歌时，我却有些不高兴地说：“恰恰相反，我们是向后退咧!”杰东同志又向我作了许多解释说服工作，他说：“我们是向前走，走向党的领导，重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再走向抗日战场。到处是我们的战场，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要只看到敌人的一时疯狂，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去找省委，绕道走了一个多星期的路程，到达济南。当时济南尚未被日寇占领，但早已成了空城。我们得知省委已撤到泰安，所以又赶到泰安，才找到了省委。经省委指示：凡家乡被日寇占领的同志，一律各回原籍，参加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我和杰东同志就这样分手了。他回到他的家乡泗水县(我和他一起又到他家住了几天。）我回到我的家乡金乡县，参加了县委，和大家一起发动了金乡县的抗日游击战争，组成了抗日游击队，发展了党员，开创了金乡一带的革命局面，当时的形势是很好的。但不幸于一九三九年的八月间，湖西地区发生了错误的“肃托事件”，好党员、好同志被杀害了三、四百人，我也横遭连累，于一九四○年四月调山东分局。路过鲁南时，正赶上敌人扫荡，我们随鲁南区党委转移时，又遇到钱杰东同志。他当时在鲁南区党委组织部工作。我向他讲了“湖西肃托事件”以及我受连累的情况。杰东同志除对我进行安慰外，要我懂得什么叫考验，他说：你自入党以来，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这次“湖西肃托事件”是复杂的，要经得起考验，要相信党，自己没有的问题，党不会加给一个同志的，将来终究会搞清楚的。并说：他也可以给我作证明。我当时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与鼓舞。尽管从那以后，我又经过不少的波折，我一直没有忘掉杰东同志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杰东同志。后来我才听说，他于一九四一年在山东分局党校时，因积劳成疾(我们在一起学习时，他就有很严重的肺病)，不幸因病逝世!
钱杰东同志是我的引路人，我们在白色恐怖下以及抗日战争初期，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朝夕相处五年之久，使我深深地了解他的为人。他是我党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儿子，他一贯地对党忠诚，立场坚定，能团结群众，平易近人，积极为党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多少年来，他的革命形象，使我历历在目。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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